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在研讨会上谈到：“突然人文纪录片创作一下变成一个趋势，或者一种现象，其实今天的纪录片，跟八十年代那一次潮流很不一样，那一次是在现代化焦距当中，从寻根到反思，最后走到反思，达到一个高潮，是一个全面的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后来，发展最高点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反应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西方道路。一开始，因为受到日本的纪录片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功利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后来文化寻根之路功利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全民的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今天怎么来评价这个作用。
但是今天，这批纪录片差不多都是纪录2000年以后，换句话说就是全球化交易当中出现的这样一批人文纪录片，因此它的视野、框架都带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性实际上是全球环境之下重新来认知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带有一定程度上，想既向国人阐释，又向国外人阐释我们有什么文化，我们走过什么道路。因此它呈现出来的观念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几部片子（研讨会上播放的几部）不太一样，《江南》是文学纪录片，严格来讲，它可能带有更多的对江南的一种文学经验和文学体验的东西，用的素材也是文人墨客的。对它的经验和体现，我们借助山川河流这些美景，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甚至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又经历过一次，体验过一次，它带有文学性。而像《徽商》这样的纪录片，它更像是所谓的人文纪录片，它更多带有文化解读的意思，而且借用了大量我们现有的思想界，历史学界的成果，来试图解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人群，带有更多人文解读的意思，当然像《新丝绸之路》更多是探索发现的作品。
这样一些不同的纪录片，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影响它的叙述。全球化背景不仅仅影响到直接叙述，也影响到学术叙述。关于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很多叙述当中，都是在全球大框架之下来进行叙述的。这个叙述框架必然影响到我们现有的大量的历史叙述，历史学术叙述，历史实际叙述，很多针对原创的历史研究。把这样一些研究借助到了我们的作品当中，因此刚才汪晖谈到的那些，他最后说这一句我很赞成，如果思想上，逻辑上的一些缺陷，用今天现代化去反思，当年为什么没有走这条道路，走那条道路，这样一个回述的因果关系，与其说是电视人的一个思维，不如说是我们的学术思维，其实反过来也在影响电视思维。这一点上来讲，电视没有太高的原创空间的。因此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学术的影响，反过来也呈现在作品当中，大家对这些读解，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它本身的，大众逻辑在叙述上本身的呈现性，大众媒介本身区别于一个因果的先行解读，所以它比较容易接受在学术研究当中那些比较明晰的，因果结论那种学术见解。这是说，它是在大众传媒上呈现的。
因此必然带有一些大众媒介对它的影响，包括现在我们看的这些作品，高度的追求故事化，高度的追求体验性，在一些现实当中我们会还原过去人民的想象和情感，但这种还原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更难讲。这是我们在替他们想象，但是这种影响，这种想象性，体现性，故事性，细节性的东西，它是电视本身这样一种叙述形态，又带给他的外在表现方式。但是正是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可能说，搞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它失去的一些严谨性，我们觉得他的想象本身这个因果关系，有偶然性，我们把它必然想象成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象，有不同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我们的电视呈现，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明晰的想象呈现出来，所以在专家当中，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现性的因果想象会不会成立，有另外一个大的作用，就是大众的接受。
尤其从普通大众，其实更多批评来自于学术界，而不是大众，学者的话语系统和大众的话语系统是不一样的。充分相信这个事件的开放性的话，大众能接受，大家可能不能接受，反过来讲，我们今天这样的解读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我们很难每一次解读就真的接近历史本身，接近历史真相的本身，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语境下解读，而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觉得可能在解决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的焦虑。但是这些作品当中本身那种有一些故事化的倾向，比如《江南》有唯美的，或者有一些表层性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么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当然还可以有探索的一些空间。包括像《故宫》，通过高技术来完成的一些画面，带有很强的展示性的画面，我们怎么来处理。处理这些画面的时候，既要有它的视觉呈现的直观性，另外又有历史感，又要有历史沉淀的感觉，这些需要更多的探索，所以从事电视和从事文化研究的，各种广义上的人文学科研究的人，这么来交流，人文纪录片更好的吸收学术，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不同的逻辑之间的平衡点，可能就是我们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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