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总导演周亚平在研讨会上发言谈到：“我们在描述一个事物、一段历史，《江南》展现了创作具体对文化价值的诉求：第一，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当中呵护传统，这是创作的一个很主观的意识；第二，在物与人的关系当中强调人的因素；第三，在历史的讲述中突出民间的生活；第四，在交流层面上，这是我们非常主观的选择。也就是说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思想的概念，一种思想的状态，我们始终认为我们创作的集体是比较负责思想性的创作集体。我们这个创作集体里面有很多大家都是六十年代出身，也经历了过去文化的一些洗礼，同时又接受了普遍的崭新的一些思想，在80年代夕阳红的诗歌上燃烧过激情，在座的杨晓民主任，他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应当说，这个集体对我们创作还是有特别影响的。而我们的影像，也是充满着心灵对自我的认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固有的文化正在褪色，在此我主要谈到的是创作非常重要的环境和背景。我一直说，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经常会感受到固有的文化正在褪色，从大都市上海，到西部边疆喀什这样的城市，都将传统覆盖起来，很多专家在呼吁民族的保护，但是人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思考和关切是很必要的。也就是说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传而统之，是代代流传当中显示凝聚力的。
但是一百多年来，在思想这个地方，我表达了一个个人观点，1919年思想着，1979年经济着。就在这种形势最为迫切的当代社会，我们往往把这些果实归结为中心标准。我们也要好好研究，西方的中心意识，如何对传统进行呵护，进行尊重。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承性、整体性、多样性显得可贵，而经济高速发展急功近利的心态，不仅带来了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恶化和精神的荒废，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等作品表现出的文化关怀，无疑表现除了自觉的文化关怀。正如《江南》作品的总策划杨晓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是一群怀揣文化梦想的自觉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文化家园，展现前人的文化方式。事实上，在我们多年的摄制当中，我们看见了停止了时间，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是，比自然时间的侵蚀更为凶猛的是人为的破坏，有的拍摄了几个月后再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过去的建筑全部推倒，大家可以想象是怎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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