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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庆的印象中，那个时候他对爱情是没有概念的。两个人只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诗歌，很谈得来，于是总是在一种关于诗歌的话题里面接触、约会。
在马莉的记忆中，那时候她的反叛性是非常强的。在她潜意识中，她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她回忆说：“首先我觉得我能够发表东西，我就觉得我很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有一个男同学喜欢我，然后跟我一块儿在一起谈诗，虽然那时候也没有明确说是谈恋爱，到最后才是，他向我求爱，我才答应他。我觉得能和一个男同学在一起谈诗，它是一种很不合时宜的这样一种风范，但心理上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做，我就要这样做，我就要与众不同，这的一种心理反叛。”
马莉认为自己天生具有诗人的叛逆性格。1977年的冬季，在我国的高考制度被废除，高考大门被关闭11年之后，我国终于举办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首次高考。当时已在广西一家药厂做了三年女工，而又梦想成为诗人的马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山大学，而在第二年夏天的第二次全国高考中，来自北京的朱子庆也考进了中山大学。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上“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及个性压抑开始出现松动。
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声中传来了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这让人颇感意外，因为这种音乐从64、65年之后就完全被禁止了，到文革之中更是封资修。突然之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首音乐，实际上是给人们一个文化解冻的信息。
1977年春节，陈山和他的爱人结婚。在火车上，陈山听到两首曲子，第一首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第二首《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一听这两首歌曲，他的眼泪哗的一下流了出来。10年了，他一直没有听到贝多芬的乐曲，没有听到梁祝小提琴这样的轻音乐，这样优美的旋律。陈山回忆：“眼泪就像，一下子有点像从地狱一下子看到天堂的神圣的光辉一样，眼泪哗地流下来。”
朱子庆回忆说那是一个典型的解冻时期，人们的思想不断地开禁，把一些东西解放出来，首先就是大量的古典文学名著。像《复活》、《简爱》，包括《监督山伯爵》，这些过去都是禁止出版的，那时却突然一下子集中了一批上市，人们连夜跑到新华书店去排队买书。
那时候朱子庆的感觉是特别地解渴，他回忆说：“人们的心灵是很饥渴的，是一片精神的荒原，那个时候排着队去进图书馆学习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种狂补，精神上的狂补。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西方的哲学思潮冲击着我们这样一个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社会，人们的个性张扬、个性解放很强烈。”
在1978年的大学校园文化里，许多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文学尤其是诗歌成为那一代大学生心中的最爱，于是，诗歌将马莉和朱子庆联系了起来。
那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诗歌是一种全新的语言，马莉在那时开始发表了一些诗。但和别的同学都来表扬她不同，朱子庆不但不表扬她，还批评她。更让马莉感到奇怪是，朱子庆是写纸条让他们班的同学带过来给她。字条里总是在挑马莉写的诗的毛病。比如这里应该不要这个字，那里应该那样子。这深深刺激了马莉，使她特别地注意。马莉也逐渐开始喜欢和朱子庆在一起，因为她觉得朱子庆能让她的诗歌写得更好。、
思想的解放必然会带来年轻人个性的释放，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流行音乐和迪斯科的流行元素。
这时候中国的盒式录音机出现了改变。被人们称为砖头式的录音机开始出现。虽然这种录音机十分简单，但当时普通人要买还很困难，通常要排长对。当时很多人买这种录音机的初衷是为了学外语，但很快，有人开始通过盒式录音机去转录流行音乐的磁带。当时的年轻人接触的第一代的流行音乐是邓莉君和台湾校园歌曲，但邓莉君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被禁止的，开会时不断有团委申明不许听邓莉君的磁带，但是学生还是控制不住的悄悄地继续转录邓莉君的音乐。
与此同时，牛仔裤、喇叭裤的出现，也给年轻人在着装方面开始了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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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样式开始逐渐多样化，但还是有限制的，有关方面的指示明确说明学生不许穿牛仔裤，不许穿喇叭裤。但这种不许和文革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学生的影响最多就是在分配的时候，被人有一种另眼看待。
当诗歌成为纽带，朱子庆和马莉走到一起的时候，马莉不仅已是中山大学一个声名鹊起的大学生诗人，而且也是校园里标新立异,备受争议的人。
马莉还记得那时候，她从上海回来之后开始穿超短裙、烫发、高跟鞋，同学们马上就“哇”起来，问：“马莉，真是不同了，怎么去趟上海回来就变了？”
看到同学们的惊讶，马莉对自己的改变有点得意，并不觉得是不是应该收敛一点。她回忆到：“那个时候心里有张扬一种开放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跟这个时代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语言表达，在着装，在阅读，在写作，有这种倾向及彻底跟过去告别。”
早在1964年的5月12日，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服装店，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女顾客在定做一条裤子，要求将裤角做小时，遭到了营业员的严词拒绝。理由是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此事经《解放日报》报道后，迅速引发了全社会对奇装异服的围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目的的破复旧运动的兴起，出现了红卫兵在街头当众剪掉妇女小裤角、高跟鞋的事情。
这年夏天，陈山还是北京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从上海返回了学校。
那时在北大有很多农村来的子弟，他们都是光着脚，甚至有的光着脚来上课的。他们穿的都特别朴素。而一些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家庭，高干子弟则都是穿军装。在这种氛围下，陈山身上穿的夹克衫和上海那中比较瘦腿的裤子，就显得很不舒服。他很快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气氛实际上已经开始，学生上课的时候已经开始批判“北国江南”，上理论课的时候常常讲大批判的事。陈山很快上海穿来的衣服脱了下来，从箱子里翻出高中的时下乡劳动的裤子。那是一件打着补丁的裤子，他从未在上海穿过。而穿这样的衣服，陈山一下就觉得自然了。
随着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服装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人们的个性开始受到束缚。
在陈山的记忆中，那时有个性是一个致命的缺点。集体主义观念强，热爱集体，集体主义强是一个优点。当时说一个人有个性，就是说这个人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爱打扮，生活上爱追求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代表。
马莉带着标新立异的着装和做派在当时的校园里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但在朱子庆的心中，马莉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称谓来称呼作为“姐姐”的马莉。
朱子庆还记得那是一封用铅笔写的信。由于马莉是77级的，他是78级的，所以在给马莉的信里面，朱子庆用了一个很巧妙的策略，当时他想到如果直呼马莉“亲爱的”显得很鲁莽，很唐突，但是没有这样一个词，又似乎不足以彼此有一种心灵上的敏感。因此朱子庆用了一个“亲爱的小马姐”，这么一个很复杂的，很特殊的称谓写这封信。
那时候写信称“亲爱的”还是比较少，见到第一句是“亲爱的小马姐”，朱子庆敢大胆地称自己“亲爱的”，马莉立刻觉得有点怦然心动。
在大学毕业20多年后，朱子庆也是广东较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家，经常参加大型诗歌的策划活动，其实，是大学期间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给了朱子庆生命的活力。
在朱子庆回忆中，当时他们的有一些举动上的出轨，虽然这种出轨不外乎是两人在校园里牵手了，偶尔会搭肩膀，但这在学校里面就显得太出位了，是太惊世骇俗了。
诗人的天性和青年的纯情，使朱子庆和马莉在中山大学校园里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但是他们在校园里这种公然出双入对，公开地谈情说爱，使他们很快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
马莉回忆说：“因为我谈恋爱了，我们经常晚上很晚很晚回来，很晚很晚回来，广寒宫就一个大门，就一个大门，一般超过12点就关了，就不让进。我基本上就是很晚回来，经常是门被关的，也不知道是谁关的。然后我都是要去打电话，叫某一个女同学起来帮我开。那么，我呢，就回到宿舍的时候，睡到我上铺的一个同学，当然我也是打扰他们，我也觉得也很不心安，就拿脚踏床板，提出抗议，自己心里比较惊恐。还有就是，就觉得同学当中眼光有点不大对，眼光对我们是觉得异样的眼光，那样子了。然后有一个我们的女同学劝我说，小马，你要注意点影响，她是语重心长的。”
谢日新是马莉在大学时的同学，在他的记忆中，朱子庆和马莉的爱情在当时非常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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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是不提倡谈恋爱的。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还比较封闭,谈恋爱的基本上就没有。当时女生穿裙子还很少，在谢日新的印象中马莉是第一个在中山大学穿裙的，但这不是最另他吃惊的。他回忆说：“再一个就是当时谈恋爱也基本上都是在晚上，他们两个人就公然在路上，手拉着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那马莉，去浏览的时候，坐在那个索道上，高空索道上大喊“子庆，我爱你”。就这样。”
文革十年，人们的个性受到束缚，情感也受到压抑，爱情被当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排斥和批判。
谢日新还记得当时有些老师看不惯朱子庆和马莉。一个叫刘孟宇的老师当时就说，他们两个这样做是伤风败俗。所以他们两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回头率非常高。
朱子庆回忆道：“作为我来说的话，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她可能会引起什么，很多同学，可能也都知者而回避，没有真的跟我说过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如何。所以好像在一种纯天真的、纯浪漫的那样一种自然状态里面，就这么自然而然走过的。后来我才知道，已经是沸沸扬扬的了，因为那已经是后来，有人跟我说，某个老师说，怎么说来着，伤风败俗。”
1975年5月，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角接吻的剧照，在全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大众电影共收到来稿一万余篇，大多数群众赞同编辑的做法，让爱情重新回到人民的生活中来。在此之后，中国电影的吻戏禁区被一点点打开，《甜蜜的事业》、《庐山恋》等一系列爱情电影深受观众的喜爱。
1978年，刘心武发表小说《爱情的位置》，这是新时期第一个在标题中出现爱情字眼，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
1979年，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成为当年影响最大的爱情小说，与此同时，舒婷的爱情诗《致橡树》在诗刊发表。
爱情重新回归文学，使爱情得到证明，也导致了爱情在社会生活中的悄然回归，但在传统与现代两个观念的冲突下，朱子庆和马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最终成为当时中山大学校园内的轰动事件。
马莉当时是在北京文学发了一首诗叫《处女地》，在人民文学发了一首诗叫《竹送》，同时得到了一笔稿费，好像有240块钱。在当时来说240块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于是两人就有一个动议，邀和他们一块朗诵诗、演话剧的同学来一个聚餐。
马莉记得在聚餐中他们一边在煮饭、做菜，一边放着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获了奥斯卡奖的电影《人狼恋》，然后在那个曲子下，一边听着那个曲子，一边就跳舞。
朱子庆则记得当时还买了很多糖果，等聚完餐后，第二天很兴奋地把糖果一包一包了，到这个宿舍，到那个宿舍给同学派糖果。
但令朱子庆和马莉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正常的同学聚会第二天演变成了两人在校园举行订婚仪式的轰动传闻。
马莉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早晨起来，她向平常一样去图书馆，在路上碰到好多同学，还有外系的同学都问她：“听说你们昨天晚上举行了订婚仪式？”
朱子庆回忆说当时并没有想把那天的晚会当成一个订婚仪式，也没有把它举行一个像样的仪式，但好像蒙蒙中又把它做成了这么一种东西。所以当后来有人问马莉，说马莉，听说你们昨天搞了一个订婚晚会，然后马莉说，是啊，我和朱子庆结婚了。
马莉后来解释道：“当时心里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比较地，跟所有人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特有一种自我解放，洒脱，强调自我，就是他人际抵御，有那种思想，就觉得，他们问我你是不是举行了订婚仪式？我呢，就，有一种兴致所至的那种，即兴的那种心理吧，就说是。因为不断地有人问，可能开始第一个同学问，我还否定，后来不断地有人问，我就干脆说是。然后到最后，同学问，你们是不是结婚了，我也就说是。”
朱子庆则回忆说：“其实那个时候，作为我来说，可能完全在这个方面懵懵懂懂的，根本没有一个很清醒的意识说订婚是怎么回事？结婚在人生当中是怎么样应该仪式化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懵然不知的。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我们就这么聚了，然后人们一说，我们又默认了，最后就造成了一个事实，而且我们的派糖的举动就把个东西做实了。由此就成为一个事件，从同学中口尔相传就传开来了。”
由于当时大学的校规不支持在校学生学习期间谈恋爱，更别说在校大学生举行订婚及结婚仪式，于是朱子庆和马莉的订婚行为严重触犯了校规校章。
在一些会议上，一些同学对马莉说，他们这样做很不好。马莉印象中她一听到这种说法心里上就挺恨的，但是没把它当回事儿。她仍然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所爱，“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就要大胆地去拥抱。”
黄天骥当时也是朱子庆和马莉的同学，对于他们俩的爱情风波，黄天骥有些担心，他替他们捏一把汗。当时校方对他们的态度不明朗，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高等院校会支持在校学生谈恋爱的。所以黄天骥一方面为他们祝福，但是一方面也感到他们是前途未卜。
同时，一些开明的老师也对他们的感情抱有理解的态度，黄伟宗教授当时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老师。
黄伟宗当时就觉得应该支持朱子庆和马莉他们。在当时，他们两是破了格的。因为马莉的年级比朱子庆高一年级，年纪也比他大，所以黄伟宗觉得他们为了爱情敢去这样做，就支持他们。由于黄伟宗是作文学批评的，所以他用文学批评的文章来写评马莉的诗，用这个方法来支持他们。
朱子庆记得黄伟宗给马莉的诗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在……浪费主义风格的这种纬度里面来看马莉的诗歌。朱子庆和何东平整理了一些马莉的诗歌的资料，而何东平现在已经是《光明日报》的副总编了。我们帮她整理了资料，然后他写了一篇评马莉诗歌的文章，后来发表了。他以这种方式实际上支持了马莉，也同情了我们。
最终，朱子庆和马莉所在的中文系决定对此事件予以处理。系里面的党组织支书记找马莉谈话，让她写了检讨，然后这个检讨放在了档案里面。
1982年，马莉和朱子庆先后大学毕业，作为对他们的惩戒，马莉留在了广东，朱子清被分配去了北京。
毕业不久，朱子庆和马莉就举行了婚礼。为了能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夫妻双方开始不停地进行工作调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朱子庆和马莉终于全家落户于广州，20多年来，朱子庆和马莉一直活跃在广东文坛，诗歌一直是他们生活的最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年轻时在大学碰撞出的炙热热情历久迷真，成为今日情深的见证。
责编：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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