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焦点访谈》的《电影又回水峪村》，百感交集。

　　农村的农民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要看上一场电影，成了一种奢侈，一个梦想，它发生在山西省大同市的水峪村。主持人翟树杰，差不多30年前，还是部队的一名电影放映员时，就经常到这里为老乡放电影。岁月如梭，之后随着部队的调离，观看电影从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年的农民还能将记忆中的老电影的台词细节，如数家珍的脱口而出，乐不可支；而年轻的一代，连电影为何物，都要向长辈打听，一脸好奇。问他们：“张艺谋知道吗？”回答是：“不知道。”问他们：“陈凯歌知道吗？”回答是：“不知道。”不能想象，在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在山西大同的农村，人们的文化生活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

　　电影在水峪村的消失，不是孤立的；据大同市电影公司总经理说，在大同的农村，至少有100个村都是这种状况。而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原先的由财政拨款改为自负盈亏，于是，农村的电影市场，至少在大同的农村，一落千丈地成为回忆的过去。其它地方怎么样？不清楚，所以不能乱说。我在想，山西的大同，在西部地区中，还是不算最差的，竟至于此。真的不敢想开去。

　　现在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这是一个清醒的认识，战略的选择。从农村的电影市场的枯萎，它折射了农民的苦，农村的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起步，对于9亿农民来说，它是又一次的革命，可以预见，农村文化生活的根本改变，是其中重要的方面。有着光荣传统的农村电影市场，也必定会走在前列。

　　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农村电影“2131工程”，就是说要在21世纪初，基本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笔者不明白的是，1998年到2006年，其间7、8个年头过去了，电影放映队才终算来到了水峪村。盼望已久、如饥似渴的村民们，彻夜难眠；邻村的闻风而来，翘首以待。这一天，水峪村象过节一样。我高兴不起来，我很难过。

　　我想，一个农村电影问题的解决，却要经历这么漫长的时间的等待；那么具有改天换地意义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她需要经历的考验和困难，也肯定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曲折。特别是西部有些地区的现状，它的实际的情况不堪目睹。起码的生存环境都岌岌可危，听天由命。水的问题，粮的问题，住的问题，路的问题，桥的问题，医的问题，教的问题……。

　　一部《奇袭白虎团》，依然在水峪村的老人的脑海里，荡漾起幸福的涟漪。是喜？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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