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木怪石图》

    元丰7年（1084），苏轼被邀至友家，乘酒兴做此图，题材为苏轼惯用的枯木、丛竹、怪石。图为一怪石于左，看似圆润却不失棱角，阴阳面的处理十分巧妙，同时地面的阴影也十分恰当，增添柔美感和真实感，使怪石不觉孤立，而是和地面相溶。而怪石本身的画法“似卷云皴，实则无皴法。信手写出，不求形似，不具皴法”。说其怪石，其实不当，苏轼名之为“丑”。“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无怪乎，有人赞其“观千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在怪石的左上方露出些许碎小丛竹。竹为苏轼所喜，“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

    苏轼平生嗜作枯木怪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苏轼早年的政治态度偏于保守，曾上奏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新旧党争之中，苏轼屡遭打击而被贬，先后至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又因诗文中有“汕谤，之言，被捕下狱。哲宗复朝，他官至翰林学士，但留赵党重新秉政后，又被谪惠州，再贬琼州（今海南岛），在离京遥远的边缘海角，过着与幼子相依、以读书为乐的晚年生活。1100年，宋徽宗即位，遇赦北还，卒于常州途中。由于思想上受儒家和庄子的影响，以及宦途的得失遭遇，生活的颠沛流离，致使苏轼产生了许多矛盾的想法，形成了他一种忧民伤时、旷达颓放的复杂性格。苏轼诗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沉自适思想，洒脱傲放风格，与他一生升降荣辱的境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他自题《偃松图》所言：“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以玩世者也。”借枯木顽石寄情遣兴，写出胸中逸气，傲岸于人间，这便是苏轼绘画创作求“象外”之意的真谛。文人作画，习以借物抒情，借花木象征人生或比喻自己。《枯木竹石图》重笔墨情趣，与苏轼书法的运笔一致，这种绘画的表现形式，为元明清的文人画家所继承，如元代赵孟頫作枯木竹石，明代文征明以及清代恽寿平作树石花卉，都有这种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轼《枯木竹石图》可以说是当时文人画的典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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