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8年，杜甫第三次向曾为河南尹的尚书左丞韦济呈诗，请求其向朝廷推荐自己，这就是著名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陈述自己入仕无门、困居长安的境况，政治抱负不能施展，慨叹道：“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表示虽然困顿艰蹇，但仍且行且歌，决不是避世的隐士。这两句既是诗人此前蹭蹬失意、骑驴长安的写照，也是此后20余年飘泊岁月、歌吟人生的预示，似成“诗谶”。

       杜甫留给我们的1400余首诗歌，记录了历史的风云，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人们也从这些篇什中认识了杜甫，看到他的诗歌的不朽价值，并且深刻地感受到贯穿其中的精神，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赤诚之心，就是对社会的责任与理想的履践。这种精神，也就是杜甫的人格精神，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成为杜甫精神遗产的重要方面。

       所谓人格，指的是个体特有的特质及行为倾向的统一性，又称个性。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人格”的概念，但“人品”一词却大体具有“人格”的某些含义，有时甚至被当作“人格”来使用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核心是儒家人格，原初的儒家人格理想，是以“内圣外王”、“孔颜乐处”的圣贤气象，重义轻利、安贫乐道、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为主要内容组成的，统驭着千百年来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践履。当代人格学研究，有两种为大多数学者共同认可的参照系，一是社会生活，二是文化影响。理想人格的构成，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三种人格力量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且形成协调的互补共生的格局，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等文化人来说，审美力量的考察则显得更为重要和更具有现实意义。（参阅冯光廉等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第二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于认识杜甫的人格精神，也是很有帮助的。

       人格的形成，先天的气质禀赋为不可忽视的基础，后天的环境为决定的因素。杜甫人格精神的形成，与其家世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儒学影响、诗歌传统与个人幼年遭遇。

       杜甫很为自己的家世所自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家声与令闻，时论以儒称”（《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他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对孔孟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身体力行，而对功名的渴望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也与其儒学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儒家思想富于人文精神，对“人”特别重视，尤其是人格的完成与完美，而这又特别地集中于对“士君子”人格的认识上，《论语·述而》对此作了概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知识、道义与美的追求，人格完成、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是浑然一体的，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应该重视儒家思想在杜甫人格塑造中的积极作用。

       杜甫在接受儒学教育的同时，又深受家庭诗歌传统的影响。他的祖父杜审言，其文才在当时享有盛名，少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晚年与沈佺期、宋之问唱和，对今体诗形成的确立多有贡献。杜甫对这位自己并未见过的祖父推崇备至，不无夸大地称其“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进雕赋表》）他把杜审言的诗学成就看成是家庭传统：“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又谆谆教导其子：“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又说：“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认为诗歌创作法则早在先秦的儒家就有了，他从小作诗写文章都是以儒家典籍为依据的。人们普遍认为，杜甫的诗艺与杜审言一脉相承。儒家精神影响着杜甫的人格，而终生不辍的诗歌创作又充分体现着这一人格特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

       杜甫很小时候，母亲去世，由其二姑母抚养。二姑亦有一襁褓中的儿子。有一次两个孩子同时患病，求问女巫，女巫说让孩子睡在厅堂前柱的东南方向比较好。二姑的孩子原就睡在那个地方，可是二姑却让杜甫睡在那里，把自己的孩子抱到别处睡。后来二姑孩子不幸夭折，杜甫活了下来。杜甫长大后知道了此事，也常向朋友诉说，宾朋无不感动，把二姑呼为“义姑”。“义姑”精神对杜甫一生影响颇大（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