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十）

　　 1978年的春季，是中国高校教育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春天。自从1966年6月，因文革中国高校停止招生考试11年后，国家于1977年冬季首次恢复高考招收的29万大学生到了入学报到的时候，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批春季入学的大学生。

　　同年3月3日，1017名77级新生从祖国四面八方跨进了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

　　李继定就是从这进入清华大学的，有了这么一个上清华大学的机会。他记得每一个同学都非常激动。看到前面那个主楼，非常壮观。那时候他们到北京来看这个主楼，特别是那四个大门都非常非常的好。晚上灯一打，到了学校以后，指派给他们的班主任就带着他们去参观，第一天参观就是主楼。

　　李继定来自安徽一个贫困的农村。1972年中学毕业后，作为回乡知青，做了五年半的民办教师。当时他是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

　　李继定回忆说：“邓小平说恢复高考，我们有了机会，考上了清华大学，非常激动，到这个学校里一看，这个心情，那真是没法形容。学校里面也是非常隆重，恢复高考第一届，学校里面插着旗子，各个系的旗子，宿舍也打扫地非常干净。然后在学校的操场边上，每个系每个系，新生报告，领行李处，领饭票处，领书什么的，非常非常好，当时的心情是，大家都觉得到一块儿来，我们同学到一块儿来，有的同学说两个星期才熟，我们那时候三天大家就非常熟了。就这么一个机会，有这么一个上大学的机会，确实心情非常地激动。”

　　时年26岁的李金英在年报道的时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李金英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工程物理系，结果他到工程物理系的台阶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后来老师才说，他们可能是整个一个班划到了工程化学系，可以去对面的接待站的地方去找。李金英去了一找，确实有，是工程化学系的，是放射化学专业，于是他才去报道。

　　就这样，李金应作为新生被分到了化工系2班。

　　1975年，高中毕业回下乡，做了两年农民的王文一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的一名新生。

　　王文一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在那时候，上大学10个人只有一个人能上大学，甚至15个人只有1个人能上大学。

　　1978年3月5日，清华大学大学化工系77级2班作为一个全新的班集体成立了。当时这个班集体共有30余名字同学。青年教师谢新佑被分配到这个新的班，担任政治辅导员工作。

　　谢新佑记得这个班的学生分四类型，一部分是属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部分人大体是9个人，他们全班是33个人，第二部分是来自于工厂的，有10个人，还有就是教师，就是民办中学的一些教师，这个是9个人，还有是应届毕业生，这个是四个人，所以一共是33人。在开始的时候，这部分人由于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了解的社会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体会，思想状态都相差很大。而看年龄最小的是17、18岁，大的是到31岁，所以年龄差也比较大。

　　1978年的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由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撰写，经杨西光等人多次修改和胡耀邦最后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光明时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公开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文，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由此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全国性的大讨论。

　　当时不仅仅学生的思想混乱，而且当时社会上也有一些不一致的认识，所以以至于才有“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大讨论。

　　讨论的气氛很热烈，大家也没有什么顾虑，讨论一些事情。讨论到最后，大家大概形成了这样一个，自然而然形成一些东西，就是说现在的制度现在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有不断完善的问题，不能指望一个东西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善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还有一点要做的事情，每一项改革到底对不对？到底我们现在对社会的一种发展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唯一的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它，如果实践是正确的话，我们就按照正确的去做。

　　谢新佑回忆道：“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但是一个是对刘少奇同志，原来是最大的组织派，现在是平反了，还有一个是对彭德怀同志平反了，那时候说是最大的右倾主义分子。还有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个事情也是给学生一个很的大震动。以前搞的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现在要赶快要转型，然后对老主席的印象，自己心里面，以前是神，一切都是正确的，现在呢，那么多错误，都搞错了，现在是从神到人，人才有错误嘛，这样对大家的震动是很大的。”

　　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发对文章的反思，在77级2班也带来同学们对自己过去的认识。

　　李金英进大学的时候是26岁，一些和他一样的学生都觉得时间给耽误过去了。所以思想状态有时候显得比较混乱。学完了之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这种混乱在学习上也有所体现，在这一部分的同学中间，他们热衷讨论社会的一些现象，而在学习上有所松懈。

　　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滕腾也看到了77级大学生的思想上出现波动。

　　滕腾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分析，他说：“有一部分学生，文革的影响也相当深的，这些你想想看，都是红卫兵，文化革命期间，他们是造反的，对不对？很多都是造反的，所以接受所谓真理标准讨论是要纠正他们对一些，比如说一些非常简单化的，文革期间还保修下来相当一些影响。”

　　1978年12月，中央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

　　随着国门的不断打开，给当时77级大学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冲击。

　　之前由于没有对外开放，大家对外部世界也不知道，开放以后，结果，看看周边，李继定发出了疑问：“我们大陆好象比台湾生活水平各方面，还要差一块。北韩比南韩要差一块，我们社会主义代表的这种苏联比美国也差一块。大家有时候情绪也比较悲观，我们怎么回事？说社会主义，说共产党你好，怎么我们比人家要差呢？而且这个差距还比较大呢？”

　　谢新佑记得有好些同学经过自己的一些体会，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饭的，越搞越不好。还有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候还能够谈得到一些，但是到了后来，到底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内容？都说不清楚了。有的甚至说社会主义是不是“乌托邦”主义，到底应该怎么个走法？多数的人认为看不清楚，心里有一种迷茫。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在第一栏的显要位置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并当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书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表达出来的思想困惑引发了很多77级、78级大学生参与讨论，并在那一代大学生提出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

　　为了解决77级2班当时的学生思想问题，1979年，新学年开始后，政治辅导员谢新佑组织召开班会，进行讨论。

　　谢新佑记得当时的原则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就是在让同学们能够充分地有什么就讲什么，充分地把不同的意见就讲出来。希望同学们不要动不动就要扣对社会主义不满，所谓的反对言论的等等。同时谢新佑也跟同学讲清楚，同学们说是什么？观点是怎么个看法？不作为今后政治思想鉴定的一些内容。

　　在谢新佑老师的组织下，化工系二班的同学以班会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学习和讨论，同学们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一九七九年九月，就在这幢教学楼四层的一个会议室，王文一同学终于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一口号。

　　王文一记得当时的意见并不是那么一致。最后，讨论结果说怪社会也好，说发展不如别人也好，说怎么样也好，毕竟推到“四人帮”以后，使学生们重新进入大学，所以要好好学习，从我做起，做现在做起。

　　李金英的印象中王文一谈论得很多，最后就说那大家就从现在做起，清华化工77级2班的学生带个头，同时全校的学生都带个头，把社会也带动起来。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口一号经提出，马上在化工系77级2班全体同学心中产生了共鸣。

　　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日，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对化工系77级二班进行了报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也成为文章的标题。随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全国许多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由此，这句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对于那些经历太多磨难和失落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来说，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对重树生活的信心，胜过了许多华而不实的豪言壮语。

　　学生们的积极性被极大的激励起来，绝大多数人心里想，耽误了十年没有读书，一定要抓紧时间拼命地读，拼命的学。

　　为了珍惜这宗机会，很多学生们基本上早上从宿舍起床，洗涮完以后，背着书包，书包里不仅仅是装着课本和教材，还装着饭盆。学生们是直接到食堂吃饭，吃了饭以后就直接到教室，中午也不回宿舍了，中午上食堂吃了饭以后又上教室，吃了晚饭就上图书馆，图书馆关了门以后，才回宿舍，所以当时大家说这叫做“三点一线”。

　　当时间进入一九八零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和社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一代的学子们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作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唱出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听完《年轻朋友来相会》后，李金英感觉歌词写的非常好，大家都是年轻人，年轻的朋友能够从五湖四海大家能够凑起来，的确是一种心灵不一样。另外歌词里也展望了再过20年后再相会。李金英心里正有这种想法，想想20年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到这里她总是激动不已。

　　王文一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曲，感觉作为80年代的年轻人，大学生，以后国家的建设，肯定我们每个人都在中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20年来相会，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也是每个人应该做的。

　　怀着一种20年后再相会的美好期望，1982年77级2班的全体同学终于渡过了难忘的大学学习时光。

　　看着旧照片，李继定回忆道：“这是我们1977届的1000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铺了一块石头，当时我们大家，大家毕业的时候在议论，毕业了，我们给母校留下一个什么纪念品呢？就放上这么一个铺路石，为什么放在这个中间，也是有意思的，我们也是在我们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代一代的老学长的教育下，我们可以说，踏着他们的肩膀上来的。然后我们也原以为我们后面的同学，搭一个铺路石，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再走，那是我们毕业20周年的时候，2002年，我们在这儿又铺了一块，就是说我们铺了这两块铺路石。”

　　大学毕业后，化工系77级2班的同学，作为文革后我国首批恢复高考招收的大学生，很快成为社会的急需人才。

　　20多年过去了，在当年全班30几位同学中，除9位同学出国寻求新的发展外，其余26位同学基本都担任了各自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直到今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仍不断用于人生自勉。

　　在共和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文革”后恢复高考所招收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是最为特殊的一代大学生，他们不仅承受了“文革”的苦难和悲剧，又学习成长在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自身境遇的大起大落使他们的精神气质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在八二年大学毕业后，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很快充实了社会的重要岗位，成为今天的社会栋梁和中坚力量。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过去近三十年后，七七级，七八年大学生这一特定人君最终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历史毕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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