鞠萍：《萍聚》见证我的成长

央视国际 2003年08月14日 13:50

　　红花和绿叶

　　在学校里，我各方面的成绩都不错，无论哪方面都比较强，所以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我干得相当不错，大家都承认这一点，自己也常常为此感到骄傲。这种骄傲情绪时常在同学面前流露出来，大家对我的这一点挺不满意的。

　　二年级的时候同学们为了治治我骄傲的毛病，选文艺委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选我，这对于我来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一直特别自信，文艺委员应该非我莫属，可我这次想错了……一贯挺骄气、挺自信的我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顿时傻了、蔫了好一阵子。但是我很快就振作起来了，对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自己有时说话太不注意分寸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光顾自己痛快，常常让别人下不来台。再说自己一个人红了只能是红一点，百花盛开了才能春满园，光顾自己好了，而忽略了对同学们帮助和团结，那怎么能算好的班干部呢？

　　其实，谁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优点，谁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对自己的缺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后，就从积极的方面去分析它，想办法去改正和克服它，使自己的能更进一步，而不是消极地对待别人的意见，从此一蹶不振。

　　想通后，我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积极了，我主动地协助现任文艺委员干工作，干了许多本不属于自己的事，对待同学也比较谦虚谨慎了，我又重新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同学们认为我还是班里最称职的文艺委员，所以在第二个学期时，我又重新被同学们推上了文艺委员的位置，我跟同学们的关系相处得更加亲密和融洽了……

　　后来，我到中央电视台担任节目主持人后，我们还约好，每年的某一天都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碰一次头。有一年我病了，不能去，为此我还特地让自己的哥哥专程到集合地点跟同学们说明自己不能去的原因，大家都被我的真诚和认真的态度感动，同时又为我的成长感到骄傲。同学们对我有时偶尔的骄傲情绪也不客气，在我被评上十佳节目主持人后，有一次同学聚会时，我随意说了句：“行，我来，那我就是花心儿，你们来当绿叶吧！”同学们打趣地说：“行啦！别臭美了！”我像被提醒了什么似的伸了伸舌头，同学们也都友好地笑了起来。

　　怎么去了电视台

　　1983年少年广播合唱团去菲律宾演出节目，回国后在电视台录像，我是最大的一个，站在合唱中间。节目导演是当时少儿部王达菲，他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主任徐家察。那时的儿童节目没有主持，除了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就是幼儿园老师轮流来教手工，少儿部正想找一个，看这女孩长相还可以，又是学幼教的，先试试镜吧！

　　当时，陈铎老师在广播剧团搞摄影，经常来合唱团拍照，也向徐主任推荐了我。幼儿组的组长是为“阿童木”配音的李真惠老师，就是在她的安排下，我在一个演播室试镜头，唱了一首歌，讲了一个故事，跳了一段藏族舞，弹了一段钢琴曲，那会儿也没化妆，完全是一个本色。表演完了，李老师说，我们要请领导审看，你回去等消息吧！我确实没把这事当回事，因为那时候，少年广播合唱团里我已经是小辅导员了，每月挣20元劳务费，幼师还没有毕业。突然有一天，李老师来电话说，经主管副台长洪民生和徐主任以及台里播音组的审看，你通过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没有学历。1984年，电视台已经实行只要大专以上文凭的人，而我只是个中专生，我是台里特批的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进主持人可严格了，要台领导、用人部门、播音前辈刘佳和赵忠祥一块儿审看，发表意见！从那时起，我开始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教育局、电视台和学校之间，因为教育局的人调出去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爱才心切的徐主任动用了自己的特殊关系，托《东方少年》王路遥主编找当时的教育局局长韩作黎，经过了半年多的拉锯，1984年11月25日，我正式到电视台报道！

　　这一个夏天和秋天，好像过得特别慢，不过，我也没有为这事着多大急！因为在幼儿师范学校由于我表现出色，被留校任教，那是1984年7月。说心里话，我心里挺美的，因为留校可是凤毛麟角。我们年级一共有三个，班长郭雅新留在团委（现在她已经是幼师副校长），黄洁留下教舞蹈，我留在音乐组教声乐和钢琴伴奏。刚毕业除了教课，就是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我是文艺大军的前导队，身穿红色旗袍，手举两束黄色的迎春花，随着施光南《祝酒歌》的音乐，一路走过天安门。我既是老师，又是参加者，排在紧靠天安门这排的第二个。后来我在电视上找了自己半天，也没着到，只看见一片红。

　　要我说，如果当年我没有调进电视台，我会在幼师当个好老师。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生儿育女，一切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也会很满意。知足长乐，是我的人生信条。

　　就在调令还没有完全办好的时候，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我参加主持了第一个电视节目《欢欢的礼物》。

　　第一次主持

　　虽然还没有调进电视台，但是，我已经在电视台开始录制节目了，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由李众导演的特别节目《欢欢的礼物》开拍了。

　　欢欢是个可爱的大熊猫，是由人扮演的大木偶，这个节目主要在演播室录制，也有一部分外景在幼儿园拍摄。

　　我开始琢磨，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后来想到，幼师的陈美颜老师经常出国，有些花样的裙子，于是我借来一件蓝色连衣裙，胸口上别一朵塑料小花，头上梳了一个髻，就这样出来录像。

　　那时候真是气提在嗓子眼，不知话该怎么说。与我配合演欢欢的是一位叫王丛的女孩，穿上欢欢的熊猫棉套子，一会儿就一身汗。再加上我第一次主持不熟悉，经常要按李导演的要求重拍。结果节目拍完了，王丛也累倒了，累病了。

　　刚工作的我后来才知道，王丛当时正怀孕，由于过度疲劳，孩子流产了。听了这消息，我心里难受极了。

　　第一次上镜，使我明白了许多：电视是集体创作的结晶，电视是需要奉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往往把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呈献给电视前的观众，大多数制作人员都是默默无闻，在幕后托起主持人这颗明星！

　　这个节目播出带当时用的是3/4带，我很用心的将它转成Bet带留起来，它记录着我第一次的电视主持过程，也记录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记录着我对电视的第一次感悟。

　　其实早在1982年，在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时，由日本著名童谣演唱家天地总子率领的日本少年合唱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广播合唱团同台联欢演出。当时16岁的我，是这个四十一人合唱团的小指挥。在这个团里，我年龄最大。而日本盛冈少年儿童合唱团的二十一名团员中，16岁以上的团员竟有6名，最大的18岁，指挥的是24岁的松原宽子。

　　在那次儿童联欢演出的节目单中，我的照片被单独放大，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后来中演公司的黄居奎让我去主持冰岛奥尔都图合唱团的访华演出，就有了我在舞台上主持的第一次。

　　在电视上认错

　　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跟以往一样又在《七巧板》里与小朋友见面了。可是这天的《七巧板》节目比平常的《七巧板》节目多了一个以往所没有的内容，就是我面向全国观众，宣读了一封洛阳轴承厂职业高中语文教师戴建明和女儿写给我的批评信，并就信中指出读错的字，向全国小朋友认错，同时向戴老师和她的女儿表示感谢。

　　我想，一个享有盛誉、倍受小朋友爱戴的节目主持人，在发现自己工作中有失误的时候，不能以推托、掩饰来找自己的面子和名声，而应实事求是的有错即改。在小朋友面前袒露自己的错误，不说假话，这种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是在孩子面前起个表率作用。

　　我还能做到不耻下问。我认为知识这东西是不允许装假的，不懂绝不能装懂，如果这一次你蒙混过去了，那么下一次呢？你还是不懂，如果不懂就问，有错必改，那你就可以前进一步。

　　我长这么大就烫过两次头发，烫头发对别人来说是件极随意自由的事，可在我身上就不那么自由了。我第一次烫头发是在上幼师的第一学期。一天，我回到家里，一位亲戚正在烫头发，正好药水多了，一起哄，把我拉过来也给烫了一下。第二天我到学校，才知道违反了校规，因为学生是不让烫头发的，我差点得个处分。我知道错了以后，立刻承认了错误，并且天天洗头，想把头发给洗直了。可是一时半会儿又洗不直，我只好把特卷的地方剪掉了，然后又用好几个卡给卡住，总算是稍有点成效了。

　　第二次烫头发是我在中央电视台《七巧板》节目当主持人的时候，心血来潮地烫了个头发，没想到节目播完没多久，是接到批评我烫发的电话，最打动我的是一封小朋友的来信，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你烫过头发后，有点不像姐姐的样子了，真让我伤心。”我感动得流下眼泪。有一个小女孩在信中写道：“看到你烫了头发，很伤心，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姐姐，是永远不会变成烫头发的大人的。”还有个孩子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过去的姐姐。”这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暗暗发誓，只要不离开荧屏，为了自己的事业，今后绝不再烫发了。

　　第二天，我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作为纪念后，就立刻到理发店把头发拉直了，还特意在电视节目中再次向小朋友表示歉意。因为工作和事业限制，我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3亿多小观众了。在小观众脑子里，我是留着短发，穿宽松衣服的鞠萍姐姐。

　　刚刚过去的7月13日，是中国北京申奥成功两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举国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起了2002年春节前，远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采访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往事。

　　紧急任务

　　2002年春节将至，人们都在掐指计算春节长假来临的日子，欢天喜地地置办年货。寒冷的天气并没有挡住人们呵着热气的喜悦。

　　距离大年三十还有一个星期，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是春节晚会剧组打来的。他们临时决定请我远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采访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和何振梁先生。萨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过年自然特别希望能得到他的问候。剧组要求我带一件中式大红对襟唐装上衣送给萨翁，希望他穿着它拜年。

　　任务非常急也来得突然。我没有准备，没有与摄制组同行，只有靠盐湖城转播冬奥会的体育部的同行们帮忙了。

　　拍摄采访萨马兰奇这天上午，我早早化好妆，7点带着服装和东西坐着订好的出租车，赶到盐湖城体育部记者下榻的Qwality Inn堂。等他们起了床吃完早餐，然后一起前往IBC。

　　我和体育部摄制组一行人来到Little America酒店时，是中午一点多钟。经过戒备森严的安检程序之后来到大堂，见到何先生时他却告诉我们：萨翁临时到比赛场馆发奖去了，得5点半才能回来。我们只好临时改变计划。算了一下，如果打道回府的话，一会儿返回又要过一遍复杂的安检，我做主就在大堂等待吧。我们见大堂一侧有卖冬奥会纪念封的，就上前细看。有一张印着萨马兰奇头像的纪念封十分精美，于是大家各买一张准备请萨翁签名留念。刚买完，体育部联络人告诉说：萨翁提前返回，采访如期进行。

　　握手萨翁

　　在萨翁的秘书安妮和何振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乘电梯来到萨翁的套房。年事已高的萨翁身体欠佳，还做着透析。何先生向大介绍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对他进行新春采访，所以他特意留给我们30分钟的时间。

　　萨翁身穿正式西装，打着领带，神采矍铄。我手捧那件春节晚会送的礼物——红色唐装上衣，征询他是否愿意穿上中国传统唐装，他笑着反问：“为什么不呢？”而且，马上要我帮他套上。他欣赏着，脸上微笑着。看得出，他很开心。当我问他是否可以穿着唐装接受采访时，他犹豫了一会儿说“还是穿我自己的吧。”我同意了。

　　我没有勉强这位老人。虽然春节晚会剧组希望我能说服他穿上唐装接受采访，这样可以让中国人倍感亲切，可面对他试衣时快乐的样子和要求穿自己衣服接受采访时认真坚持的眼光，我实在不想让他觉得不快和勉强。

　　虽然节目中萨翁没有唐装，但我们的摄影师仍留下了他身穿红色唐装的镜头。从这个瞬间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喜欢的眼神和快乐的样子。

　　何振梁先生的穿着让我意外。他穿了一件质地很好的唐装！那件金丝线绣龙的深灰色毛料唐装，十分高贵、庄重和有分量。仅一件唐装，就体现了何先生的衣着品位。他始终和萨翁用法语交谈，但当我采访萨翁时，何先生微笑着点头，还轻轻夸我一句：“你英文不错！”给了我不小的鼓励。

　　采访顺利地进行着。我打开电视，向萨翁展示当地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为中国时全国人民欢呼雀跃的场景，一幕幕、一场场交织着泪水和欢笑的景象。萨马兰奇露出淡淡的微笑，那是一种被感动之后的开心快意。他目不转睛，似乎双眼要看进画里去了，我注意到他的双眼也湿润了……

　　看完录像，他向中国人民祝贺春节，祝愿我们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最后，他用何先生和我教他的两个中文字结束了采访，那就是：“拜——年！”

　　刚刚结束采访，萨翁大声叫秘书安妮的名字，让她给我们拿来给大家的小礼物——七个奥运会标志的小别针，一人一个。这个可爱的老人，还挺心细的嘛！

　　情暖人心

　　春节晚会临近12点敲钟的时候，播出了我采访萨马兰奇的那一段镜头，我那时正在返回的飞机上旅行。我已把录好的节目委托体育部的同事们用微波传送回国。我松了一口气，登上了返回的飞机。这段路程很短也很长，我闭上眼睛想起这次短短的出差，居然见识了那么多平时在国内见不到的人和事，觉得自己又长大了许多。也许是我对工作的认真，也许是还不服输的性格，我所有的坚持和判断以及付出的努力，我的忍耐与合作，使我的这一次采访成功了！但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何振梁先生，没有我的同事们，没有异国的活雷锋，我的这次旅行绝对不会那么精彩。我感激他们每一个人。（中国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