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
编者按： 经国务院批准，2005年3月到5月，国家测绘局、中国科学院、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测量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这是继1975年国家首次组织珠峰测高之后，我国第二次对珠峰进行法定的国家测量。
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派出了由10名编辑和3名技术人员组成的珠峰直播报道组，如此精干的报道组却顺利完成了直播任务。
登顶直播只有4个半小时，但为了这4个半小时的直播，也为了更加详实生动地报道这次重测珠峰的全过程，早在2005年3月11日，中央电视台就派出了直播报道组记者跟随国家测绘局，从此次重测珠峰的起点格尔木出发，并在此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跟随登山测量队深入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藏北无人区、海拔5800米的珠峰西绒布冰川以及海拔6500米的珠峰东绒布冰川前进营地，发回了大量珍贵而鲜活的第一手报道，既增加了大家对直播的期待，也为直播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素材。中央电视台也因此成为唯一一家全程报道了此事的电视媒体。
2005年5月22日8时30分至13时整，直播顺利完成，其中来自珠峰峰顶的画面长达40分钟，但直播背后的惊险和艰辛却无法透过电视屏幕传达。
在这次直播当中，一共有5个机位，除了设在5200米大本营的3个机位外，另外两个机位一个为设置在距离珠峰峰顶50米处的峰顶全景机位，一个为设置于珠峰峰顶的游动机位，把持这两个最关键机位的是西藏登山队的4名藏族小伙子，他们不是专业的摄像师，为了确保他们能够拍摄并传下来高质量的峰顶画面，此前，直播报道组在大本营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严格培训。我们将他们分成两组，每组两人，一人负责拍摄，一个负责传输微波，但登顶珠峰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谁也不敢说自己肯定能够登顶成功，因此我们培训这4人时，既要他们学会拍摄又要掌握微波传输技巧，这样即使只有一人登顶我们也能够完成直播。为了保证拍摄质量，我们还找来木棍模仿觇标、找来纸箱模仿雪深雷达，进行了大量模拟拍摄训练，同时考虑到峰顶面积较小，登顶的人又比较多，我们又有针对性的对这4名高山摄像进行了人群晃动的抗干扰试验。
但在直播当天，珠峰恶劣的天气条件还是让我们备受煎熬，我们本来计划在登顶队员在到达珠峰海拔8700米时直播2分钟，因为这里是登顶队员向珠峰峰顶发起最后冲击的起点，但由于当天风力过大，高山摄像根本无法在此进行拍摄，也就是在这里我们一台登顶摄像机话筒折断。这让我们十分紧张，因为尽管前一天，高山摄像曾经从8300米营地传回过画面，但峰顶信号是否能顺利传下来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5月22日上午11：08，第一名登山队员已经登顶了，但是接收顶峰设备微波的仪表没有一点反应，步话机也一直没有高山摄像的消息。很快，峰顶全景机位的信号传下来了，但能够拍摄到更多峰顶细节的峰顶游动机位的信号却迟迟传不下来，11：50左右测绘人员通过观测仪器已经看到觇标竖起来了，可我们信号还是没有下来，峰顶信号下不来，意味着直播不成功。3名技术人员四处寻找问题，就在最后快要放弃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是微波接收机出现高原反应，有一个零件不工作了，于是当机立断，把接收机换到另一个微波接收机上。最后，珠峰峰顶测量队员艰难地竖立觇标，测量雪深的清晰而详细的画面终于出现在观众面前，特别是当中国人在峰顶举起国旗的一刹那，很多人激动地落泪了。
珠峰报道组第一批记者从3月11号出发，报道时间长达两个多月，高山缺氧给直播带来了许多困难，尤其是在进行珠峰登顶直播前的一段日子里，报道组许多成员都病倒了，摄像黄玮突然大量便血，被送到拉萨急救，编辑王亚民、摄像常青出现咳血现象，不得不下到100公里以外的协格尔检查，技术白皓感冒，摄像吴涛牙疼……种种在平地上的小病在海拔 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都可能要人的命，但这是一个仅有13人的报道小组，少了谁直播都无法进行，因此大家一方面积极想办法调理身体，一方面互相鼓励，直播前两天下山治疗的同志都准时返回大本营，13人的团队，在 4名高山摄像的协助下，在海拔5200米共同完成了一场长达4个半小时的直播。
中央电视台是唯一一家进行了登顶直播的电视媒体，中国实现登顶测量的画面作为公共信息传送给了世界各大电视媒体，CNN、BBC等媒体是利用了我们的信号才播发了中国登顶测量珠峰高度的消息，许多平面媒体将登顶测量的电视画面拍摄下来，作为头条消息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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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重测珠峰报道的全体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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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峰塔林 |
站在世界屋脊的记者们
傅雪松：新闻中心采访部科技组制片人，共产党员，重测珠峰报道的策划人和前方直播导演，珠峰报道组组长兼临时党小组组长，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两次抵达5800米采访报道。
“直播结束，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数着回家的日子，我的心却出奇地平静，只觉得在珠峰的日子似乎还没有待够。为了这一天，我等待了太久。”
张萌：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共产党员。23岁，在珠峰报道组中年龄最小，但进藏采访最早、在青藏高原上连续工作时间最长（两个半月）。她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近50天，在6500米以上工作一个星期，并一度抵达6700米采访报道——这是本次重测珠峰报道中记者到达的最高高度。
“一切都可以告一段落，一切都如愿以偿，再看看珠峰，我感觉她似乎在对着我们微笑。这3个月里，我们都在这片净土上寻找着那个最原始的自己。”
张萌在直播现场
崔霞：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共产党员，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近50天，曾抵达6500米，进行了两天的采访报道，因发烧紧急下撤，一度面临生命危险。
“在来珠峰之前，我连香山都没爬过。现在回想起来，能在这个地方战斗这么长时间，很重要的就是一种勇气，还有就是对自己职业的热爱。我喜欢这种超越自我的挑战。”
王亚民：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共产党员，重测珠峰报道先遣队负责人，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近50天，曾抵达6500米以上工作两天，在6520米采访报道。
“在这里我们对电视尤其是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说实话还真有点留恋的感觉。北京的春天我们是赶不上了，但我更喜欢北京的夏天，高温燥热，无遮无拦。对，就是喜欢。谁让我们选择了做记者！”
张海鹏：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摄像师，共产党员，曾多次去南极和北极采访，这次刚刚从南极回来，又来到地球第三极珠峰，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坚持了近50天。海鹏是一名老记者，来台工作已有十几年，在抗击非典报道中，曾深入非典隔离病区采访，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临近直播期间，海鹏的母亲生病，家人都不告诉他实际情况，这让他更加担心。傅雪松几次让他回去，他都坚持了下来。
常青：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摄像师，入党积极分子，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近50天，曾抵达5800米采访，因身体不适被迫下撤。
“条件虽然恶劣，但我们热情高涨。战斗的岁月使我们团结如一人。让风更大些吧！让空气再稀薄些吧！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吴涛：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摄像师，入党积极分子，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曾抵达5800米采访。
“在珠峰大本营的一个月期间发生的点点滴滴，让我深深地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人的渺小，生命的脆弱和意志的坚强。”
黄玮：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摄像师，入党积极分子，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曾抵达5800米采访。
“我是从贵州大山深处走出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家乡除了山还是山，一座连着一座。这次来到珠峰，我见到了比家乡更高、更深邃的山。我被珠峰、被西藏深深地震撼了。”
陈学智：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共产党员，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
“直播准备阶段，傅雪松说可能让我上海拔5700米的一个交会测量点做连线，这可把我乐坏了。我对那高处的冰雪和冰雪之上的人充满了兴趣，相信那里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而且拍到别人没有拍到的东西，终究是新闻人的胜利。”
王红波：播送中心传送部助理工程师，共产党员，本次重测珠峰报道技术总负责，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曾参加过《2003站在第三极》直播报道，当时在海拔6500米负责设立卫星地面站和微波传送，连续工作了20多天，这是全世界首次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设立卫星地面站。
“时隔两载又一次踏上珠峰，有几分重涉故土的感觉。和2003年在珠峰两个月的工作相比，我对珠峰少了一丝兴奋，多了一些敬畏；对工作少了一丝轻松，多了一些谨慎；对珠峰生活少了一丝烦躁，多了一些耐心。我觉得珠峰生活并不难过，与北京相比这里多了一分清静，少了一分喧闹。”
曾利强：播送中心总控部助理工程师，共产党员，主要负责卫星协调，调配信号，协调线路，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曾参加雅典奥运会直播报道。
“有天早上，刚下过大雪，我在帐篷外看到一只小鸟，像只毛绒绒的球，在雪地上蹦蹦跳跳寻找食物，很是纤细可爱。我的心震动了一下，在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中，这样一个纤细的生命竟然能顽强而开心地生存，可见生命是何等地顽强。每每站在珠峰脚下，看到小鸟、帐篷和巍峨的珠峰，我就感到特别地和谐、安详。”
白皓：播送中心传送部高级工程师，卫星专家，主要负责卫星地面站传送，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曾参加过国庆50周年、悉尼奥运会、韩日世界杯等一系列重大直播报道，并多次前往北极地区进行电视报道。
“亲临珠峰，才领略到风之本色。这里严酷的气候条件，给技术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报道组表现出的团结协作、不畏艰难的精神，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姜淑英：新闻中心采访部科技组秘书，重测珠峰报道组制片，负责后勤保障，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区工作了一个月。
“自从她来了，山上的日子似乎没有那么苦了：嘴边有她的好菜，耳边有她的疯笑逗乐声，整个帐篷里也其乐融融。用她的话说就是：‘大家无论是工作还是身体，只要有一点的不适应，都会传到我的耳朵里，都会让我揪心。大家是否能够在大本营健康工作是我最大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