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为此,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身体力行。这些年来,中国展现的改革开放、团结进取、平等友好、坦诚负责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尊重和客观、理性、友善的评价。但是,中国的真诚和努力,也遭遇了极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极少数西方强势媒体主导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屏蔽真相,传播偏见,人为制造一道道“铁幕”和“鸿沟”,严重阻碍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与理解。
是对现行国际新闻传播秩序加以反思的时候了。
垄断是自由的天敌
垄断,是当今国际新闻传播秩序的最主要特征。
新闻出版自由,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和纲领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胜利成果,体现了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是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力量,新闻事业的垄断成为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最主要特征。“大鱼吃小鱼”的市场竞争,使西方各发达国家的新闻市场都为极少数大型传媒集团所垄断,从而走向新闻出版自由的反面。以美国为例,二战以后的数十年中,美国报业垄断现象不断发展,有影响的报纸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大财团手中,90%以上的城市形成“一城一报”现象,成为美国报业垄断的明显标志。决定着美国人能看到和听到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的大权,掌握在ABC、CBS、NBC、FOX和CNN这五大广播网的手里。
西方极少数传媒巨头凭借他们雄厚的财力,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四处采集他们“喜欢”的和“想要”的国际新闻,向绝大多数因财力所限、派不起记者、不得不购买国际新闻产品的媒体供稿。这样,这些西方传媒巨头不仅垄断了自己国内的新闻市场,而且垄断了全世界的国际新闻市场,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媒体成了他们的传声筒、扩音器。目前,美联、路透、法新三大通讯社占据全球国际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国际新闻,90%以上由西方媒体提供,其中又有70%由西方传媒巨头所垄断。
世界的注意力就这样被西方传媒巨头引向了他们希望的地方。于是,少数西方强势媒体的声音成了国际舆论的基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声音则被湮没、被压制、被忽略。
人们都懂得:垄断是自由的天敌。高度垄断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严重妨碍世界各国人民自由地获取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大众传媒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设置议题来有效地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当各国人民的耳目以致头脑,被西方极少数大型传媒集团的“新闻把关人”所左右时,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新闻自由呢?
垄断对自由的妨害,在西方国家也为人们所承认。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曾经对ABC、CBS、NBC及FOX这四大广播网作出限制性规定,禁止它们彼此合并,也禁止任何人同时拥有其中两个广播网。但是,对于国际新闻市场上的垄断现象,西方国家政府则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近年来,西方传媒巨头的扩张兼并行为有增无减,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垄断现象愈演愈烈。
由此产生两个后果:其一,极少数西方传媒巨头实际上把持了左右国际舆论的权力;其二,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自身传播能力的贫弱,不得不面对自己话语权被压制、被剥夺的不利局面。
这就是新闻自由在国际空间的真实生态。当今国际新闻传播秩序的失衡与不公显而易见,而且目前看不到发生大的改变的迹象。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
偏见,是少数西方传媒巨头主导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带来的最突出后果。
如果垄断了国际新闻传播资源的西方媒体能够遵行它们自己所宣称的“客观、公正”原则,负责任地报道、评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然而,它们没有这样去做。相反,西方媒体在报道国际事务时表现出的是一种“西方至上”的傲慢与偏见。它们长期不厌其烦地宣传西方意识形态,用西方标准评判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正确的,不符合的就加以妖魔化。凭借着它们的强势话语权,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国际舆论界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年,人们见识了太多西方媒体所展示的这种偏见。
中国人对此的感受更深切一些。去年西藏拉萨“3·14”事件发生后,某些西方媒体掀起一股反华逆流,严重误导国际社会;今年新疆乌鲁木齐“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第一时间允许境内外记者到新疆实地采访,希望这样的开放举措有利于减少西方媒体充满偏见的报道。
然而,中国在变,某些西方媒体的偏见不变。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7·5”事件中穷凶极恶、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再一次被写成“和平示威”、“乌鲁木齐的起义”,警方为恢复秩序而依法处置又一次被说成“血腥镇压”、“北京镇压了穆斯林少数民族”。如此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怎能不让人愤慨!
达赖过去是酷爱人皮饰品的西藏僧俗农奴主总代表,现在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首领,从事的是赤裸裸的政治活动,但是一些西方媒体却把他塑造成一个“宗教人士”和爱好和平的“非暴力主义者”,还要为其戴上“人权捍卫者”的桂冠;热比娅是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经商致富有了点小名气,后因出卖国家秘密沦为阶下囚的普通女人,就因其投靠西方反华势力、从事民族分裂活动,一些西方媒体居然要把她包装成维吾尔人的“精神母亲”。达赖、热比娅在13亿中国人当中是极为不得人心的,但是在西方国家却颇有市场,这种巨大的反差,正是西方媒体的宣传炒作造成的。
西方媒体的偏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达到偏执的程度,已经丧失基本的分析、解释能力,变成一种武断的“标签式”的宣传。它们为中国政治体制贴上“极权专制”的标签,却从来不认真想一想,极权专制怎么可能带来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成长,怎么可能使中国社会如此富有活力,又怎么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美国皮尤调查中心曾经公布一项全球民调结果显示,在中国,有72%的受访者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满意,有76%的受访者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好,这让中国成为受调查的17个国家中现状满意度和个人乐观度最高的国家。“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有关政治态度的最新民调发现,在中国大陆,受访者为自己国家的民主状况打出7.22的得分,在亚洲名列第三,并不低于西方认定的那些民主国家。面对西方调查机构的这些民调结果,西方媒体从来不去做一些认真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当然更不会去宣传炒作了。
无知固然可怕,但是它至少可以随着对真相的探究而发生变化。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因为它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往往选择回避甚至不惜掩蔽真相。一些西方媒体顽固的偏见让人们怀疑,它们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本身就是一篇篇事先确定了中心思想和结论的命题作文。它们所要做的,只是戴上经年不换的有色眼镜,去寻找可以证明自己结论的材料;如果实在找不着,就干脆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甚至不惜把白天说成黑夜、把魔鬼说成天使。
新闻以真实为生命,偏见的介入必然造成对新闻真实性的伤害。如果一种新闻传播秩序为偏见所引领,那么,这种传播秩序的公正性何在呢?
极端的市场取向妨害媒体的社会责任
极端的市场取向,是西方媒体新闻价值标准的最显著弊病。
新闻媒体在西方常常被称为“社会公器”。但事实上,西方媒体绝大多数为私人所有,资本对媒体的控制无所不在,媒体被当作赚钱机器。在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驱使下,追逐商业利润成为媒体第一位的目标,市场“卖点”压倒一切,发行量、收视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进账才是硬道理,只要“读者需要”、“观众喜欢”,该报的可以不报,不该报的可以爆炒。
在极端市场取向的作用下,“坏消息才是好新闻”成为西方媒体信奉的新闻价值标准,越是反常的、负面的、突发的、耸人听闻的事情才越有新闻价值。于是,暴力、色情、犯罪、丑闻等负面新闻充斥报端和荧屏;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中,战争、政变、动乱、灾祸等阴暗面被大肆渲染,积极、正面的新闻难得一见。西方媒体热衷于炒作负面新闻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带来种种消极社会后果,以至西方社会有识之士作出反思,提出“社会责任理论”,强调媒体在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应该履行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
按照西方新闻观,监督和批评政府是媒体的天职。“我有骂本国政府的自由,当然也有骂别国政府的自由,这是公平的,并无不妥。”然而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自己国家,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可能并不会妨碍公众对本国情况的了解,因为他们每天就生活在其中,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对媒体批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但是,媒体在报道外部世界时,如果也是一味“揭丑”、“掏粪”、片面报道阴暗面,那就不能帮助公众了解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相反,误解会一点点累积,偏见会一步步固化。
西方媒体总在抱怨中国对它们开放不够,总在批评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但事实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大量客观、全面、广泛、深入的报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情况的报道,不仅谈不上客观、全面,而且经常抱有严重的偏见。当今的中国人,越来越喜欢放眼世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达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取得巨大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些民众看到中国人同他们一样也在使用手机居然惊讶不已,发出“你们中国人也用手机吗?”这样可笑的疑问,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眼界的狭隘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公众对外部世界的印象和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媒体报道造成的。
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生产物质产品的企业都要讲社会责任,那么报道新闻信息、评论天下大事的新闻媒体要不要讲社会责任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帮助公众了解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是新闻媒体起码的社会责任,否则就是失职。而片面迎合市场,只会使媒体与其应尽的社会责任渐行渐远。
全球化时代呼唤自由公正的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挑战都越来越凸显。国际金融安全、世界经济稳定、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交织上升,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承担,必须由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离开各国政治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的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的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的相互信任、加强合作,环保上的相互帮助、协力推进,人类就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种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那种用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统天下的企图,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正是不同文明的并存、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进步。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
大众传媒应该担负起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的崇高使命,成为各国人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理解、合作的桥梁。在尊重事实、报道真相、增进了解、倡导理性、扩大共识这些最基本的传播职能上,各国媒体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抛弃狭隘自私的心态,这是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选择。然而,当今国际新闻传播秩序显然没能做到这些,其中处于强势主导地位的某些西方媒体理应负起主要责任。如果媒体总是在歪曲事实、传播偏见、制造隔阂,甚至煽动仇恨、对抗和冲突,那么,对于人类共同命运来说,就是一种非理性的破坏性因素。
当今国际新闻传播秩序的不平衡、不自由、不公正,正在促使那些受损害的国家加强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是被逼出来的。它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某些西方媒体公信力、影响力的流失。尊重事实和真相,是一切对话的基础;如果为了抹黑、丑化、妖魔化一个国家,连事实都可以随意歪曲,丧失起码的诚实,那么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别理它!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呼吁建立自由公正的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进展,随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共识不断增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新闻传播在内的国际秩序必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进步。 (原载8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 作者郭纪)
责编：郭筱紫
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