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救荒制度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05日 14:36)

　　两宋时期，由于外敌侵扰，内政不修，以致水旱、蝗螟等灾害频繁发生，灾民遍野，饿殍满地，社会秩序紊乱，严重威胁封建政权的稳固，因此，官府必须采取救济措施，安定民生，恢复生产，以维持其封建统治。两宋政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给于赈济或贷给种食

　　两宋时期，对受灾人民不分主客户，视灾情轻重，直接发放常平、广惠仓粟，或给于赈给，或贷给种食，使其维持生计，恢复生产。如本地仓储不足，则转漕于他路或遣使驰传发省仓（中央仓储）；或劝募富室捐助钱粟赈给，由官府酬给官爵；或劝谕官吏出资赈济，许书历为课，若有贷资为救贫困者，秋成后由官府理偿。有时也发放皇室内库金帛，或出售祠部度牒，集资救济。东南各地灾荒，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石，或百万石以赈济之。

　　减免赋税徭役

　　两宋时期，在发生灾荒之时，租赋未征收或征收未完成的，可视灾情轻重，或量予减少，或完全免除，或留待下年征收；赋税有折变、支移的免除之，免除力役，免除多年旧欠等。

　　灾民流亡他乡，关津给予方便

　　两宋时期，灾民流亡他乡的，关津给予方便，不收渡钱，所至信在官第或寺观，为煮糜粥以食之，或每人每日给口粮。其能归乡复业的，则计日给与资助遣之使归；其无家可归的，则或授以闲提案，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者人修工役；其老幼弱疾不能自存的，则由官府收养。对因疾疫死亡的，由官府埋葬，并赐给其家属钱谷。由于官府采取这些应急措施，对安缉流亡，使灾民安定生活，不致流离失所、造成社会不安，起了重要作用。

　　分散饥民，随地储粮，劝民出粟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河北、京东西大水为灾，人相食，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时富弼知青州，以为饥民众多，应使分散各地，择所部丰稔者，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加上官储，随地地储粮。各地择寺观及以私空舍与依山岩为窟室，得十多万区处，散处饥民，以彼岸薪水给用。分遣寄居闲散官员，并辈流民中曾为吏胥走隶者主持赈济并供簿书、给纳、守卫等役，官吏皆给其禄，并书其劳，约为日后奏请赏赐，并每五日遣人以酒肉饭糗慰劳，使其就灾民所聚居处，选老弱疾病者廪之，以此人人尽力”（《续资治通鉴》卷50，仁宗皇祐元年二月）。“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藉死，死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而实杀之。弼所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式”。

　　官府仓储不敷，出爵赏劝诱富室捐粟

　　南宋时期，由于官府仓储不敷，乃特出爵赏劝诱富室捐粟，用以救济灾民。绍兴元年报1131），诏富室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粜米3 000石以上者，给守阙进义校尉；1.5万石以上者给进武校尉；2万石以上者取旨优异推赏。已有官荫不愿补助者，比类施行。孝宗乾道七年（1171），湖南、江西旱灾，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无官之人，1 500石补进义校尉；2 000石补武校尉；4 000石补承信郎；5 000石补承节郎等。对文武官吏亦劝出粟，按额数多寡给予升转。

　　禁止遏粜，以利粮食周转，便于救济灾民

　　淳熙七年（1180）九月，禁止各路遏粜，即禁止各路限粟出境，以利粮食周转流通，便于救济灾民。淳熙十一年（1184）七月，浙西、江东大水为灾，禁止各州遏粜。光宗绍熙五年（1194）二月，禁止江西、湖南遏粜。宝庆三年（1227），监察御史汪刚中言：“丰穰之地，谷贱伤农，凶歉之地，济粜无策，惟以其所有余济其所不足，则饥者不至于贵籴，而农民亦可以得利。乞申严遏粜之禁，凡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州县有米处，并听贩鬻流通；违，许被害者越诉。官按劾，吏决配，庶几令出推行，不致文具。从之。”（《宋史·食货志》）宁宗庆元元年（1195），还曾制定告藏法令，凡属商贩不准囤积，必须尽数粜出，如有囤积，许人告发，给予惩处，并奖告者。正如《宋史·食货志》中所说的：“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赈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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