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七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代程庭回到了歙县老家岑山渡，面对依山傍水的家乡，程庭惊诧了——惊诧于徽州的乡村。他在《春帆纪程》里这样描述：
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走进徽州那一片片烟火万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里的，也许不仅仅是惊讶。
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说法，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汪氏在当地可谓人多势众，是个大户人家。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高邮。祖父为修家谱，曾到过徽州。这家谱我曾见过，一开头是汪华的像。汪华大概是割据一方的豪侠，后来降了唐，受李渊封为越国公。“越国公”在隋唐之际是很高的爵位，隋炀帝时的司空杨素就被封为越国公。他在当地被称为“汪王”，甚至称之为“汪王大帝”。据说汪家的老祠堂很大，叫做“汪王庙”。我问徽州人，汪家的老祠堂还在吗？答云：早没有了，早年还能拾到一些残砖断瓦。汪家是徽州大姓，我在徽州碰到好几位姓汪的。站在大街上，想：这是我的老家，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慎终追远，是中国人抹不掉的一种心态。而且，也似无可厚非。
宏村始建于南宋，距今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今天，宏村以它的风水学说而著名，“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这是宏村最初的形态。我们不知道，当年，名满徽州的休宁海阳风水先生何可达在设计这座牛形村落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村子的兴旺，反正后来的宏村汪氏，日趋兴盛发达，涌现出一大批显赫的商贾和官宦，民国十一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和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就出生在这里。
汪定贵是个盐商，他花了许多的钱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乡寻根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
房子是一个盐商盖的。盐商大概很发了点财，房子很考究。主房两进。两进之间是一个大天井，四面“跑马楼”。楼上无隔断，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财物的。楼下北面为大厅。木料都很粗大，涂生桐油。这宅子引起美术界的注意，是因为有极精细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开出长方的一块，内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闹元宵”，整整一百个孩子，敲锣打鼓，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很热闹，只是构图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肃宗宴官图”。两边的人物都微微向内倾侧，形成以肃宗为中心的画面，设计很聪明。
承志堂，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60余间厅堂，136根立柱。承志堂的木雕虽已历经百多年光阴，却依然金碧辉煌。据、村子里传说，汪定贵在建造此屋时，大概耗费了60万两白银，仅木雕表层的饰金，就达百余两。
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汪定贵的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木雕、砖雕、石雕，徽州商人将大量的资金耗费在这些号称“徽州三绝”的民间技艺上，徽商雄厚的资本就这样化为乡土永恒的记忆。
民国《歙县志》记载：“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地，重楼虹丽”。
牌坊是徽州最显著的建筑。在徽州，最多的是贞节牌坊。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当地流传说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
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曾把徽商不惜新婚之别的现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一回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富室姚家，将女儿滴珠嫁与屯溪潘甲为妻。潘甲是一个因“家道艰难”，“弃儒为商”的后生，成亲两个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可奈何与滴珠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第二天，潘父就逼着儿子出门做生意去了。
“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适先生曾经感叹道，“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程朱理学在保持徽商家庭的稳定性上再次派上了用场。
作为理学重镇的徽州，徽州妇女乃至大多数商人仍把贞节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有学者统计，明、清两代，仅歙县一邑就拥有8606个节妇烈女，几占中国节妇烈女数的70%。
这确实是残酷而惊人的数字。
历史上，徽州境内曾经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一百余座牌坊矗立在田间溪头，这其中，贞节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于明清两代，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几遍宇内”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徽商的发达程度与徽州本土贞洁牌坊的数量成正比。
这些寂寞的石头，彷佛徽州大地上不绝的音符。当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远出经商时，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必须以牺牲妇女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为代价。
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绝。一位日本建造学家在《中国民居研究》一书中，这样来描写徽州的传统民居：
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身处此地，似乎突然觉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头。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与入口相对的是一块横卧着长石板的地面，称作天井，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地层正中有开敞的大厅，向着天井开放，这是“堂”。
这就是“四水归堂”了。
“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风水理论中，天井和“财禄”相关。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别处，四水归堂，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祁门县城东大街，“王家大屋”里有一块牌匾，上刻“燕舍”二字。屋子主人的远祖是东晋时期的王导。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舍二字寓意非常明确，“二十年来辛苦经营，薄有囊蓄，陆续购置前后屋宇，与诸弟共同居住，燕安之翕如也”。清末，王氏后人王寿人及其兄弟在湖州先后开设鸿顺号粮行和王鸿裕号酱园，并在湖州赢得了声誉。成功之后的王氏兄弟，逐年将其商业利润投资到了故乡本土，购置了田地和房产，犹如燕子筑巢一般。
据《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州商人商业资本的规模增加了10倍。而在商业资本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明清时期商品流通量的规模却增长缓慢。以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流通领域中数量最大的粮食、棉布来说，流通量仅仅增长了3倍。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商业利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长。这样一来，一部分商业利润就必然无法被流通领域所容纳，必须游离出来，重新寻找出路。
出路有两条：一是部分资金流向产业，即商业利润投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徽州商人在芜湖开办的造纸厂、手工作坊等，徽商在苏州经营棉布，为了方便商业经营活动，把资本用于购买棉纱，然后发给当时上海地区的农户织布，然后将布匹收购上来，运到苏州进行再加工，这些都是表现了徽商商业利润向产业的转移。据《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记载，雍正乾隆之交，苏州已有字号45家，踹坊450余处，踹匠10900余人。平均每一字号就有10家踹坊，240余名踹匠为其踹布。可见徽商在苏州经营的踹布业中，已经颇具规模。
但是，这一点在徽商所有利润的流向当中，所占比重是微不足道的。
据研究，借助于封建特权，徽商在流通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利润，据一般估计，商业资本的利润率大致为33%，而投资产业，则往往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或受封建政府的压制而得不偿失。因此，商业资本拒绝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与此同时，徽商的资本越是禁锢在流通领域，也就越需要封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保护。这也足以证明，徽商只能成为商人、地主、封建官僚，而不能成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
既然徽商利润很难在产业部门中找到出路，只好流向封建性的巢穴，纳入封建小农经济的轨道，变成封建政治经济结构的工具。他们或买田置地变成地主或“报效朝廷”求得官职，甚至把大量资金用于奢侈性的消费……
对于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冲击瓦解徽州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反，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回故土。
清人张英对土地价值的一段叙述，颇为生动。他说：“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连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竟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千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五可问，独此一块地，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属殷实之家。呜呼！举天下之物，不足较其坚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徽商将商业利润投向了土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历史记载表明，从明建文三年起，每隔50年全国米价以平均3.7倍的速度增长，清末米价增加近8倍。徽州地区由于“地狭人稠”，粮食一直奇缺，米价的上涨幅度更大，米价之高更是惊人，时有“斗米银三钱”一说。可见，拥有土地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地租收入免于无米之忧，且可以高价出售获取暴利。
正因为土地能够带来稳定、丰厚的利益，又进一步地刺激了徽商追求和购买的欲望。所以绩溪汪村虽然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但在明清两代却有多达19户的商人在南京高淳购置了大量的土地。
筑桥修路，赈灾济贫，资助书院等众多的“义举”，也是徽商资本的重要流向。
“在商人资本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的地方，古旧的状态也就占着统治的地位。”靠宗族发家，宗族意识极强的徽商将部分利润输回故土，与其说是为了得到一张死后进入祠堂的、享受子孙祭祀的入场券，不如说是对曾经帮助其商业经营的宗族势力的报偿。所以，徽商不惜以重金购置族产，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棠樾的鲍氏父子虽然远在扬州，却在徽州购置了2000多亩义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族产。
乾隆五十三年，徽州发生洪涝灾害，洪水冲毁了徽州府城歙县太白楼下的河西桥和道教圣地齐云山下的登封桥。河西桥是婺源、祁门、休宁和黟县等地进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桥是黟县至杭州货运交通的大动脉，民谚云：“忙不忙，三日到余杭”，其中就要穿越这座桥。
“江南首富”胡贯三听说此次灾难，立即捐资白银10万两，耗时八年，重建了16孔的河西桥，修复了登封桥。
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亲眼目睹了胡氏家族的义举，惊呼：“呜呼，胡通议诚好义也哉！”
胡贯三老了，他的几个儿子还捐资一万五千两银子建了黟县的碧阳书院，并投入大量资金修纂族谱。
胡贯三是黟县西递人，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记载，现居住于西递的胡氏宗族，始祖并不姓胡，而是姓李，是唐昭宗李晔的后代，所以西递人常常自豪地说自己的姓氏是“假胡真李”。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是西递胡氏宗族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胡氏祖先，多以经营钱庄、典当为主，仅24世祖胡贯三一人，就经营有36家典当和20余家钱庄，遍及长江下游各大商埠，资产折白银500余万两，财力居江南巨富第六位。他与当时的宰相曹振镛结成亲家后，政治地位也相当稳固。明清以来，西递胡氏进入仕途，实授官职的有115人。这对西递的发展，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据史书记载，西递最鼎盛时期，有600多座宅院，99条巷子，90多口水井，以至有“三千烟灶九千丁”之说。在古代社会中，只有成年男性才可以称为“丁”，由此推算，当时的西递胡氏宗族，有近万人口。
“姓各有祠，宗各有谱”，徽州祠堂遍布，这是徽商财力的佐证。历史上，仅西递胡氏宗族，就拥有二十多所祠堂。对于西递明经胡氏来说，祠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徽州人常说的“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族”，在徽州人的眼里，祠堂不再是族人聚集祭祀的场所，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是徽州宗族不断繁衍，不断发展的历史缩影。
“新安各族，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尊祖、敬宗、睦族，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是徽商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借助宗族力量，徽商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结交封建权贵。徽商投资教育，培养宗族子弟业儒入仕，是其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据统计，从乾隆到嘉庆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徽商具有强烈的宗族归属感，徽商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强宗固族，光宗耀祖看成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渴望在宗族中得到族人的尊重，获得较高的地位。因此徽州商人不惜巨资修建宗祠，自觉自愿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和宗族的教育投入中。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的破坏，徽州历史上曾经建立的6000多座高大的祠堂大多已经磨灭毁坏了，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还是有数百座之多。
郑村的郑家宗祠、棠樾的男女祠、唐模的许氏宗祠遗迹、被人称为当世国宝的宝纶阁的呈坎罗氏祠堂和绩溪胡氏宗祠等等，这样一些祠堂都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清稗类钞》记载：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作为东南大都市的扬州，以园林显出了自己特色。
扬州园林的主人大多数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徽州盐商，当他们荣归故里的时候，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资金，也带回来了扬州的生活，扬州的园林。
明清两朝，徽商营造园林之风也很盛。
歙西溪南有果园，许承尧《歙事闲谭》录有：“琐琐娘，艳珠也，妙音声。明嘉靖中，新安多富室，而吴天行亦以财雄于丰溪，所居广园林，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琐琐娘名聘焉，后房女以百数，而琐琐娘独殊，姿性尤慧，因获专房宠。时号天行为百妾主人，主人亦自名其园曰‘果园’。”
吴天行号称“百妾主人”，因为财大气粗，吴天行造了规模庞大的果园，家中还养了戏班，所谓“百妾”，其实是众多的歌女戏子。有人研究，果园主人或许就是《金瓶梅》的原型，甚至《金瓶梅》小说中许多的场景都是依据果园的布局而创作的。至今果园遗址中仍可见到许多假山石，不难想象当年果园建造的奢侈。
据徽州人说，在徽州以及外地，有三处比较有名的许姓村落都建有“高阳桥”。一处歙县是许村，徽商海外贸易代表人物许栋兄弟就是许村人；一处是唐模，清末之时出了“同胞翰林”许承宣、许承家就是唐模人；还有一处，是在江苏的宜兴，那里在明清时期，是重要的徽商侨寓地。
“高阳”是“许”的郡望，我们由此可知徽州许氏的古老。
唐模的檀干园，民国《歙县志》记有：“昔为许氏文会馆，清初建，乾隆间增修，有池亭花木之胜，并宋明清初人法书石刻极精。鲍倚云馆许氏双水鹿喧堂时常宴集于此，题咏甚多。程读山诗注言‘檀干园亭涵烟浸月，大有幽致’。鲍瑞骏题二额，俗称小西湖，今重修改公园。”
唐模许氏家族涌现了许多商人，相传清初有一许翁，在外开了三十六爿典当铺，发了大财。因为老母亲喜欢杭州西湖，苦于交通不便，不能前往，于是许翁干脆出资，挖塘垒坝，修筑楼亭，在村外建了一个“小西湖”，让老母亲在家就能欣赏到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
今天看来，“檀干园”的确让人仿佛有西湖当前的感觉。
在明清徽商鼎盛时期，他们凭藉巨额财富，构筑了大批园林，而且徽商最善于模仿各地的名胜建筑。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胜迹西湖妙景，更是令许多商人心驰神往。歙县北岸的吴姓商人，明末清初在杭州开设茶庄、当铺，晚年虽返归故园，但西湖风景仍时萦梦怀，于是特地派一画工前往实地绘制“西湖十景”，然后邀请徽州著名刻工雕刻在吴氏宗祠的石栏上，美仑美奂，流传至今。
对故土家园的大规模营造，消耗了徽州商人的大量资本。
徽州商人，就这样经过几辈人的辛劳奔波，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徽商义无反顾地抛弃祖辈留下的田地，率先变而服贾，走出徽州，最终成为闻名天下的大商帮。也同样是这群人，成为巨富之后依然情牵徽州，魂断故土。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始于背井离乡，而这些财富最终又在对故土的滋养中烟消云散。
残缺的牌坊，颓败的祠堂和废弃的园林留下了，它们默默诉说着徽商回归故土时的辉煌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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