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徽州》、《徽商》策划、总撰稿人杨晓民先生在研讨会发言中指出：“不论中国还是欧美，对他们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都可以从全球化背景来思考。电视表达也不能是单一的视角，电视表现手法，比如，纪实、情景再现等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是技术不是唯一的，我感觉主要看传播效果。电视是大众传媒，因此做《徽商》时，我们想如果还是用一些唯美的、意象化的表达方式就没意思了，财富传奇故事的叙述方式也很难。现在电视习惯于以讲故事的方法来做，但是徽商的故事没法讲，因为过去商人地位很低，商人盖了一个祠堂，族谱中才记下一个名字，商人是没有资格进入族谱或历史的，在封建社会，商人地位很低。那么《徽商》怎么讲，讲什么，我们思考了很久。五年前，我们拍了一部通过单位的视角来解析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片子。那个片子很成功，通过单位的工资、评职称、调动、流动，看当代人对体制依赖的减弱，关注中国社会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转型，那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而在《徽商》的拍摄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徽商家族或徽商经营的故事。《徽商》找不着人，怎么办？我认为还是应该侧重于思想。我们想通过《徽商》这一经济现象看中国五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我个人认为，中国明清时期非常关键，如果明清时期转型成功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从这个视角，从《徽商》的成功与失败来观察中国，15世纪以后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看中国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和条件，并把这一点放大。因此，我们就把《徽商》作为个案，来洞察中国制度的、文化的一些内在转型因素，包括失败的原因。比如在《徽商》中，徽商们要做海上贸易，即海商，就要反抗朝廷的禁海政策，有的就成了历史上的“倭寇”，当然这一现象很复杂，很多人认为徽商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先行者，当时的中国航海技术很发达，完全有条件成为海上强国。然而，中国人的海上贸易失败了，徽商没有出路，他开始转向官商。官商主要是盐商，他从海上走不通，就回到了官商。
另外，在《徽商》的创作上，还讲了商业资本利润的封建化过程，即使封建社会的商人赚了很多钱，他也不是纯粹的商人，他还是士农工商中的末民，更没有将其利润转换为产业资本的动机。当时没有法制，没有私产保护，皇帝一句话就可以没收掉商人的全部资产，所以徽商们赚到钱以后就回家盖房子，修祠堂，他无法扩展为产业资本，走产业化之道。有一些票号，很原始的票号，没有形成金融资本。他们的利润去干什么呢，去修桥，或不自愿的捐赠。徽州商人的利润还有一部分就花在官场的交易上，还有很多是奢侈性消费，如养家班，还有吃喝嫖赌之类，当然也有一部分流向文化艺术领域，形成了著名的“徽派文化”。还有小部分开始转型了，但基本没有成功。爹做生意，儿子科举做官，还有一条是拿钱买出路。商人没成为资本家，成了地主，士人。这样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从大的历史的视角，从《徽商》的成功失败，来看中国明清的社会转型，甚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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