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在研讨会上提出：“纪录片的导演，不可能同时是专家，不可能同时能处理那么多史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纪录片他们在史料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前一段时间《郑和下西洋》这个片子我非常喜欢，因为它的史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特别有争议的。没有任何影像资料，没有定论的史料存在的，但是他们要做这样一个片子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史料的来源和争论，都摆出来了，在过程中他们去考证，比如他们去南洋，去马来西亚，去看史料所说的东西，影像自身功能就出来了，这个片子本身不会出现，可能不太容易出现像刚才李教授（李伯重）说到的那些问题。我自己没有判断史料真伪的能力，这个片子不提供给我这个东西，它只叙述，不说这个史料从哪儿来的，凭什么拿出这些判断，所以会给观众误读。那种经典的叙述是，先设一个套，在片子结束的时候把这个套解开，但是我个人在看的时候，如果不是听李教授那番话，我可能还是觉得很震惊于他的解说本身。我肯定有怀疑，但是我不敢，我的怀疑没有立足之处，对这些纪录片中我们怎么处理史料的关系，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争论摆出来，作为片中一个结构存在。接下来就是和专家的关系，专家在片子里的出现，是叙述的一种结构，提供两种功能，一种是提供材料的来源，史料从哪儿来的，是这个专家说的，专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史料的来源，也可能强化权威感，解说词是这样说的，专家也是这样说的，是互相印证的方法，基本上人文纪录片都有大量专家的采访。
纪录片，如果是人文类，它的主体性到底在哪里，谁阐释谁的问题。除了专家来说，我们还有没有通过别的话语来阐释。比如，像徽州有很多老百姓，他们话语的叙述，他们坐在传统的村子里，他们的村子在日渐变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徽州，他们对江南，他们的理解怎么样，而不是直接把镜头，一下就跳过了近百年的革命，历史的变化，直接跳过去，好像革命之后，或者说革命之后的江南，它还是江南吗？或者社会主义之后的徽州它还是徽州吗？如果它还是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题目中的徽州和江南呢，所以在片子的采访，或者说个人的故事，这其实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专题片，或者我们的一个贡献，我们重新理解小人物，或者百姓的生活，他们个人的历史。我们认为这些部分，有没有可能进入到所谓的人文类，或者说历史类纪录片的叙述中来呢，有没有可能让所谓精英纪录片，也开放出一个不同的视角，让不同视角，能够进入进来。进入历史的叙述呢，这也是我的一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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