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您可以对自己喜爱的嘉宾提问，您还有机会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

10月25日，我们将邀请理查德·克莱德曼做客，敬请收看。

聚集国内外最著名的演艺明星
谈话与表演实况再现
观众与嘉宾倾情交流
运用全新电视传播理念塑造周末名牌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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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播：cctv-3每周五21：15
重播：cctv-3每周六10：3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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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你的姓名
年龄：25-40岁的心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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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喜欢陈红、阎维文、张瑞芳的理由，或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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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自己喜爱的艺术家，你最想问他们什么问题？《艺术人生》诚邀广大网友点评：

　　陈红、张瑞芳的电影　阎维文的歌曲

　　　　信箱：
artist@mail.cctv.com

背起行囊，继续上路
——刘佩琦做客《艺术人生》实录

　　唯美的舞蹈理性的决定

　　得知刘佩琦学过舞蹈，这多少让人有些诧异——舞蹈与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同，它由内而外散发着唯美的气息，虽然主持人的一句“现在看你身材还不错。”多半之意在于调侃，但还是引出了刘佩琦最初决定放弃舞蹈而从事表演的主观原因，“78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练习，那天我发高烧39度，但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即使发着高烧，也不能离开把杆，否则在舞台上会马上“报复”你。排练厅除去把杆以外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镜子前面观察自己。我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一句话——就您这副尊容还蹦达什么，赶紧改行吧！但是我又不愿意离开舞台，所以选择表演了。”

　　虽然这种决定包含着许多突发其想的成份，但我们毕竟还是找到了刘佩琦，那个当时只有20岁年纪的大男孩对于舞台的眷恋，而后出现的两次“小插曲”最终决定了他从事话剧的道路。

　　当他心里已经萌生了这个想法之后，正巧上海的宗夫升写了一出话剧叫《于无声处》，全国的话剧团几乎都演过这部话剧，用现在文艺界的话说叫场场爆满，用经济学原理讲叫供不应求。而当时正在宣传队的刘佩琦有幸饰演了女主角的父亲，“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话剧。”

　　对于刘佩琦而言78年是在关于取与舍的思考中度过的，“我在舞蹈与话剧的取舍上，

　　经过了非常长的思想斗争。现实就是将来不可能继续搞舞蹈，但是我又喜爱，毕竟曾为之流过那么多的汗水，话剧我又非常喜爱，到底走不走这条路呢？正好那一年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有一出话剧叫《不准出声的人》，到我们部队宣传演出，我们帮助专业剧团装台、卸车。作为宣传队每天都可以看，我看了六场哭了六场，那台话剧太感人了，就是这台话剧让我决定做一个话剧演员。”

　　从萌生想法到喜欢，到最终的决定，刘佩琦还是选择了话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移情别恋”了，但毕竟走了这么长一段舞蹈之路，回过头来再看，那么艰苦的舞蹈训练，对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意志培养终会大有裨益的。对这一点，刘佩琦也深表赞成，“比如85年我们在空政话剧团演出了一出话剧，叫《我们》，因为“我们”的字头。当时这台话剧引起的反响非常强烈，甚至国外的文化团都涌到剧场发出邀请，当时这台话剧被专家评论为继《茶馆》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应该记入话剧史册。我主演的角色生活太苦了，想偷老乡一只鸡，我完全都是把我过去舞蹈的那些技巧全都用到这些戏里面。”

　　虽然离开了舞蹈，但是在《艺术人生》现场的谈话中，我们仍能够感受到他对舞蹈依然还是非常钟情的。见到此景，朱军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如果说咱们抛开所有的世俗眼光当中的条件，所谓条件，全部抛开的话，让戏剧和舞蹈间让你做一次选择，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个？”“选择戏剧，因为舞蹈作为我后半生的一种非常理想化的认知，可戏剧的艺术寿命远远比舞蹈要长得多。”刘佩琦给了我们最为肯定的回答。

　　“作”出来的幸福

　　自从张抗抗的《作女》问世后，我们知道了“作”（读“作坊”的一声）的另一种读音与解释：闹腾，不驯服。刘佩琦是属于他们那代人当中比较幸运一个——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又有机会重新去学校“回炉”学习，成了军艺的一名学员，而这个机会居然是他“作”出来的。

　　在《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刘佩琦讲述了他上军艺之前一段挺有意思的往事，“那时我在部队的在宣传队里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可到了五一的时候，我们仍然只能享受新兵的待遇——五一只放假放一天，并且下午四点钟归队。”生性爱“作”的刘佩琦对这一决定很是不满，就跟领导理论起来，“我们凭什么还是新兵，当兵一年就是老兵了，我们第三年了，怎么还是新兵，你们不招生，你们招生我们就是老的了。凭什么不能跟老兵一样的待遇，放假两天、三天。”因为他的抗上行为，宣传队70多个人没有一个放假的，而他写检查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件事之后，部队觉得刘佩琦应该是属于可以复员的那一列，正好政治部炊事班需要人，他就被分配到炊事班了，“我就到炊事班做馒头去了，我的手法很快，是山东揉法，一撮就一个，这就上屉了。政治部炊事班说这么好的一个兵怎么不是党员呢？就要给我留在那儿帮助我入党，我说不行不行，我还得回宣传队。”正巧，军艺来部队招生，按正常情况来讲，军艺招生，应该选派很优秀的战士去考，但是“我们宣传队恨不得我今天就离开，就决定让这个刘佩琦赶紧去考，我因祸得福，歪打正着考上了军艺。”

　　刘佩琦为我们回忆了他到了军艺之后老师第一次找他谈话的内容，“我印象非常深，我当时的生活班主任是管寿益老师，他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你当班长吧，因为你本身就是军人，已经当了三年兵了，有基础。我说我不行，我当不了班长，我连自个儿都管不住，我还能管别人吗？”后来老师用下面的话对刘佩琦进行了启发：当班长在将来的考试分数上可以吃点儿偏饭。“那我当我当。”就这样他上了军艺，当了班长。虽已当上了班长，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叛逆还是在他心里生存着，“我改邪归正了，变成优秀学生了，但是意识还没有改变，还是调皮捣蛋。老师问我，今天你们班今天为什么吴若甫不起床，我说他胃疼——我瞎编的。”在大二的时候，善于“作”的刘佩琦还是被撤消了班长职务，因为又犯了错误……

　　北漂三部曲

　　在军艺毕业之后刘佩琦被分到了新疆军区话剧团，在新疆渡过了他一生当中难以忘怀的两年。但是文化生活的相对匮乏，使得他一度比较低调，比较沮丧，有一种希望的破灭感。最后下定决心，“我必须得回北京。”于是，刘佩琦成了北漂集团的第一代成员。

　　回到北京，刘佩琦品尝到了一个漂泊者所有的苦楚、孤独、无奈、居无定所以及生活上的拮据。“我的一部戏被禁演后，我和一个同伴从二七剧场步行到复兴门，路上买了一块六一瓶的花灯白酒，再没有钱了，一分钱都没有。路上一个菜店偷了一颗大白菜，当我们回到租来的房子的时候，傻掉了——那天下中雨，房屋漏水，床上、地上都是水。褥子、床单、床湿的没法睡，我们两就索性吃着白菜心，喝酒吟诗，后来躺在地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6：30迷迷糊糊起来，感到肚子也饿了，我们两个人只有五分钱！我们走到空政话剧团找我的老师鲁继先，当老师把门打开以后，我说饿了。老师下了两碗鸡蛋面，最后每人给我们30块钱的饭菜票，钱还有菜票，还给了我们很多全国粮票……”

　　那段时间，他开始神经衰弱，做多少梦第二天醒来之后就能回忆起来，而有一个梦却让他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距离，“我梦见我在某一个电影厂，一个树荫底下在那儿苦苦久等，等突然有一辆车停在我，一个导演走下来说，小伙子等什么呢？我说我等戏拍，我是演员。跟我走吧，于是拍上电影了。第二天醒来之后，为这个梦而兴奋，于是我就开始复制。——背着包，带点儿干粮、水，就在八一厂树荫底下找一个最粗的树连坐了三天，第三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果然一辆212吉普车停在了我的面前，车上下来一个人，真的奔我走来了，这时候我有点儿激动。那么这个梦还真是某种预示？我就有点儿激动，果然这个老师开始问话了，小伙子我盯你好几天了，你坐这儿干吗？我说我是演员，我在这儿坐着等拍戏，看看什么剧组需要演员。而恰巧这个人是我的师哥，他答应只要我有什么这方面的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但他最后还是对我说——刘佩琦你这样不行，你必须要迅速调整，你快垮了！”

　　尽管那一段的生活这么困难，“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追求，我必须要塑造好每一个角色。”于是刘佩琦的影视生涯始于《二子开店》。“那时候戏组也少，电视剧很少，没有那么多让你去进摄制组的机会，生活就没有来源，当时拍戏主要还是要解决生活问题，主要是先解决吃饭问题。”那时候他在摄制组的补助是一天五块钱，没有片酬，但加上摄制组的工作餐，刘佩琦“吃”的问题总算解决了。这个戏拍完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太大影响，对刘佩琦而言，“只能说自己在演艺生涯当中有戏拍了，不至于生活那么窘迫了。”但如果说有所转变的话，应该是91年刘佩琦跟张艺谋导演合作的《秋菊打官司》。而人们不仅要问，“当时张艺谋导演怎么选择你了？你没有什么名气，也不是著名演员。”刘佩琦回忆了这段故事，“《秋菊打官司》的副导演胡晓峰是我军艺的同班同学，他跟张艺谋建议，秋菊这个丈夫万庆赖，应该由我们同学刘佩琦扮演。”而当张艺谋同刘佩奇谈剧中人物的塑造时，刘佩琦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不管是什么风格，我要奔这儿使劲，就是认识我的人觉得刘佩琦演的还行，不认识我的人就以为你在村里找了一个农民给帮个忙。”因为这句话，张艺谋导演给村长雷恪生老师砍了六场戏，给他加了六场戏。《秋菊打官司》使刘佩琦在影视界崭露头角，而真正作为他演绎人生转折点的还是《离开雷峰的日子》。

　　刘佩琦眼中的大腕

　　和大腕一起合作，自然会有很大的压力，但对于刘佩琦而言，他却在和他们比如巩俐、陈凯歌的合作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而这些是远比单纯的压力更有意义的。

　　我从巩俐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做人——这是刘佩琦谈到和巩俐合作时说的第一句话，“拍摄《秋菊打官司》的那个时候特别讲究穿牛仔服，一身套装牛仔，我们经常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看，一身套装牛仔，全都给洗了。是巩俐给洗的。她把摄制组所有人的脏衣服她全给承包了。”现在谈起巩俐带着胶皮手套洗衣服的情景，刘佩琦的眼中仍是充满了感激。而谈到一件关于签名的故事，我们能从他的语气中了解到这件事对他产生的影响。“有一次我们副导演张振岩发高烧，我们没来急卸妆，就去给他买药，我们俩人抱着药往回走的时候，旁边推着架子车卖萝卜的人认出巩俐来，他想要巩俐的签名，但他没有笔没有纸，他找一个破圆珠笔，看到地下有一个人踩特别脏的烟盒，他于是很失望，觉得不好意思拿起来。这个时候巩俐上去拣起来，弄平了，签好名送给了那个人，这个签名对于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

　　我从陈凯歌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事——这是刘佩琦在谈和著名导演陈凯歌合作《和你在一起》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以前我也听说，陈凯歌是一个特别严厉的导演，我们家也有人跟他合作过多次，当然是搞照明。说现场大气都不敢喘，可我这次与他合作并没有这种感受，而是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是绝不可能凑合一条的，行，过了，不可能！，一般的演员拍五条以上基本就傻掉了，而我们经常拍摄多达十六七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可以再多拍两条，因为他会调动你积极思考，思考下一条我怎么弄、怎么演。”

　　刘佩琦喜欢这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人生就要坚持，坚持到像挖井一样，深挖下去一定会见到井。不管是哪一句，我们都懂得了刘佩琦的心事：往行囊里加点儿水，加点干粮，继续上路吧。摄影：刘林江（由《艺术人生》剧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