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的路（5）

　　 2005年5月的一天，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来到著名作家黄蓓佳的家中，商讨黄蓓佳又一部新书的出版计划。黄蓓佳在1977年的冬天以一个知青的身份参加了我国文革后首次恢复的高考，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后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对于那时数百万与黄蓓佳一样无法回城的知青来说，1977年的高考，是改变命运的一线机会。

　　1973年黄蓓佳和弟弟差不多同时中学毕业于家乡江苏省扬州地区的一个县城，按照当时的规定，家里有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必须上山下乡做一名知识青年。

　　照理说，家里应该留一个女孩儿，男孩儿去下乡，而且还是老二。但黄蓓佳觉得弟弟很老实，而且他年龄很小，对自己因业余的文学创作积攒的小小名气，黄蓓佳自信能够给自己解决一条出路，她毅然选择了上山下乡。

　　虽然我国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是始于文革之后。

　　1968年，鉴于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已有两年，城市积累了大批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毛泽东于当年12月22日发出指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那些中学毕业于1966年，1967年及1968年那三届毕业生，便成为文革后首批的知识青年。

　　1973年的夏天，在没有父母和亲人送别的情况下，黄蓓佳扛着一卷行李和几十个同龄的孩子下放到了长江江心中的一个小岛上。

　　这是长江入海的地方，南通一带，遍布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岛，黄蓓佳就插队在其中的一个小岛上。

　　这只瓷杯，黄蓓佳至今保留着，这是见证她知青生活的唯一收藏。

　　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比如说没有电灯，只有点小煤油灯，不能洗澡。黄蓓佳还记得他们住的，是一种芦苇棚，因为岛上是盛产芦苇。房子从顶到墙壁到门窗，一直到床全部是用芦苇编起来的。冬天的时候芦苇透风的，所以非常的冷，夏天的时候蚊子也非常多。生产队只有一个厕所，那个厕所离黄蓓佳所住的地方大概有好几百米的路，还要过一条河，一个小的独木桥。每当半夜三更黄蓓佳想要上厕所时，发现农村是一片漆黑，自己独自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厕所，心里面害怕得不行。黄蓓佳印象中那个厕所是男女不分的，就一个厕所，进去的时候还必须在外面喊一下有没有人。

　　1973年《红旗》第五期杂志发表文章“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作者朱克家是1969年从上海插队到西双版纳的知青，他在1972年放弃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表示扎根边疆农村学习锻炼，虽然在政治上有很多知青明星涌现，但越来越多的知青已不安心于农村的艰苦生活。

　　黄蓓佳回忆道：“大家都是在动各种各样的脑子怎样离开这个，离开这个体力劳动，所以有的人就是到农场和农村的小学里面去代课，当代课老师，还有的人就是学会编一些搞副业的，比如说编柳条筐，还有的人去学兽医、赤脚医生，开手扶拖拉机，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因为我是是业余搞文学创作的嘛，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应该从这条路来尝试地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出身于中学教师家庭的王静与黄蓓佳一样，在16岁那年下放到了湘西农村，但他从心里一开始就抵触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王静的思想中，始终觉得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极大的错误。在他的心目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是最崇敬的。在农村王静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一年，他觉得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贫下中农笑他们，说他们不认得麦苗和韭菜

　　1966年，顾海良是上海一所中学的初二学生，作为学校里公认的优秀生，顾海良是准备直接跳级念高一的，但文化大革命中断了顾海良的学习。1969年他下放到了安徽农村。作为一个原来很有前途的上海重点中学尖子生，顾海良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

　　他觉得到了农村以后，确实感到可以大有作为，但是又难以发现大有作为的地方和大有作为的形势。所以当时比较苦闷和苦恼的。1970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进入社会以后，顾海良更多地想到自己如何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顾海良开始了自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学，郭海良认真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就做了80万字的学习笔记。

　　1973年的7月，我国在当时推荐上大学的体制下，举办了10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大学招生文化考试，顾海良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参加了这次考试，期间他还作为优秀的人才借调到一所中学担任哲学课老师。但是随着“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以及后来政治风向的转变，1973年大学招生考试的所有成绩全部作废，顾海良只能去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学习了两年，而后又以知青的身份回到所插队的农村做了一名小学校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当时的国策，大多数青年无法逃避。截止到1976年全国下乡知青累计达到近2000万人，这场长达10年的运动使许多有才华而没有正常成长途径的青年陷入了对现实的不满之中。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他的儿子在上山下乡后的许多实际生活困难，毛泽东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要求对那些迫害、摧残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一是要狠打击，依法惩办，切实保护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当时城里招工或者军队也要招一部分知青，县里的干部，公社干部，甚至兵团的一些人就掌管着知青回城的权力，所以知青要回城，一般得给公社里的书记，县里的人县委书记等拉好关系。

　　凭借手中的一支笔，黄蓓佳成长为知青部落中的一名文学青年。她期盼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实现跳出农门、回到城市的愿望。

　　自从下了农村以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黄蓓佳真正在地里干活的时间总共算起来也就一年左右。当时那个农场场部经常要写一些文件，汇报材料，讲话稿等一些东西，黄蓓佳就经常去写。农场还有一个宣传队，宣传队就把黄蓓佳要了进去，于是黄蓓佳从编写节目开始，一直到自编、自导、自演。

　　1975年黄蓓佳幸运地被抽掉离开知青点。那时当地一个县的文武部组织了一个活动，要写抗日战争时候的民兵斗争故事。于是就从各个公社里抽一些比较善于写作的知青，黄蓓佳被抽调了上去。

　　黄蓓佳写民兵斗争故事前后有大半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是抽调到南京的一个文学的刊物，当时叫《江苏文艺》，文革以后改名叫《雨花》。黄蓓佳被抽到《雨花》杂志做编辑，一共做了有8个月的时间。

　　但是由于没有关系和背景，黄蓓佳最终只得回到农场。

　　2002年，黄蓓佳的两个读者来到了她当年插队的农场，特地拍了这些照片寄给黄蓓佳。到1977年黄蓓佳在这个岛上已经做了四年的知青，她甚至已经做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但就在这年10月，她收到了作为中学老师的父亲的来信。

　　父亲是告诉黄蓓佳高考要恢复的消息。黄蓓佳回忆说：“高考消息一开始是一个传闻，就是听大家就这么说，可能会恢复高考了，恢复高考了，我父亲也来信写信给我，告诉我可能有这么一个动向。”

　　1977年5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动要求分管科技与教育工作。同年8月，他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科技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针对与会专家要求恢复文革前的大学考试招生制度，邓小平表态“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也要恢复高考”。

　　1977年8月25日至10月12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当年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经中共中央讨论，国务院转批了教育部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见。文件指出，工人、农民，转业军人，上山下乡及回城知青都可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春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给身处在农村的数百万知识青年带来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在当时没有一定的关系没有后门，家里没有什么很深的背景，高考就成了改变自己人生的唯一一条出路。

　　但是1977年的高考保留了政治审的环节，而对广大知青的政审的要求，就是要被贫下中农所批准。由于插队期间不安心于农业生产，黄蓓佳担心自己能否被贫下中农同意参加高考。

　　在一个深秋的下午，黄蓓佳的生产队开会，开会的内容之一就是讨论能不能同意黄蓓佳参加高考？开会的地点是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面，仓库的是两个大铁门，大铁门关在黄蓓佳的身后，她就被关在那个铁门的外面。黄蓓佳在外面徘徊，心里非常地紧张，对考试她比较有自信的，最怕的就是生产队的人不同意推荐她。因为我插队的四年当中，实际上黄蓓佳在农村的时间比较短，她大部分的时间被借在外面搞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可能是不符合条件，不能得到推荐。

　　当铁门打开，队长出来告诉黄蓓佳同意她去参加高考时，黄蓓佳心里面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1977年的冬天，文革后首次恢复的高考开始了，总计100万以上的知青在所在的农村参加了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这次考试给黄蓓佳记忆最深的有三个感觉，第一个就是走过去的时候走得很远。在江堤上，冬天晚上结冰了在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化冻，但只是最表面的一层表土化的冻。所以土走上去非常地滑，经常一步一滑。高筒的靴子，则蘸满了烂泥巴，走几步就得使劲把脚抬起来甩一甩，把烂泥甩掉，然后再走。

　　由于黄蓓佳考试的地方是一个小学，所以她感觉桌子和椅子都是非常的低矮，整个人就缩在那个里面，缩在那个桌上，这是第二个令她印象深刻的地方。

　　黄蓓佳的第三个印象就是冷，因为农村的小学那时候条件非常差，玻璃都是破的，有的窗户可能都没有，所以寒风艘艘的，当时黄蓓佳穿的棉袄，但那个手全是冻疮。

　　由于时间仓促，1977年冬季高考是由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命题统一考试。那年广东省的高考的作文命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1978年4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广东考生陈平原的这篇高考作文。而北京地区的作文命题是“我在这战斗子一年里”。

　　当时考到语文的时候，曾出现了非常非常滑稽的一面。因为学生们要默写《蝶恋花》，但实际背的话，学生们基本上都记不下来，但是大家都会唱，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会唱这首歌。所以整个考场就一片唱起来，很乱。老师就开始大声的训斥道，说要是再唱，就全部赶出去。最后当时大家都不再唱了，但是心里还是在默唱，这样才能默写下来。

　　1977年的高考，原计划招收20万人，但在随后的阅卷招生工作中，由于10年积压，涌现出大量的人才，国家采取走读生的方式，紧急将招生人数扩招至29万余人。许多知青由此幸运地考上大了大学。而与此同时，几个月后，研究生制度也得以恢复，国家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收研究生。许多在农村刻苦自学，而没有参加1977年高考的知青，就直接报考了研究生。而为了给当时百废具兴的中国输送人才，1978年6月，就在1977年冬季高考结束的半年之后，国家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高考，又有许多知青获得了第二次高考的机会。

　　黄进当时插队在鄂西农村，在他参加1977年冬季高考结束后，他看到了高考给知青部落带来的冲击和希望。

　　黄进回忆道：“考完以后，因为我那时候还等通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也到一些知青点去走。你到那些知青点就可以看到，那些知识青年很多人要去劳动，但是身上还捅一本书，捅一本复习资料，准备第二年再考大学。所以当时的青年人，觉得是给了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从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到招生扩招，从面向社会招收研究生，到1978年夏季的第二次高考，短短半年之内，国家一系列措施终于使成千成万埋没在知青部落的人才脱颖而出，尽管顾海良对参加1973年的高考有上当受骗之感，但他还是怀着犹豫的心态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最终他被大学录取，今天他也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

　　从1975年到2005年整整30年，顾海良由一个小学教师、小学校长走到了著名大学的党委书记，而能够有这种历史巨变的转折点，顾海良认为就是1977年的高考。他回忆说：“所以我们这代人想起了，就是有过很多生活的曲折，30年在人的生命中应该说占很长的时间。但是能够给人的一生留下深刻记忆的，我觉得并不是当时感到这是伟大的转折点。但是事后，当人们走完了自己一段历史以后，回过头来看，才认准那是人生的历史的转折点。”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为国家打捞了当时数百万知青队伍中的人才，也有力推动了知青问题的最后解决。

　　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改变插队政策，将上山下乡工作纳入劳动就业轨道，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此后，各城市采用病退等多种方式帮助部分知青回城。

　　在1978年底，全国形成了知青返城高潮，绝大多数知青告别了乡村，但依旧有一些知青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1982年，黄蓓佳终于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很收拾行李离开了农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北大学习的四年，黄蓓佳走上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的道路。最终她不仅成为当时知青作家群中较为活跃的一员，而且也成为江苏文联的专职作家，实现了她期待已久的文学梦想。

责编：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