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了解韩国的“新村运动”，以便更好地借鉴，本报记者专访了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部李水山主任。

　　解决工农业发展失衡

　　记者：当初韩国发起该运动的初衷是什么？

　　李水山（简称李）：这与韩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该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结果是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并且，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此，韩国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1970年，发起“新村运动”，设计实施一系列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所有农村每个村免费平均提供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地方政府为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顶、加宽村路等。

　　主抓七条措施惠农

　　记者：新村运动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李：主要包括7个方面：（1）改善农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全国实现了村村通车；（2）改善住房条件，到1977年，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3）农村电气化，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电气化；（4）农民用上自来水；（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推广“统一系”水稻高产新品种；（6）增加农民收入，1970年，农户年人均收入137美元，到1978年，农户年人均收入649美元；（7）兴建村民会馆，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

　　前后历经五个阶段

　　记者：新村运动经历哪几个阶段？

　　李：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阶段：

　　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新村指导员。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建设的重点变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等。

　　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年）

　　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责难。后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调整为民间自发。

　　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政府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只是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和技术等支持。

　　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现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不搞“下乡式”运动

　　记者：韩国的新村运动，可以给我们哪些借鉴？

　　李：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意愿，以农民为主体。农民需要什么就搞什么，不搞韩国学者批评的“下乡式”运动。对政府而言，他们不是大包大揽，甚至都没列入该国政府1972年第三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的事业经费。

　　他们的基本运作模式是，以农民为主体，政府公务员起扶持作用。运动的开展，由村民选出的新村指导员进行领导，这些民选的指导员有热情、有干劲也有能力，并且还有些泥瓦匠的技能。他们带领农民，制订计划然后去实施。

　　他们很注重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修路来说，不是每个村都修路，一般情况下搞成沙石路就行了。没必要拓展十几米宽的马路。不需要修就不修，也不搞拆房子。房子的修整，由于他们当时使用的是草房，需要用新草换掉旧草，每年更换一次，非常麻烦。这时，他们只要更换屋顶，把房顶换成瓦片或铁片。有时刷成颜色，很好看，也不需要拆掉。

　　他们很注重增加农民收入。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私有的，土地增收容易让村民产生共鸣。政府也会考虑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比如鼓励种蔬菜和一些农作物优良品种等，让农民看到希望。我觉得，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一定要跟他们家里的收入挂上钩。

　　增加收入的同时，他们看得见的生活环境也变好了。比如修路时，由农民选举产生的新村指导员带领大家干，有时这些指导员还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用于公共设施。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参加8天的义务劳动，大家都很踊跃。不是强制，而是自愿。

　　在新村运动中，教育是核心。学员在新村中央研修院报到后，首先领取统一的服装，接受同等待遇和培训，不分将军、部长、教授、医生、法官、记者、农民还是工人，不管身份、职业、年龄、学历和职务、职称，吃住在同一宿舍，没有房间门锁，一起感悟、感动、讨论和体验，这是消除经济发展初期带来的诸多人身差异和怨恨。

　　增加收入、改善环境和精神教育是韩国新村运动的三大法宝。他们让农民充分意识到新村运动的目的，把国家理念和个人积极性衔接得非常好。

　　立足“三农”也跳出“三农”

　　记者：我们目前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李：我们搞这样的活动，最怕的就是地方一些部门很兴奋，只看到部门利益，而农民看热闹。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韩国比我们假大空的东西少一些，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再通过新村运动发挥集体主义合作精神，就把事情做好了。

　　我很担心会搞形式主义。现在苗头已经出来了，比如说把农民集中到小城镇居住、搞大拆迁这样的做法。很怕各级政府大包大揽，为农民做主。

　　这也涉及到政治民主，目前的方案没有农民参与的机制。尽管村民自治可以体现一些，但将来有可能脱节。政府采取“注入式”，很容易搞成“花架子”。我们不要搞样板工程和形象工程。

　　我觉得我们的立场，不能仅仅停留在“三农”上，要升级和升华。韩国的新村运动就是一个包括农民、城镇居民、厂矿、学校等各行各业在内的“泛国民建设新国家运动”。

　　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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