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画家（7）

　　 蒙古族画家朝戈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主任，在我国当代美术界他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28年前，20岁出头的朝戈还是内蒙古草原一个插队知青，在1978年的夏天，他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这是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

　　朝戈这一代的青年实际上都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尉阅历的。有的下过乡，有的在工厂工作过，有的在团体，他们都是已经在社会上已经有比较丰富的阅历以后，回到学校的人，他们对知识和对学校生活的向往和普通的高中生是不一样的。

　　与朝戈一样，时年23岁的杨飞云也是在这一年考进了中央美院油画系。当时他已在包头市铁路局宣传部门做了数年的美术干事。他那时候的理想就是想当艺术家，想当好艺术家，像苏联、俄罗斯巡回画派的那些画师，还有伦布朗、达·芬奇这样的大师。

　　197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并于同年冬季恢复举行了“文革”后我国第一次高考。共有五百七十万青年参加了这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但在这一年的高考中，全国所有的艺术院校并没有招生。

　　“文革”期间，我国文化艺术界受到空前摧残。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合并成立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到1977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这些艺术院校还未恢复自己的独立建制。

　　1967年，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公开发表引起了巨大轰动。该画的创作思想迅速被作为美术服务于政治的典范而被推广。文革期间，该画的发行多达9亿张。

　　杨飞云回忆道：“恰恰这个美术在那个年代极其有用，为什么呢？就是宣传。宣传就是写美术字、出版报，画漫画，搞什么宣传专栏或者是画毛主席像，画工农兵，英雄形象。”

　　1972天，为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国务院文化组决定在全国各级机构及单位组织美术创作组，并筹备了1972年至1975年的四次全国美术展，从而使创作组和美术展成为当时我国美术创作的模式。而进入创作组，使自己的作品参加美展，成为当时美术青年的一条创作道路。

　　当时所有的作品不外乎三个题材，一个题材革命领袖，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的。第二是革命光荣传统，大家可以看到回顾长征，过雪山，草地、雪山等等这个。第三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三个题材是一直不能超越的。

　　与此同时，电影和音乐的创作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们分别以革命样板戏及群众性革命歌曲作为创作的主要题材。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反映到文化艺术界。建国以后的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毒草。很多艺术大师的作品，像石龙、徐白衡的作品，都被宣布为毒草，都被禁止跟人民见面。

　　无论生活在草原还是城市，对于朝戈和杨飞云来说，虽然心中有对艺术的热爱，他们却成长在一个文化艺术贫乏的年代。

　　当时的文化生活是极度贫乏的，杨飞云回忆道：“当时贫乏到一种就是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些手抄本的很低级的小说，或者是有一些偶尔能弄到一两本过去遗留下来的，所谓是政治部好的黑书或者是什么，可能有那么几片的破破烂烂的那种书，或者是三下五异，那类型这种消遣性的，而且带有想象力的这种书，都是人们要传看，甚至偶尔看到了，就好像今天突然来了一个美国大片似的。那种在生活里面就是有一种暗流，这个暗流里面其实是人们的极度贫乏，我认为是精神上的极度贫乏。”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一个历史转型时期，文艺也在进入复苏状态。1977年1月，被长期禁锢的话剧《豹子湾战斗》、豫剧《朝阳沟》、京剧《八一风暴》、及歌剧《洪湖赤卫队》等优秀文艺作品先后开禁，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77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0年文革得以结束，我国社会进入一个历史转型时期，文艺也在进入复苏状态。1977年1月，被四人帮长期进禁锢的话剧《豹子湾战斗》、豫剧《朝阳沟》、京剧《八一风暴》、及歌剧《洪湖赤卫队》等优秀文艺作品先后开禁公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那时候，每天听自己的小收音机成为了朝戈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一天，他突然听到音乐音乐节目里头出现了《洪湖赤卫队》的歌声，还有《冰山上来客》，郭兰英唱的歌曲《一条大河》等，尤其是《洪湖赤卫队》的歌唱升起的时候，朝戈一下子就感觉到这是一种遥远的人性在复苏的感觉，觉得自己的血液往上涌，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从四人帮粉碎以后到八届三中全会这段期间，虽然还没有出现一种政策性的文化支持。但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信息，比如电台开始播放一些抒情的歌曲，一些好的美术作品也开始出现。

　　随后不久，朝戈收到了父亲给他寄来的中央美院招生简章。与此同时，杨飞云也知道了中央美院招生的信息。杨飞云还清除的记得那一天，他和一些画画的朋友在铁路局的大院里打羽毛球。这时工会主席拿着《人民日报》从大楼里出来，一见他就向他招手，并高兴的额告诉他，说中央美院招生了。

　　1978年夏，经过全国4个考场的考试，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招收了8名学生，朝戈和杨飞云终于成了这8个幸运者之一，跨进了这样美术学院的大门。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高考改变了朝戈一代人的命运，那时候，知识非常贫瘠，知识分子也被打倒了，所有读书人的价值都降低了，朝戈清除的记得读书人要向劳动者学习这个概念。他回忆起得知高考的时候激动地说：“这个时候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成为一个某一个艺术专业的青年的研究者，我是一步登天了，应该说这个。我又很热爱美术，我又考上中国最优秀的美术的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在杨飞云手执画笔40年的艺术生涯中，个人独特艺术风格，是他在1978年进入中央美院后四年学习期间形成的。

　　杨飞云在进入大学后开始有一个大转变。文革时，写生只是一种习作，写生能够收集素材，训练绘画能力，这是作为它的主要手段。杨飞云记得那时候受到一种影响，就是对景对物进行创作，就是直接对着本人的感受，对着感兴趣的点去创作一种作品。他拿自己的作品《北方姑娘》作例子：“比如说我这个北方姑娘，画的也不是什么故事情节，也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内容创作的，而是想通过他形色、构成，还有她的形态本身的特征，构成一个有北方女孩儿的典型性的情调，或者是她的体征里面出现这么一个东西，而且有点东方味道的这样一种东西。之后画得肖像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她的服装、道具，还有她的动作的选择，有的时候是有点形式感的，而且像这样的一种，把一个中国画放到一个背景上，题目表达一个生命比较纯洁，比较单纯，或者是有一种更多的注意她的审美价值和她的东方情调，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的创作受到那个时候学生的时候，学习，慢慢的形成的这么一种风格。”

　　1979年9月，就在杨飞云和朝戈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二年，北京市的一批业余画家利用中央美术馆外公园的露天场地举办了个人美术作品展，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这就是当年轰动艺术界的新兴画展事件，该事件被视为文艺解冻的信息。

　　朝戈还记得这个事件在当时是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是一个艺术事件，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的事件。在青年学生中，在社会上，人们马上知道这些艺术青年搞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作品展，很尖锐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了。于是，大家很快地去看这个展览，并展开了争论和分析。

　　与此同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许多艺术家公开谈论艺术规律，吴冠中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文革期间，他因研究形式美被扣上丑化工农兵形象的罪名，现在他又重新对杨飞云、朝戈这批美院的新生大讲形式美。

　　吴冠中到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座对杨飞云震动很大，因为吴冠中讲的是形式美。在以前，政治内容是重要的，形式要和内容符合要为政治服务。吴冠中针对这个思潮，大讲形式美，说艺术家不搞形式是不务正业。这在学生里面的影响非常大。

　　杨飞云记得当时听完这个讲座以后，有些同学就在地下捡起擦笔张，在用擦笔张擦了笔以后，出现一个偶然的一个形式，成为一种绘画效果，同学们就觉得个东西是有美感的，于是把这个擦笔张帖了一书写版。而另外一些同学已经开始在油画颜料里搀沙子、搀巨墨，或者是帖报纸上去做形式性的探索。

　　与此同时学校越来越多的讲座，也把国外一些进步的人文思想带进了校园。

　　在朝戈的印象中，讲座每周都有一两个。当时的学生很积极，会马上做出广告来，比如说这次讲其某某某学者，或者北大的学者，或者一些优秀的音乐家。其中有一个讲座深深吸引了朝戈，那就是尼采的讲座。他回忆道：“当时尼采的讲座，当时去了很多人，当时我们学校的讲座的厅是很小的，当时塞满了我们的同学。当然现在看这个人也不多，在当时来讲，人是非常多的，大家来听尼采的讲座。尼采的思想，从我们当时来看，他是一个作为一个新的思想解冻的一个很力的武器。他怀疑，重新思考问题，非理性主义，这都是80年代初期我们心里头所渴望的某种东西。”

　　校园里思潮的涌动，也带来了同学之间思想的碰撞。

　　当时杨飞云比其他同学年长一些，由于他工作了好多年，所以生活阅历多一些。他很崇敬古典主义，而朝戈对现实有一种更尖锐的，更锐利的表达要求，这样大家出现争论。但是双方都觉得争论是很有必要的，实践在于探讨。

　　1979年10月，在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中，主创人员袁运生以《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为题，在这次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中，大胆画入4个沐浴的傣家少女，由于当时人体绘画尚是我国美术界的一大禁区。因此，该壁画一面世惊动四方，随后不久，有关部门用一堵墙封住了人体的部分而告终。这就是当年影响深远的美术业首都壁画事件。海外媒体报道说，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1980年，中央美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陈丹青在自己的毕业作品展中推出了《西藏组画》这一名作，在中央美术学院引起轰动，该画与罗中立的《父亲》同被誉为我国当代美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西藏组画》的画面追求像法国19世纪的库尔贝或者是米勒，画的比较真实，画幅很小，是可信的一种场景的，而不是很有主题性的一种东西。

　　1981年，由于国家恢复了留学生制度，陈丹青被公派美国留学，成为中央美院的一件大事。

　　陈丹青的出国在杨飞云看来有点像徐悲鸿当年送到法国或者是罗共流、李天翔被送到苏联学习。所以这在油画系，在中央美院是很大的一个大事，人们都羡慕这么一个才子，留校以后，又获得一个到美国学习的机会，因此，杨飞云记得系里面为陈丹青开了一个欢送会。欢送会在油画系办公室举行，杨飞云等油画系的学生就在走廊里看着欢送会。当时，学校的领导语重心长的对陈丹青说，改革开放以后，像你这样的才子能够有条件到美国学习，对中国的油画是再一次的学习或者再一次的提高，有很大的重任。这让走廊上的杨飞云等人也很受鼓舞。

　　1982年，朝戈、杨飞云大学毕业，四年的大学生活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追寻陈丹青的足迹，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朝戈和杨飞云也先后进行了全球多国的个人画展及油学。今天他们都是在海外颇有影响的中国当代画家，而对于他们来说，艺术大门打开就是1978年考进中央美术院。

　　杨飞云过去是一个业余画家，他觉得美术这个方面，特别地需要教育。所以他自己感觉如果不经过的一个中央美院大学的一套教育，他再怎么有才能，可能也是一个业余层面的能力。因此，对于能够通过高考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他感叹道：“我可能是一个好的种子，可能在艺术方面、绘画方面有一些感觉，热爱，或者在这方面有特别地悟性，但是如果不通过大学教育的挖掘，而且是一流的教育的挖掘，那我可能就出了那个时间段以后，大概就仅仅是一个种子而已，不可能最后发挥出来。所以这个从命运上，到我自己的事业上，我觉得太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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