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哪里人？曹雪芹的故里在何处？近年来，“争夺”古代文化名人的新闻时常见于报端。无独有偶，许多地区为塑造本省文化形象，纷纷立项并组织专家撰写“省域文学史”。这些都反映了各地方对盘点当地文化资源，乃至发展当地文化旅游的重视，本来无可厚非，但其中存在的不尊重历史真实、不尊重文化规律的现象却令人担忧。
当下流行的“省域文学史”，多以当下的行政区域为界限，搜罗和编排自古以来的文学人物与作品，极力突出文学和文化的地方性，渲染文学和文化的区域特色。殊不知，这样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极易造成学理上的漏洞与弊端。
首先，文学史的省域化说不通。现在的省份，在古代并不都有，就是后来有了，边界和区域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动也很大。这个地方出现了作家，在唐代的时候可能是安徽，但在宋代的时候却变成了河南。从现在的省域观念来看，不可避免出现了交叉和叙述的模糊。用现在的行政区划去套古代的行政区域，颇似关公战秦琼。即使在近现代，行政区划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从大的省区的增删，到小的地方的合并，也是常有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对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文人作家其居住和生活往往是流动的。出生在江苏，生活在安徽，去世在湖北，最后这个作家到底是属于哪个省呢。最明显的例子是李白。他出生在碎叶城，后来辗转到过许多的地方，最后死在安徽。用省域文学史家的眼光来看，不知道他到底是俄罗斯作家还是安徽作家？
其次，文化的省域化同样荒诞。文化的地域特色是客观存在的，燕赵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各有特色，差别巨大。但大的文化圈在很多的时候是跨省域的。如楚文化圈就囊括了安徽、湖南、湖北等多个省。省域文学史极力强调特定省域的文化，实际上不但割裂了而且扭曲了文化的真实存在形态。由于这样的省域文化性是预设的结果，往往并不符合实际。进入封建时代之后，中国的民族文化已然形成，共同语的性质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很难分清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人创作的地方文化特色。这种民族共同语文学和文化在近现代更加的明显。被有些理论家称为地域文化流派的京派和海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京派、海派，看似北京或上海的地方文化，其实却是当时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化的两个阶段。而且京派并不是北京人文化，海派也并不是上海人的文化。就创作而言，存在艺术想象中的地域因素，但其间所谓的“省籍”元素却是非常次要的。茅盾和鲁迅都是浙江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对于浙江水乡和当时地方文化的书写。但是，这样的省籍地方文化元素在他们的创作中，不是主要的。作家们所关心的是“整个的”国家和民族，而不是省籍和地区。所以在阿Q的身上，鲁迅说反映“国民的劣根性”，而不是说“浙江人的劣根性”。
可以看到，“省域文学史”在基本的逻辑和学理上都存在诸多弊端，而其要害则在于将文化工具化，缺乏对历史真实和文化规律的尊重。文化的本质在于以文化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都建立在这个普遍性之上，并且是不断变化、互相交融、超越地域的。以当下行政区划来切割文化，难免一叶障目、削足适履。地域文化史应该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地域文化史的书写者应该有更大的文化视野和历史胸襟，而不是武大郎开店、短视功利地哄抢“文化资源”，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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