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考试（2）

　　

　　这是一个特别的高中同学聚会，梅连枕、魏本永以及丁汉民，他们都是文革爆发的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于山东淄博五中的同班同学，在经历了十一年的人生磨难及社会阅历后，又共同面对了1977年的高考，也就是从1977年开始，这个每年一度的同学聚会持续了二十多年。

　　1977年的冬季，中国举行了文革后首次恢复的高考，连同1978年夏季的高考共有116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在他们当中，中学毕业年限从1966年到1977年，跨度达11届之多，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大的已有三十六岁。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群大学生。

　　梅连枕这样回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心情是非常兴奋的，同时考虑到要是真上学的话应该说还是有喜有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年我已经31岁了，那么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到了三十一岁才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对于梅连枕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失去的机会。

　　梅连枕的爱人是农村户口，当时分了责任田，要种地。他的两个小孩一个大的三岁，小的一岁，他的老母亲也已经接近60了。所以梅连枕是家里的顶梁柱，平时的生活需要他照顾他们。要上学，又要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这些方面都成为了梅连枕的困难，但他的思想来非常坚定的，为了上学义无反顾。他回忆说：“无论怎么样也一定要去上学，从经济上来说砸锅卖铁也要去上学！”

　　魏本永比梅连枕要年长一岁，他当时32岁，是和小自己十六岁的弟弟同时走进考场，他考上了农学院。而当时魏本永班上全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考上的，班上的同学最多的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年龄还有比我大一岁两岁的。

　　对于这些大龄考生来说，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是一场迟到十一年的高考，作为梅连枕和魏本永的高中同班同学，年近三十的丁汉民面对高考，处于犹豫之中。

　　高考的时候丁汉民已经在厂里当工人了，他先是听同学说的，后来才在一些政策性的广播、电视里也证实这个消息，可以恢复高考。

　　这些年龄在30岁左右，甚至已结婚成家拖儿带小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就是老三届。指的是初中66届、67届、68届，高中的66届，67届，68届。因为对他们而言，之前接受了文革前比较好的中小学教育，又经过文革的串联，红卫兵串联和下乡的锻炼，所以人们习惯性地把这一代人称之为老三届。

　　淄博五中是山东省的一所省级重点中学，一九六六年，魏本永、丁汉民、梅连枕是淄博五中高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对于他们来说，上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

　　就在魏本永、丁汉民和梅连枕积极准备一九六六年的高考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同年6月13日，延续了十多年的国家统一高考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旧制度”被废除了。

　　丁汉民是在收音机广播中听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停课闹革命，停止高考的通知。他当时因为赶时间上学，并未理会。到学校以后，学校里的喇叭也正在广播，全校的同学马上就在一起像炸了锅一样，丁汉民的心情非常复杂。

　　梅连枕对于当时的心情则回忆到：“6月18号左右，首先是我们知道北京四中当时好像，贴了一张废除高考的大字报，一下就广播，就说是高考要停止，暂停，一下这个消息，对于还有十天就要高考，志愿也报好了，报名费都交好了，复习好功课就等着参加考试的，所以对我们当年的高中生来说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总觉得高考不要了，那以后的道路怎么走啊？自己原先想的这样一直努力奋斗的前程可以说是给了很绝望的一种结论。”

　　与此同时，国务院向全国大中学发出通知，学校要“停课闹革命”。根据国家的规定，高考被停止了，学生们则继续留校搞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丁汉民和同学在学校里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然后在学校里写大字报，开批判会，

　　高考的停止让梅连枕的打击持续两个月左右，这种心情，加上文化革命开始的动乱，梅连枕将烦躁的心情转移到文革的气氛当中。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属中学的十余位学生在圆明园遗址旁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这一组织形式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同年七月，淄博五中也成立了红卫兵，魏本永、丁汉民、梅连枕也都加入了这一组织。

　　从1966年8月18日到同年11月底，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老三届为主体的学生开始了全国大串联。

　　梅连枕参加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去了北京、上海，并见到了毛泽东。

　　魏本永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夜里两点就起来了，在长安街上等着，等了好长时间，大约是十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步行，到了华表那个地方，就是要进天安门广场了，这时候我们就非常激动了，前面的人就看着拿着毛主席语录在呼喊，慢慢地我们就融入到那个气氛里面，就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当时就非常激动，知道见到毛主席，见到国家领导人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由北京到延安、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学生的大规模串联延续了两年多，直到1968年的秋天。

　　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丁汉民接到学校的通知，通知他们要离校了。

　　魏本永领到的毕业证和之前的毕业证也有了区别。以往的毕业证是彩色的，很有规格。而他们得到的毕业证是一个白皮子的小本子，封面有一个毛主席木刻头像。

　　就这样，魏本永、丁汉民和梅连枕离开了学校，从理想回落到现实，二十岁左右的年龄，每个老三届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魏本永家在农村，他做了一名回乡知青，开始了一个农民的生活。

　　魏本永回忆道：“回家之后，我的第一天，我记得我在农村干活推小车，因为在这之前，我很少参加农活，除非是假期，主要的精力都在学习，考大学上面了，回家以后这期间，那个时候基本上用不上高中学的课程，用不上多少知识。”

　　作为农村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魏本永并不安心做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参加了村里成立农业实验队，实验队的工作主要是繁育良种，再就是实验良种良方配套。

　　与魏本永相比，同是回乡知青，丁汉民还要幸运一些，在回乡作了两年知青后，招工回城，成了一名工人。作为同学，他经常去乡下看望魏本永，同学之间、老师之间互相交流信息。

　　经历文革的开始和落幕，11年过去了，魏本永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民，丁汉民、梅连枕作为工人，也都结婚成家。老三届已从单纯的学生沉淀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他们都已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

　　1977年10月21日，党和政府终于向全国发出了恢复高考的通知和决定。在招生对象里，对老三届作了明确的规定。考生年龄以二十五岁为限，老三届只要能证明其高中学历或与之相当的文化程度，年龄可放宽至三十岁，婚否不限。

　　就这样，历史仿佛重新回到起点，11年之后，魏本永、梅连枕和丁汉民再一次面临高考的问题。

　　魏本永知道自己可以报名去参加高考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而4点半报名就停止。通过询问，魏本永了解到需要的唯一证件就是要证明高中毕业。在回家之后，魏本永的母亲从一个很破的小箱子里找到了毕业证。他的母亲把毕业证像宝贝一样放在箱子底部，毕业证的封面上印有毛主席木刻头像。魏本永立刻拿着那个证件，匆匆跑去报名。

　　梅连枕回忆道：“这个消息我是在邮局前面的报廊当中看见的，我去那儿去挑水，那时候要挑水，每天要去浏览一下报纸，一看有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很激动，当然一个是命运好像看见了一线希望，但是报名出来一个我的意外，就是说他要求年龄要控制在30岁以下，我是1946年12月4号出生，到76年应该说就是到了30岁了，我一看，我刚刚看到的希望，一下门又被关上了，我又被关在圈子之外。”

　　在万分焦急下，梅连枕以一个66届高中毕业生名义写给教育部一封信。信中谈到高考不应该以年龄再划一条线，把老三届的学生第二次挡在高考的大门之外，但出于多年政治风云的经验，梅连枕落款时并未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匿名为王朝阳。

　　写信后没过几天，教育部重新下了规定，对老三届这次参加高考不做年龄限制。梅连枕非常放心地投入复习功课，并在高考中考出优异的成绩。

　　通过努力，梅连枕终于争取了自己最后的考试资格，但同样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湖南湘潭的陈仕持在报名参加高考时遭到了拒绝。

　　陈仕持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位负责人他说，你是老三届的特例考生，那要有特殊贡献才行啊。我说特殊贡献是怎么解释啊。他说特殊贡献就是你考文科还是理科？我说我考文科，考文科的话，应该要有省一级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或者是评论文章才行。我说那我没有，我在家乡当民办教师，那些家长们都认为我还教得好，可不可以算呢？他说这个算不了，这个算不了。”

　　1977年，陈仕持没有获得高考资格，幸运的是，第二年夏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

　　与魏本永和梅连枕不同的是，面对高考，丁汉民却做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丁汉民的家里是在农村，他有两个孩子。当时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孩子是五岁，他的妻子在做民办老师，照顾着两个孩子，大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了，离家有七八里路。而丁汉民自己上班的工厂离家里也有十几里路，回家以后还有农村的责任田、自留地需要种，维持这个家的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丁汉民考虑到自己要是考上了大学，家里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的，因此他放弃了。

　　对老三届的录取工作成了1977年高考中各高校招生中的重点问题。为了解决老三届学生有家庭拖累等具体学习困难，国家特地对那些已参加工作的老三届大学生给予了带薪学习的优惠政策。

　　梅连枕当时是一个二级工，工资是三十四块钱。他上学以后，自己开始在学校留16块钱，家里留18块钱。但家里的口粮钱还要交，还要买粮食、吃饭，平时生病根本没办法。困难的情况下，梅连枕的妻子从来没向他说过家里的困难，只让他好好念书。家里的生活费不够时，妻子就去投亲靠友，去借钱。并且白天在生产队里下地干活，晚上给人家做手。她糊过火柴盒，糊过纸盒子，扎过缝纫机做过服装，做过工作服，用这些多挣的几块钱把生活坚持下来。

　　在学校，梅连枕的生活费也一点不敢多花，他回忆说：“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跟妻子商量，而且也是我的想法，我说这书咱不能念了，咱不能光念书不要命啊，要吃饭啊，我说我回去，我要回去。我妻子坚决不让，她说你不能回来，你那样你不是个男子汉，这点困难把你压倒了，你怎么看得眼睛这么近呢？”

　　1979年10月， 国家鉴于各级职工长期低薪的状况，决定从该年11月开始给全国40%的职工升级、增加工资，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普调薪资。梅连枕涨了一级工资，涨了6块钱，这6块钱使他的生活压力得到了缓解。

　　与梅连枕一样，为了上大学，许多老三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朱德康与郭齐勇夫妇是武汉市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先后经历了上山下乡及招工返城，终于在结婚四年后双双考入大学。

　　但朱德康在第一年就遇到了问题。一年级的时候，她就怀了一个孩子，这让他很着急。她回忆说：“因为结婚四年多了还没有孩子，现在怀着个孩子我又要读书，我说算了吧把孩子做掉，这个时候郭老师郭齐勇也还是蛮支持读书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太想读书了，那个时候读书现在孩子们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考虑什么，就到医院去把孩子做掉了，医生还说你都32岁了，你还做掉，第一胎你就做孩子，你以后还要不要孩子，我们说不要就不要了吧，反正我们学业为主。”

　1982年，经过四年的学习，老三届大学生终于毕业了。

 毕业后，朱德康很快又怀上一个孩子，所以她们把他起个名字叫迟，迟到的迟。孩子今年是刚好大学毕业，已经刚刚考上研究生了。由于当时朱德康夫妇两个都是36岁了，所以1983年出生孩子得到了和他们同一个属相。

　　1980年，中国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在此前后社会出现了文革后的第一次离婚高峰，许多老三届的家庭受到冲击。

　　由于梅连枕的妻子还在种责任田，孩子也还小，所以他的工作分配就又回到了家乡。有的人对梅连枕说，大学毕业了，身份变了，你的妻子好像跟你不般配了。但梅连枕却没有这样的思想，他回忆说：“我知道我们一家人是怎么度过来的，我的妻子在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帮我共同走过了这段苦难的历程，共同努力的历程。”

　　大学毕业后，梅连枕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回到家乡，回到了妻子身边，共同生活到了现在。

　　1980年9月5日，国务院转批了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到1985年，全国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教育和夜大本科、专科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了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与此同时，各类职工大学也创办起来。

　　丁汉民是10月份的生日，国家是6月份公布的消息。在还有4个月超过40岁的时候，丁汉民毫不犹豫地前去报名。报名以后，很多丁汉民的领导，还有他的同事都反对，说他40岁了，还上什么大学？当时厂里领导不给丁汉民批介绍信，不给他盖章，他就自己偷偷的找管章的人，跟他说了很多好话，让他帮盖了个章后就交上了。

　　丁汉民回忆道：“当时一交就交上了，我就这样报名了，报名了以后经过短暂的复习，六月份知道的，七月份就开始考了，七月份考的时候是在……考，考了以后我当时的成绩还超过录取分数线60多分，考上以后我也是脱产学习，虽然是职工大学我也是脱产三年，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专业，开学的时候9月份我是整整40周岁，在我们班老师都20多岁，都比我们年轻。圆了大学梦，不管是什么大学，但是我个人还是非常兴奋的。”

　　函授教育、夜大及职工大学在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使许多在1977年秋和1978年夏没有考上大学的老三届又获得了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学习的机会。

　　2001年，教育部取消了对高考考生的年龄限制。

　　2003年，62岁的浙江海宁人邹伟敏参加高考并被上海高等医疗器械专科学校录取为进修生。

　　2005年6月7日，64岁的邹伟敏再次进入高考考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前的中学生参加高考的最近一次报道。

　　1977年，为了纪念共同走过的岁月，梅连枕、魏本勇和丁汉民共同发起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老三届同学聚会。今天，梅连枕作为卫生防疫站的站长，魏本勇作为高级农技师，丁汉民做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只有从这场从30而立持续到花甲之年的同学聚会中，才能彼此寻找到作三届共同的生活纽带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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