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成真（8）

　　 谢卫东是天津光华学校的高三老师，自1982年大学毕业担任中学教师至今，谢卫东作为学校的教学骨干力量，20多年来一直带领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迎战一年一度的高考。

　　然而回首自己的大学之路，谢卫东却走过了一段梦生梦灭的艰难历程。

　　这张照片是1977年谢卫东参加高考，与四位中学同学的合影，他珍藏至今。

　　谢卫东记得高考在城里考了三天，考完以后，他和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商量如果大家都上大学走了，天各一方，所以提议咱拍个照，做个纪念，于是五个人就合了一个影。

　　1977年冬季高考是我国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首次高考，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由于高考的大门关闭达11年之久，这次高考共有570万适龄青年参加。也就是在这次高考中，照片上的五名青年只有谢卫东一人考进了山东师范大学，谢卫东认为，正是因为1977年冬季的高考，彻底废除了文革期间的16字招生方针，这才圆了他一波三折的大学梦想。

　　谢卫东回忆道：“当时是感触很深，我觉得要是……那个16字方针，我是肯定上不了大学。只有高考，我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我才能考上大学，我为之努力，我才能考上大学。所以这样也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

　　所谓16字招生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是“文革”期间我国大学主要的招生方针。

　　十六字招生方针源于一九七零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招生（试点）请示报告》，在上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自一九六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入胜利阶段，并对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提出了教育革命的要求，但是模式还是根据毛主席“7.21”指示，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上所做的批示。上海机床厂是我国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企业，该厂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毛主席所做的这个著名批示大概的意思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从工人农民当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而这个指示则成为文革期间我国高等教育革命的最高指示。

　　遵照这个最高指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报告规定废除入学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同年底，我国招收了首批4万余名工农兵大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的招收结束了文革以来我国大学长达六年的停招停学状态。而这一年，谢卫东在家乡山东菏泽地区一所中学即将初中毕业，尽管家里缺乏劳力，但作为小学教师的父亲还是毅然让谢卫东继续上高中，因为，我国大学的恢复招生使父亲希望谢卫东有朝一日能进入大学。

　　当时谢卫东在班里学习各科都是第一，他相信如果能参加考试，他肯定有希望考上大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文革期间，人们习惯性地将推荐工农兵大学招生制度称为16字招生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品准、学校复审”。而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主要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管大学。

　　由于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多不具备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1973年4月3日，国务院转批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重视文化考察，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

　　1973年7月，我国举办了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大学招生文化考试。

　　但是1973年的7月19日，《辽宁时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新兴县下乡知青张铁生在考试中交了白卷后，利用试卷背面写的一风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对大学招生恢复文化考试提出了异议。

　　就在这一年夏天，谢卫东毕业了，根据当时的制度，上大学需中学毕业后并有二年以上工作实践经验才具有资格，因此，一九七三的高考谢卫东没有参加，但他明白，在当时的条件下，推荐是上大学的唯一道路。

　　由于谢卫东的成绩好，考试对他不是问题，所以关键就是政治表现。当时推荐上大学的条件是年龄25岁以下，未婚，高中水平，政治表现好。谢卫东的家庭出身有点小问题，外祖母是地主成分，但当时老师经常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父亲也跟他说，只要是你表现好，照样可以被推荐上大学。于是，谢卫东就想着多做好事，好好表现自己，争取一个考大学的机会。

　　为了获得两年后上大学的机会，谢卫东开始处心积虑地为集体、为群众做好事，以求获得推荐的资格。

　　每天谢卫东早晨黎明时就起床，挨家挨户地帮忙打扫卫生。这样他坚持了半年，不怕脏、不怕累，每天早晨多干一个多小时，大队党支书和生产队长都多次提出表扬。表扬谢卫东爱集体、爱劳动。当时他还义务不要一分钱，给18个生产队的社员修广播喇叭，修洗练盆，修300多个广播喇叭，希望能表现自己，能有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两年后，谢卫东终于盼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谢卫东记得当时7点多钟就报名了，他是第一个去报名的。负责报名的是他父亲的一个同事，他把我叫到一边，他说“傻孩子，你别想了，你看今天咱公社就两个指标，100个当官的孩子争，你外祖母又是地主成分，你根本排不上号，所以你别舍得想了。”听到这个消息，谢卫东头嘣的一下就像爆炸了一样，觉得周围一片漆黑，就感到有一种受骗的感觉，非常的失望。

　　谢卫东的大学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他的内心无法承受这个事实。

　　回到家里，谢卫东一天没吃饭，到了夜里10来点的时候他的灯依然亮着，他用两张报纸，用毛笔写了“天下不公”四个大字。

　　父亲一看谢卫东的灯还亮着，就到了他那个屋子里，把那张报纸给撕碎，又划了火给点了。谢卫东还清楚地记着，父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觉得眼前一片黑了，前途非常渺茫，非常失落，平时说的那么好，到时候不那样做。

　　文革期间，社会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反映出当时推荐上大学和导致的走后门现象成为社会普遍痛恨的严重问题。

　　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指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

　　1974年2月2日，国务院科科教组在教育革命日报上刊载了一批教育系统里走后门的材料，上大学走后门成为人民群众非常痛恨的社会不正之风。

　　还在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谢卫东说了一门亲事。谢卫东的爱人比他大4岁，为了能被保送上大学，他的婚姻推迟了两年，原因是那个时候回家也好，怎么也好，必须是未婚的。谢卫东如果一结婚，就没法上大学了。

　　出于对上大学的无望，谢卫东终于选择了结婚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卫东从天津回到山东菏泽家里，他的两个高中同学，谢贵军和张名论前来看他。

　　1977年谢卫东就是和包括这两位同学在内的四位同学一起参加了高考。但除了谢卫东以外，其余四位同学均未被录取。与他当年高考落榜的同学相比，谢卫东直到今天还在庆幸自己当年考上了大学。

　　谢卫东在菏泽一中周边要了两栋房子，第二栋房子买的时候，他借了六万五千块钱。他退休后出来打工，一年就让他把这样六万五还清了。谢卫东在光华学校一月就是四五千块钱，加上退休金1600块钱，这样生活应该还算不错，比一般地不上大学的同学，生活都好一点。他感叹道：“我要不是大学毕业，不是到光华学校去教书，我怎么能挣那么多？”

　　一九九七年，谢卫东的大儿子成功考上了大学，而今年，又到了他小儿子高考的时候。

　　谢卫东的儿子今年19岁，也是学习好的好孩子，但他对儿子不放心是，快高考了，儿子老是上网，玩电脑，这样势必影响学习。谢卫东想到了自己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是怎样的全力以赴，常常熬到深夜。

　　1977年，在快要成为父亲的时候，谢卫东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谢卫东记得8月份的时候，群众中传播这么一个消息，说邓小平出山了，他抓文化科技教育，高考肯定要恢复。

　　1977年6月底，教育部在太原召开教育部招生工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第一次高校招生的会议。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这次会议决定1977年的高校招生，依然采取群众推荐的方式进行。

　　一九七七年八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为了杜绝过去推荐上大学中走后门的现象，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邓小平对与会专家表态，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

　　遵照邓小平的讲话，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当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左”的思想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会议在是否还要执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一精神及如何看待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等方面争论激烈，致使会议一再延期。期间，邓小平与教育部主要领导讲话，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的理解,“并不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于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议形势很快扭转。同年10月21日，国务院发出了恢复高考的文件，文件规定，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的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因此， “文革”期间我国执行了多年的推荐上大学十六字招生方针正式被废除.

　　1977年的4月份，谢卫东记得全公社的青年开了一个大会，参加会的有500多人，当时中学主任孔主任宣读了中央文件，就是要恢复高考，并且说以后考大学实行统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不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了，这样有本事的人就有出头之日了。谢卫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振奋。

　　为了不失去这难得的上大学的机会，谢卫东开始了艰苦的学习。 那一段时间他总共熬了3公斤油挑灯夜战，一学到学到深夜。他的儿子是5月1日出生，晚上的哭声很大，干扰很大。谢卫东的爱人就抱着刚出世的儿子回娘家去住了。直到他考完大学才回来。

　　2003年6月7日，夏季高考开始了，作为天津光华学校高三年级的任课老师，他带领学生又在迎战新一轮的高考。

　　带领学生来到高考考试的谢卫东，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远在菏泽的儿子今天有也要跨进高考的大门。

　　谢卫东记得每一次考试，父亲都目送他进考场。进考场门的时候，他也回头看看父亲。每次考试出来，父亲都在考场外面等他，对他考试非常关心。考化学那一场，总共是两个小时，100分的题，谢卫东用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其中有一道20分的答题，他用五种方法去做，对的结果都一样，他才相信那道题做对了。后来谢卫东又重复看了三遍，才离开现场，所以他的化学考得很好。

　　盼望已久的高考结束了，谢卫东和四个同学在县城的照相馆里照了这张合影，至今他都珍藏着。

　　谢卫东记得考完以后，他们就照完相，回家。走到村口，一看，他的奶奶、爷爷、母亲、爱人抱着孩子，还有小妹妹都在村头那个大柳树底下接他。他还记得爷爷说，考得啥样？他说觉得考得不错。母亲说今年准能考上，脸上都带着笑容。

　　1977年，谢卫东终于被山东师范大学录取。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菏泽一中担任教师。

　　20多年来，谢卫东一直带着高三毕业班，先后将6000余名学生送进了大学校门。

　　回想高考，谢卫东说：“高考它是公平、公正、公开，别管谁家的孩子，也不论是考上哪些。它就没有那个家庭、社会不公平的因素出现。所以你只要想上大学，你就努力学，努力学参加高考，就考上去。不努力，天上不会掉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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