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是中国秋冬季节的关键词。 ９月２０日１１时至９月２３日１７时，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发生森林火灾。１０月３日１１时至７日６时，黑龙江省伊春市乌伊岭发生森林火灾。秋冬干燥季节，再加上全球变暖等大环境因素，“防火”成为国家政策指导和经济工作运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火灾猛于虎。这一经验总结在“森林火”研究专家的眼里并不完全成立。森林火研究专家不但看到“火”极具破坏性的一面，而且系统研究了“火”可资利用的一面。“火”在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在被不断发掘，引入“火管理”的生态系统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科学研究者一个主要课题，深入开展起来。
“良性森林火”
“利用火”方面可供对比的国际经验来自美国。１９８８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发生了一系列森林大火。迅速蔓延的火灾展示了其极具破坏性的一面，让公园的管理者万分担忧。
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之初，出于“保护森林资源”的战略，管理者对于频发的森林火灾采取主动灭火策略。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显赫”的生态学家认为，黄石国家公园应尽可能维持其自然状态，自然发生的火灾就应该让它去烧，这样才能使自然环境更健康，黄石国家公园的灭火政策也相应转变。
生态学家的依据是，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绝大部分树木是扭叶松。扭叶松为了适应间歇性森林野火的生态环境，具备一种特有的“生态策略”：成熟的扭叶松都生长有两种球果。一种是开放性的球果，每年都随着球果的成熟而把种子散落在地上。但由于接触不到阳光，大多数种子无法发芽，只有树冠遭受病虫害或者被大风吹疏的时候，才有少数种子可能萌芽成活。另一种球果则被树脂封裹，需要１１３摄氏度的高温才能溶化。在寒温带的黄石高原上，只有林火才可能达到这种温度——这种球果等待这样被林火烧的时机有时需要上百年。
１９８８年的森林大火，烧掉了公园森林面积的４５％，公园管理当局的防火政策必须再次做出调整。在大量生态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黄石国家公园管理当局决定，将“森林火”分为良性与恶性两种。每当发生森林火灾时，需要首先对火做出评估，然后选择主动扑灭或者引导燃烧。同时，在森林中实行计划火烧，定期、定点在某些地方进行火烧。这样火烧不但保护了特定的植物物种，同时火烧以后，林下的草丛等可燃物的可燃程度降低，发生大火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且有利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
仅仅划分良性、恶性显然是不科学的。在良性森林火的科学范畴内，研究者将森林火进一步划分为地下火、地表火、树冠火。良性森林火发挥作用需要科学的统筹和管理，所依据的科学标准包括火的频率、强度、扩散速度、严重程度，并结合土壤、气候、水文等等科学技术，以期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使良性森林火达到其最大效用。
依赖火的生态系统
“良性森林火”划分的基础是生态系统与“火”相适应的再划分。根据目前处于“火管理”最前沿的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的研究成果，从火管理的角度，可以将生态系统划分为依赖火的生态系统、对火敏感的生态系统和不依赖火的生态系统等三大类。
根据美国大自然协会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按照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目前三大生态系统的比例分别为依赖火的生态系统５３％、对火敏感的生态系统２２％、不依赖火的生态系统１５％。
对于“依赖火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良性火，这一生态系统的繁衍不但不健康，还有向另一个生态系统转化的“危险”，最终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
来自江西省桃红岭梅花鹿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案例表明，如果没有良性火的作用，草原将无法存续，转化成灌木林，而不利于梅花鹿的保护。桃红岭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前，时常有人进行火烧，区域内生态系统以小片草地为主，梅花鹿在此集中繁衍。建立自然保护区之后，保护区内禁止火烧，草地向着其顶级生态群落——灌木演化，灌木丛取代了草地。梅花鹿只得迁徙离开这里。
在世界范围内，依赖火的生态系统包括了西伯利亚针叶林、巴西稀树草原、澳大利亚桉树林等生态类型区域。针叶林（比如松树）需要低频率的火烧，５—１０年一次；但是需要的火烧强度较大，而且需要“树冠火”，以刺激松树侧枝的萌发、松球的落地生根。稀树草原则需要比较高频率的火烧，一般为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需要的火烧强度却比较低，而且特别地需要地表火，以促进植被的发芽开花，或者利用地表火控制地表上的病虫害——这一点对于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利用火，还需要研究“对火敏感的生态系统”。以这一生态系统中比较典型的热带雨林为例，这一类生态系统的植被非常不利于火的发生，其中的火很难起燃或扩散；这个生态系统一般对火不适应，火烧了以后，就死了，因此，火烧太频、或者是火势太强，对这一类生态系统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可以使这个生态系统毁灭了，从而转变成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
１９９７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森林大火，其主体就是热带雨林这一“对火敏感的生态系统”。人为开发在林中的第一次点火虽然没有直接酿成火灾，但造成了很多林间空地，于是，太阳照进来、风速加大，直接导致热带雨林局部地区比较干燥，形成了第二次、第三次着火的条件，而且规模、强度和破坏性会更大。烧过几次后，热带雨林就破坏了，原先热带雨林植物密集度特别高的地区，会转化成一片草地。总之，火对这样的生态系统，作用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物种的组成以及生态系统的范围。
中国对策
处于经济增长高速期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处于“生态系统难题”与“防火压力”造成的两难境地中。
高速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民“人定胜天”的盲目自信，对生态系统过度的人为干扰打破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难题，突出的表现之一即为森林开发过度，人为原因造成的火灾频发。
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２００５年统计数据，中国森林面积１．７５亿公顷，位居世界前列。森林绝对面积的庞大数字使得国家防火政策倾向于“主动灭火”，中国因此成为公认的“严格控火”国家。
“实际上反映一个什么社会心理呢？我们害怕火灾发生，甚至是害怕火。”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火管理专家于广志博士认为，中国近几十年来将火定位成“敌人”，政策制定跟这个定位是时刻息息相关，同时放弃了了解火、对火趋利避害的研究和应用。
此前，于广志博士带领她的“火工作小组”已经就此问题与中国国家林业局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沟通，旨在建立中国的火评估和火管理体系，推动中国国家防火政策从主动灭火向积极利用的转变。
中国需要完善的火管理生态系统
来自诸多自然保护区、大型林场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自严格控制火灾的几十年来，林中可燃物的聚集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易燃的。火灾不发生则已，一发生强度是非常可怕的，破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专家认为，火灾一直在警戒线上，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
根据专家估算，中国的防火、控火力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有效遏制了近几十年来的特大森林火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用于防火、控火的经济投入也居于世界前列。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分布着各种复杂的生态系统，用于防火的费用越来越多就像沉积的可燃物一样，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那么，一旦发生火灾发生，需要的财力、物力将越来越大。此时，从主动防火到科学管理、利用火已是时宜之策。
在社区，则需要建立科学的火文化。为了更好地管理火，需要结合当地的社会需求、经济需求和风俗习惯，建立火与人共存的社会共识。“刀耕火种从整个现代化的角度来讲是愚昧的，但是从森林的角度来讲，什么问题都是两方面的。”于广志博士作为民间组织（ＮＧＯ）负责人，更加看重民间力量的作用。
在火管理生态系统的科学范畴下，利用火的“刀耕火种”方式与“毁林开荒”是两个严格区分的概念，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有着协调统一的关系，都旨在附和科学合理的生态系统休养生息规律。 （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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