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时期，论坛上出现了津津乐道南街村的同时，笔锋往往一转，矛头指向了小岗村，说小岗村有两个“没影子”：第一，拖拉机纷纷当废铜烂铁卖了；第二，全村426个人，掰着手指算出了7个大学生。当年第一个在“生死簿”上按手印的严金昌，最小的儿子一过完年，也终于憋不住，跟着进城打工去了。至此，严金昌家里，除了老的，就是小的。村长的父亲严俊昌在寻思：大家都进城打工了，那么谁来种田？当年全国农村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小岗村，似乎沦落到一幅让人可怕的境地。

　　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小岗村二十八的进程。

　　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大包干”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大包干”如星星之火，第二年就燃遍了近五千万人口的安徽省大部分地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向全国推广小岗村的经验，迅速传遍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t从此，中国广大农民，彻底告别了那个饥饿、半饥饿的历史。小岗村确实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英雄。:邓小平对小岗村给予极高的评价：“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肯定，小岗村伟大贡献的深远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华西村和南街村。后人在编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对小岗村的伟大贡献，将抹上重重的一笔。

　　为什么对普通农民的评价，不能象对待一个伟人那样的评价呢？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企业也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步鑫生。他原是裁缝师傅出身的服装厂厂长，首先实行按劳计酬，多劳多得，一时轰动全国。后来，各级领导之中，出现好大喜功，要他扩大经营规模，盲目地上了西装流水线，这对一个适应家庭作坊的裁缝师傅，显然很不适应，很快走下坡路，企业最终倒闭，但他的历史功绩还犹在。小岗村后来的变化，虽远未达到这样的结局，但历史的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小岗村不能成为华西村和南街村，这是很正常的，并不值得奇怪，也不需要惊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教授、博导程漱兰先生认为，像这样一个“淮河旁边缺少资源、封闭落后的小村庄”，难以“像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农村能够快速发展。”还有，当年担任生产队长的严俊昌说：“小岗村富不起来，毛病就在于村干部目光短浅，小富即安，脑子里缺少发展意识，结果饱了肚子，空了袋子。”谁都知道，中国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小岗村的农民中普遍存在“床上有被盖，桌上有酒菜，何必出去找罪受”的说法，代表了全国大多数农民 “小富即安” 的观念。 不能因为今天的小岗村农民，没有过上象南街村农民那样富裕的日子，将扳子打在小岗村的屁股上，这是不公允的。我们不能回避历史，离开整个国家政策，去评判小岗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小岗村的领导人，在走访南街村时，曾经表示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在一些人眼里，很快成为传闻。我认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怪。应该看到，华西村和南街村决不是靠农业富起来的。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适合集体所有制这种经营体制。采用集体耕作方式，将会遭遇市场经济不可抗拒的风险。如果这种方式，加上盲目的指令性种植计划，可能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小岗村明摆着土地资源质量不高，数量不多，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源受到限制，这是先天不足。发展工业，又是受到资源、市场和资金等限制，更缺少好的带头人，难免有很大的盲目性。盲目攀比和仿效南街村，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他们应该看到，全世界最发达的农业，还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发展最好、数量最大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现在有些出名风光的富裕村，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拥有个性的领导人的过多依赖，领导人的去留，将决定全村农民的命运，暗藏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犯罪判刑之后，出现“人走茶凉”混乱景况，就能说明问题。

　　现在农村经营体制，是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决不是重新回到集体经济所有制的时代。据一些专家分析，南街村这样的村庄，很有可能在未来还得要实行产权改革，建立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所以，小岗村应立足于自己，适用于本地，在生产发展的同时，让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组织专业协会和合作社形式，不能存在一年半载就抱个金娃娃。媒体和外人应该以平常的心态，看待小岗村每一步的变化，没有必要苛求、奚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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