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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在1921 |  |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三百六十五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间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些什么呢？
1921年7月23日到8月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杰出领袖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面对让他参加“一大”的邀请，他说，我正在为一所大学筹备一笔款子，我要走了，这笔款子就没有着落了。于是陈独秀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出席“一大”会议。作为首任党的总书记，没有参加党的“一大”，这在世界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
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像他的名字一样的卓异个性：独树一帜、一枝独秀。
陈独秀（1879—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1914年他在两篇文章后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陈独秀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屈的坚毅性格。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这样写道：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从六岁到八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见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在他们眼中，陈独秀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就曾是安徽的革命党领袖，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
 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安徽俗话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又创办了中国20世纪最重要、最著名的杂志《新青年》。他与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了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
陈独秀曾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1920年2月，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致认为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于是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抵达中国以后，建党步伐加快。陈独秀在上海这个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创办工人刊物、印刷《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据参加会议的李达和施存统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也就是说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成立的。首批党员有陈独秀、施存统、李达、李汉俊等。他们稍后大都成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陈独秀则在上海指导各地建立党的组织。1920年，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热诚邀请陈独秀到广州主持教育。陈独秀经与魏金斯基和李大钊等人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带到广东去。1920年12月29日，陈独秀到达广州，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
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独秀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州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在广州，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他将之命名为“看云楼”。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也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宣传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及社会主义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他创立“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大力普及国语。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他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他开办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他重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势力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陈独秀的到来，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他们还污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共妻”。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十分孝顺，对子女则严格要求。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人物。1927年7月的一个深夜，陈延年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29岁。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1921年，《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1921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的人人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4号上。1921年8月1日，就在《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比挪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8月1日，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回到广州，告诉陈独秀他当选了总书记。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千头万绪，需要它的总书记回去主持。而此时的中国震灾、水灾不断，加之湘鄂大战，成千上万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个季节，陈独秀回到上海，兴致勃勃地投入总书记的角色。此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本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
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据包惠僧回忆：10月4日，他和周佛海等人在陈独秀家中玩牌，突然有人闯入，说要见陈独秀，买《新青年》。包惠僧告诉他们这里没有。这时陈独秀下楼来，见情形想从后门出去，到门口看有人把守就退了回来。在巡捕房，问到大家的姓名，陈独秀报名王坦甫。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打算放人，不料这时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主编邵力子这时也被带进。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火速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他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的屋顶向下面露天影院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据当事人高一涵回忆说：当时陈独秀故意大声对军警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抓人。用来掩护其他人。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陈独秀对自己坐牢是不在乎的。早在“五四”时他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据一同被捕的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他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
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
马林也花大力气、出大价钱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美术泰斗刘海粟也请国民党左派李徽伍出面营救陈独秀。李徽伍当即一口答应，随即找到巡捕房，保释陈独秀。10月26日，陈独秀被释放。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这次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在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1922年8月，陈独秀第四次被捕，情况与第三次大体相似，仍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罚款后又将他释放。他们不知道陈独秀在刚刚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32年10月，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第五次被捕。一个党的领袖五次被捕，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次抓他的是国民党政府。尽管社会各界想方设法努力营救，尽管陈独秀与江西的朱毛红军毫无关系，尽管陈独秀已经是一个被中共开除的与中共中央唱反调的“托派”，尽管有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进行极其出色的辩护，但国民党出于对一切共产党人的仇恨和恐惧，仍然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陈辞，痛斥国民党的“刺刀政治”，公开宣布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把法庭上的陈独秀比作是中国的季米特洛夫。据同一牢房的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在监狱中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托人打了一点酒，
他说：“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第一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烈士。”他举起第二杯时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减刑释放，在四川江津度过了晚年最后的岁月。在穷困潦倒中，他靠帮书香门弟家整理先人文章来挣一点辛苦钱。国民党政府邀请他出任劳动部长，他拒绝了，蒋介石和其他政要出钱1万大洋接济他，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他的妻子——纺纱女工潘兰珍陪他渡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他把孤傲狂狷的伟岸人格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终点。而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做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最后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是一部造诣极深的汉语词义研究著作，他和陈寅恪同被认为是一代学术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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