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面临“三农”问题挑战

　　理清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片面追求发展，中国农村的自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城乡之间的藩篱，使广大农村无法形成统一完整的市场。而“取多予少”在成就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建设的同时，也使农村、农民这一“供体”的利益遭到损害，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日益脆弱。

　　从小生活在洪湖岸边，在农村长大的棋盘乡“父母官”李昌平，以自身的真切体验，道出了“三农”问题的真相。“三农”问题不是湖北一省、监利一县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共性问题。

　　农村改革的成就早已惠及亿万农民，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几年中央和地方都增加了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但与农业农村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国家财政每年增收的规模相比，投入还是偏低。用于农村教育、卫生、道路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相比还不相称，农民享有的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相比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指出，农业发展、农村社会和农村改革面临着几个深层次、有一定规律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重要的突破口。

　　在农业发展方面，专家们分析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越来越低。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30%以上，降到近两年的15%以下。而现代农业发展受消费需求驱动、新科技革命和市场化影响，派生出诸如生产资料供应、食品储藏、保鲜、运输、精深加工等相关联的许多产业，农业的产前、产中与产后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环节，初级产品占农产品的份额越来越低，这既表明差距的存在，也意味着有发展空间。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承受的市场和自然风险也更大，收入预期上的不确定性在增大。在此，务农劳动者通过何种方式来获取或分享初级产品进入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如何减少他们的市场风险成为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社会事业又落后于经济发展，目前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力不足，本身难以支撑社会事业方面的开支，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基本社会福利方面欠债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说，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农村公共品和社会福利供给制度，依靠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使用者付费的办法来提高农民获取公共服务和个人的社会福利水平，农村人口将很难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其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都得不到保障。

　　实际上，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所涉及到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如何才能具备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才能解决。”张晓山说，“农村税费改革这场深刻的变革的真正内涵不只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更重要的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这是一个惠民利民的重大举措。但实现免征农业税的目标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免征农业税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多。这也使得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新农村建设发挥“一石数鸟”效应

　　“三农”问题缘何在２０年前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而目前却变得如此尖锐？林毅夫认为，“三农”问题是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日渐变得特别尖锐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增长很快，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能工作，“三农”问题因此并不突出。90年代初，农民工开始出现，大量离土离乡的农民转移出来，但这段时间“三农”问题也并不十分尖锐。

　　“三农”问题在90年代末变得尖锐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较小，新增就业机会少，造成应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去，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出现返流现象。加上竞争加剧，大量乡镇企业纷纷倒闭，大量农民又回流到农业，出现农民收入增长特别缓慢的现象。

　　“三农”问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拦路虎”，其原因是“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仍未最终打破，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严重向城市倾斜所致”。张晓山说，“三农问题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解决在于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取向。在目前的财政制度下，政府财力向上集中。县以下行政机构发展资源不足，使得县、镇两级行使职能受到影响，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因而不足。资源再分配机制也存在不合理因素。”张晓山认为，“这不但极易演变为权力资源寻租，而且对基层发展也弊多利少。”

　　张晓山将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归因于农村“官”“民”位置倒错。他说，农民是镇、村治理的真正主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发言权被虚置了。在实行村民自治方面，本该享有最高权力的村民会议不少地方一年开不了一次，非规范选举出来的村官反客为主，村委会从办事执行机构异化为权力机构，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制衡难以实行。

　　当前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执行上级的指令任务。张晓山认为，作为一级政府，为本地群众提供公共服务、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应该是其最主要的职责。要有效实现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推进乡镇机构、财税等制度改革，给地方留出更多的发展资源。

　　目前，许多人强调解决农业问题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解决农村问题，要推进城镇化，促进小城镇的建设；解决农民问题，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农民进城。但一个将长期困扰我们的现实问题是，大量农村人口仍将存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估算，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也还有5亿人。

　　林毅夫认为，从长期来讲，农村最可持续的发展是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另一方面农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两个轮子。如果农村劳动力不能不断地转移出去，单靠提高农村生产力，必然会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

　　当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城镇化进程加速，非农产业发展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如何发展？中国的农业如何更具有竞争力，既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能使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在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结构应如何改革与完善，以保证农村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应如何加速农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使农民的权益更好地得到维护？张晓山说，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十一五”规划在农村发展方面的重点内容，恰逢其时。

　　既然“三农”问题是新农村建设无法绕开的难题，那么，新农村建设对解决“三农”问题能起到多大作用？林毅夫断言这是“一石数鸟”，能四两拨千斤。“因为在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一般依靠财政政策来解决。而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把财政投下去，能启动很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一般来讲，财政往往都投资在城市，但这部分的杠杆却作用不大。而投在农村，杠杆作用会更大，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同时也会启动消费需求。改善了消费环境，需求就会增加。”

　　新农村建设需要转变思想观念

　　其实，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概念并不是现在才出现，早在几年前就已提出，今年党中央国务院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为其高度定位，它也为“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勾画了未来图景和政策路径。

　　这几年，温铁军教授在农村基层搞了一批新农村建设试点，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感慨颇深。温铁军以试点的切身感受直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认识上的问题。“许多人还没有紧跟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而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思路上、观念上还有很多与中央的战略不统一的地方。”

　　温铁军所说的认识上的困难还得追溯到2002年。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的温铁军在翟城建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而这个旨在为中国农村发展与生活方式找到新方向的学院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坎坷之途。

　　2004年，学院在从村委会买来的80亩试验地里种的西瓜收成比村民的少许多，这成了村里久传不衰的笑话。这不仅只是村民们对知识分子稼穑不力的讽刺，也是村民在观念上对学院的知识分子的天然鄙视。

　　夏天杂草在试验田路边疯长。温铁军等强烈反对农业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他们设法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来杀虫。因为坚持3年草籽儿多鸟儿就多，生物防治环境就会逐渐恢复。为此，村民议论纷纷，意见很大。而这还不是最大的争议。

　　当初翟城村委会请温铁军等办学院是花了大价钱从村民手中收回的地，买下的学校是希望在此办学能够对村里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最终愿望落空。

　　虽然学院不能直接给乡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但温铁军却试图告诉村民，要想在市场中赢取利益，就要成立经济合作社。合作起来才有力量。合作社的倡议一出，村民纷纷响应。但很快因为在统购统销种子化肥、上项目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合作社又胎死腹中。

　　先天不足与后天乏力是合作社无果而终的关键。温铁军总结说，在没有尖锐矛盾的乡村中，分散的小农很难形成利益上的合作需求，很难培育出合作意识。而难以得到金融制度和缺少政府资源的支持，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

　　温铁军感觉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认识上不统一也是正常的。“这可能是从局部利益和个别地区利益出发的结果。”温铁军说，“只要思考一下，目前中国有13亿人口，将来可能会达到15亿甚至更多的人口。我们的资源环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这么庞大的人口的需求？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在的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表现得已经非常明显了，环境破坏的系数是经济发展系数的1.7倍。多年的工业建设，产值增长了10倍而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倍，不得不靠大量进口资源。如果我们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从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就应该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初衷。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身，就是在农村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指导思想的重要部署。”温铁军希望人们把认识统一到这个高度上来考虑现存问题，这样可能会少一些阻力。

　　对于如何克服困难，温铁军指出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他说，自2003年初党中央明确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中央近几年又不断增加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不仅加强对农村管理的投入，解决乡村基层的管理开支，而且开始增加对农村医疗教育的投入。在财政开支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要增加财政用于农村公共投入，主要是投放到县以下基层，让农民直接获利。而以往尽管也增加农村的财政开支，但往往是各个部门把财政盘子分了，真正县以下农村基层得到的很少。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庄严承诺：到2007年所有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入学问题都要解决。不仅是一般的义务教育，今年教育部出台的文件规定，凡贫困家庭子女交不起学费的，先入学后解决。在政策上已经极大地朝向了贫困人群，朝向了农村的开支，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措施，对新农村建设非常有利。

　　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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