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刚刚初中毕业的张放没有与任何人告别，离家出走。当时，作为一个“黑五类”子弟，年幼的张放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了逃避压抑的环境，张放选择了一条流浪四方的道路。那一年，16岁的他打算离开家乡，后来他背着一个行囊，到若尔盖草原一去就是5年，一直到了1977年。
1977年底，国家举行了文革后的首次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在这次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中，一纸准考证将570万青年带进了久已陌生的考场。在大学停止正常招生11年之后，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
考试的时间是在冬天，张放是骑马到县城的。在中学的教室里，所以虽然生的有炉火，但是还是比较冷，而且钢笔的墨水还会冻上，所以张放准备了很多支笔，随时都做好钢笔冻结了，马上用圆珠笔甚至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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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考试，张放自认为考得不错，但和往常一样，机会的到来既给张放带来希望，又使他陷入深深的担忧之中。
张放的父母出身是地富家庭，当时祖上只要是这样一个家庭，相当于身上背上了一个红字，就是有洗不掉的烙印了。在将信将疑中，张放觉得是满怀热情地去迎接它，但是对结果是不敢抱希望。
真正使张放担忧的是当时在中国高校招生中延续多年的政审制度。
196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中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办法，同年7月24日，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的通知》，决定高等学校的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从1967年1月1日 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废除入学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明文规定了高等学校招生中对学生的政治审查制度。并在政审制度中提出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主要看学生本人的政治表现。
自懂事起，张放对填写各类履历表就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张放回忆说：“我的少年时代作为我来说最怕的就是填这个履历表。那个履历表它发到你手中，在首栏最显要的位置就有一个家庭出身，所以我是心里对这个特别敏感，也是特别畏惧，当时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我填了一个教师，但是当时某一个级别的领导审查的时候，他在旁边批了一个，该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履历表上对家庭出身一栏的设置是对填表者出身成分的界定。
１９５０年６月，共和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在农村进行土改的同时也对农村人口进行了成分登记。当时制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标准，就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
1954年9月，《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得以通过，在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城市人口也开始了成分登记。
一个人如果定性为他是官僚资产阶级，那么他的东西是无偿地要剥夺掉的，如果是民族资产阶级，就采取赎回政策，如果是一个小工商业者，小私有者，当时是允许他存在的。对青年人规定是，18岁以下的，一般来说不划本人的成分，但是要填家庭出身。
成分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但经济意义上必然就变成一种社会性的成分，是革命干部、是工人，是贫农，之后再变成一种政治性的一种身份。
与张放一样，1977级的考生杨鹏程也有很多次填写家庭成分的记忆。杨鹏程回忆道：“我填过无数次表，当时每当填到家庭出身这一栏的时候，我就空在那里，一定要等到其他内容全部填完了，再填这一栏。我家的成分叫做“小土地出租”因为家里父亲是医生，家里14口人，在我们小镇后面还有14亩地，人均一亩地，租给人家种。这是一个什么成分呢？也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但是也不是劳动人民。在当时人民心目中就把它划为“准地主”、“准富农”。所以这个家庭出身好像一个沉重的帽子戴在我头上整整戴到1978年上大学。”
除了家庭成分外，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也是填写的重要内容。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的李工真第一次填写这类表格的时候是他12岁小学毕业那一年。
李工真记得母亲来帮填“杀关管”这一栏。里面的一个人，是他父亲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他们跟这个人是完全不认识的，但是也要写进去。因为那个时候对组织要忠诚，那是任何的隐瞒都是不允许的。
另外让李工真担心的是家里的一个姨妈，当时她们家到台湾去了，而且我的姨夫还是国民党空军的一位人物，所以这个东西也写进去了。而这对于李工真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孩子来说很害怕。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同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红卫兵在学校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血统论的观点流行一时。
文革爆发那年，张放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在一个夏天的记忆中，张放第一次发现地主的后代成为自己无法剥离的标记。
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触及灵魂的革命，张放觉得自己正遭遇一次触及灵魂的革命。他回忆说：“我在一个水潭跟前游泳，我们一群小孩在水潭跟前游泳，当地一个自诩为出生很好的人，当然严格讲他是不是查得了三代，其实很多也是模糊词，他当时反正是苦大仇深的那样一个人，一个小孩子，我们游了泳起来，他就站在背后向我们背上尿尿，把尿尿到我们背上，他一边尿还一边讲“尿地主的小孩”，当时受到这样的欺侮，确实心里很痛苦，也很愤懑，也很愤怒，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些小孩的霸气比较足，而且比我们年长，可以欺负我们，但是这个事情可以讲在心里留下很深的一个伤口。”
虽然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但在学校，张放认为至少有老师会保护自己。但张放只因为老师误认为他用镜子反光刺了自己的眼睛，就把张放留了我两三个小时，并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还像这个样子，你是地主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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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冷漠的态度使张放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人们的仇恨来自哪里？少年的张放开始在内心不断地问自己，不断地思考。于是张放只有在样板戏和能看到的影视中寻找答案。他回忆道：“就是电影里面看，像《白毛女》这个电影，还有《红色娘子军》啊，那个南霸天啊，黄世仁啊，就是从这些人的身上去联想自己的祖父母，也问过父母，咱们家爷爷奶奶就是那个南霸天、黄世仁那个样子啊。”
但此时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父母已无法顾及张放的问题。
当时父亲的脾气由于心理的畏惧变得烦躁、暴躁，家庭里面失去了和谐的氛围。张放成天战战兢兢的，一家人生活在恐惧当中，所以他决心离开这样一个恐惧的，压抑的环境，决心出走。
就这样，一个少年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开始了一段流浪的人生。最终，在一个复员军人的帮助下，张放搭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几天几夜，来到了无人能够找到他的川西北高地，来到了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若尔盖草原。
头两三年，张放是漂泊地生活，有时候他一觉醒来，甚至不知道睡在哪里。但张放觉得这样比生活在家里要开心得多。至少他不需要每天起来看见父母的苦脸，看见父亲提心吊胆的样子，唉声叹气的样子，不需要看到老师面对履历表反复审查的样子。
虽然居无定所，虽然不知前路在何方，但张放用手中的画笔，在美丽的若尔盖草原找到了心灵中的天堂。
1968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强调“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属于多数和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从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开始出现在公开的文件中。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背后还是前承的一种血统论的一种影响，就是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单独把这一部分人挑出来，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证明他们一出生下来本性决定了他不好，但是是可以教育好的。
1970年6月，在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所规定的学生政审制度虽然也要求不唯成份论，主要看学生本人的政治表现，但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学招生很难破除成分论，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
离开草原已有２０多年了，张放心中一直对马情有独钟，偶尔他会来到郊区的马场，在颠簸的马背上找回他昔日留在草原的少年时光。
时间到了1976年，在若尔盖草原的深处，在驰骋的马背上，张放听到了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复出和高考恢复的消息。
张放是和全公社的知识青年一块儿去报考，所以藏族老乡，包括当地的藏族领导对他们都很关照，派了专业的骑手保护他们。在张放的印象中，当时参加高考真的是觉得就是出征，是面向人生，面向世界，去做一次新的探险，做一次新的人生的挑战，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考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没有去想会考上或者是考不上怎么办，只是觉得这个机会对大家来讲太宝贵了，而且也是太新鲜了，所以复习的，没有复习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参与了这次考试的经历。
1977年8月13日，为了落实邓小平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也要恢复高考的指示，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多数人的头脑，会议在“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及“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等方面争论十分激烈。
由于会期一延再延，同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随后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被他全部划掉，亲笔重新起草。
经邓小平亲手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的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要求准确执行大学招生的政审政策，许多曾经地位低下的黑五类子女获得了考试的资格及上大学的机会。
时年32岁的郭齐勇此前家庭出身一直被定为“资方代理人”，1978年，在他参加高考的时候，其家庭成分根据政策重新定为“小工商业者”。
由于以前都是资方代理人，现在是填的小商，郭齐勇被认为不老实，政审不合格。最后，有关单位出具了家庭出身的证明材料，郭齐勇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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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杨鹏程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但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被大学录取，1978年，他再次走进考场，至今他都珍藏着这两张相隔13年的准考证。
杨鹏程回忆说：“1978年的9月20号，准确地讲下午6点，我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我又拿出我1965年那张不录取通知书对照。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身份变了，又变成了学生。”
考试结束以后，暴风雪来到了若尔盖草原。过年的时候，同学们都回家了，张放因为要等通知而留下来。当时一个成都女知青也留下了来，两个人每天都是朝夕相处，一个挑水，一个做饭，每天除了参加一点农活其余都很轻松，大家都在等通知书，但是都不敢把这个能拿到通知书这个希望说出来，往往就是有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两个少男少女在冰天雪地的险恶环境下，相互帮助，互相关爱，在老乡眼里就像一家人一样，像小两口一样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两个人还是保持了自律性，因为朦胧中都还有一个理想。
二十多年后，张放坦言，当年他之所以压抑自己的情感，是害怕自己任何不慎的举动会影响自己的高考，就在这种压抑的等待中，张放等来了自己被录取的消息。
张放回忆道：“这个时候，广播响了，就是通知我去拿录取通知书，我当时听了愣在那里，我好像听不懂汉语了一样，他每一次广播就是用汉语讲一次，然后再用藏语讲一次，所以我听到汉语以后，我还要再听一下藏语，我怕万一是同名的人，因为当地的播音员说的普通话也是有一些口音很重的，所以我反复听不敢致信，但是我这个女同学，她倒是一遍就听清楚了，她说哎呀，你考上的，祝贺你，挺高兴的，但是过一下呢，我们一下子陷入沉默，因为觉得一个人考上了，而另一个人就好像在一个探险的旅途当中，或者在一个冰雪交加，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个人得救了，而另外一个人却还继续留在那里，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一下子陷入沉默。”
对于张放来说，草原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五年前一个人悄悄地来，今天他终于要离开了。去走向自己人生的未来。
1978年2月，张放作为一名新生来到了四川大学，离家五年之后，他又回到了故乡。此后，张放开始了文学创作，今天，他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文学教授。
2005年，张放的女儿18岁，即将参加今年夏天的全国高考，令张放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女儿已不用再填写与个人身份无关的内容。
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它把人与人之间划了一个等号，不论你在国家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都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机会，给你一个可以创造的灿烂的明天。
责编：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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