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东亚系张旭东教授在研讨会上强调：“纪录片不是旅游风光片，不是故事片，纪录片的性质本身即包含对真实性的理解。具体意义上，我个人希望以后中国人文纪录片，认清所对应的真实到底是什么真实，我们过多的可能强调一种真实是在摄影机对面，是我们要去找一个客观的，或者说是相对于主观的构件。纪录片更重要的真实性是纪录活动本身的真实性。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看到《故宫》、《丝绸之路》、《江南》的记录过程和工作方式，这个真实性可能远远大于拍的什么东西给我们的真实性。可能这个《江南》是不真实的，但是拍不真实的东西，生产手段和活动方式有它的真实性。
纪录片的真实性相当大程度上存在于纪录活动本身，更好的纪录片，不但是纪录纪录工作本身，纪录活动本身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条件、资本条件、技术条件都反映出来了。年初在纽约第一次看到荷兰非常有名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他拍的愚公移山系列，一群欧洲左翼，非常理想的文学家，在中国待了三年，我看到非常震撼。当然他们也存在主观意图，认为中国文革期间发生非常大的变革，有一种新的人被创造出来，即使从头到尾怀疑他的意图，从头到尾看纪录片就是挑毛病，说多虚假，但是纪录片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表现，一个是让人自己说话，普通的工人、农民，在互相争论、相讨论，在对着摄像机说话的时候，有一种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就是跟意图相关的那种真实性。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完全由摄影机和人的对话，他是用法语采的，还有一个翻译，现场明显不仅是摄像机的介入。外国人到普通中国人家去采访，摄影机的移动，以及工作方式，镜头跟真实世界完全暴露在观众眼前。刚好这个工作方式的真实性和摄影机所展示出来的真实性，这里面的辨证关系，给人的冲击非常大。我觉得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的人文纪录片做得还不够。本身的生产机制没有充分以影像展示出来，而背后更大的能量、效能、局限性也没有表现出来，最表面的比如文学性、诗意、美，这些都是分散注意力的，反而把本身包含的那种强度（真实性）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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