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改革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缺乏严谨的理论支持和未来定型社会目标，短视的机会主义发展观成了改革开放的特征，使国家的改革政策长期处在非“左”即“右”的“模糊选择”状态中，尤其是在“重工轻农”的偏激式发展中，非此即彼的利益倾斜成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现象，最终酿成了以三农问题为主要社会矛盾的问题成堆的社会现实。今天，当反思改革的浪潮把中国推向理性改革“中途岛”时，中国终于迎来了矫正改革航向的机会。

　　三农发展，是中国崛起没有理由忽视的基础支柱，不论中国的现代工业多么重要，三农发展都是中国的生命基石，这是由中国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因此，三农发展与现代工业是不分彼此同等重要的。日前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展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最终让全社会认识到了“农民不富，中国不富！农业不强，中国不强！农村不好，中国不好！”的“中国真理。”由于过去改革开放的种种原因，使三农发展在中国经济奇迹面前显得相形见拙，处于掉队位置，占人口2/3的庞大农民群体不但在改革进程中牺牲最多、贡献最大，而且分享的改革成果最少、利益最小，最终“沦陷”为中国最大的弱势阶层。这一现象不但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而且还演变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潜在危机因素。正因为此，中国高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急”改革战略转向（详见愚下昨日文章《牢骚怪论：“内需”与“内急”的改革新方向》）一文，才会取得多年来少见的广泛改革共识，并得到了全社会一致的拥护和支持。毫无疑问，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最大最复杂的问题，只要解决好了三农问题，中国社会的其他问题都将有可能迎刃而解，换言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改革，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因突破口。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会的高调、报告的定向、规划的蓝图、代表的热议、传媒的引导、国内的参与、国外的关注等等现象，构成了中国未来理性发展的光明前景。两会的大幕已经落下，新农村的建设已经启动。寻着《十一五规划》新农村建设的六条主线，第一，发展现代农业。第二，增加农民收入。第三，改善农村面貌。第四培养新型农民。第五，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第六，深化农村改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社会帮助农民，这一系列的新农村实施方案，全社会好像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样的改革方向。其实不然，蓝图固然不错，目标非常明确，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究竟最需要什么？却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国家有关重大的国计民生发展决策，都必须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没有政治支持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无效决策。而政治支持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民主制度这一程序完成的，而中国的民主制度程序就是两会决策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十一五规划》也正是在这样的民主制度决策机制下获得政治支持的。尽管如此，通览《十一五规划》，六条主线告诉我们，建设新农村的第一生产力始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农民，而其他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努力都是辅助力，即便是注入的科学技术，也只能算是第一辅助力。既然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第一生产力，那么，农民就必须享有与支配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才能让新农村的建设减少阻力，一帆风顺。但遗憾的是，有关农民在建设新农村的改革中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不论是本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一五规划》，几乎都没有涉及到这一重要问题，是疏忽？是大意？还是其他原因？愚下不得而知。

　　平等的政治地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民主的决策权利，是制度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一直被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排除在平等的政治地位之外，而遭受诸多不平等待遇，从基层到高层的各级两会民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始终难以表达。也就是说，假如千载难逢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改革机会，都不能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的话，新农村的美好梦想能否实现，的确难以预料。对于这个问题，不论是两会代表的热议，还是“正确舆论导向”的宣传报道，不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一五规划》，都鲜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政治地位的平等，农民就有建设新农村的主人翁意识冲动，民主权利的实现，农民就有当家作主的社会责任感。假如农民不能享受政治地位平等的待遇和实现民主权利的渠道，那么，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社会帮助农民的新农村建设的所有举措和办法，不论从底气还是口气上看，都有可能沦为对三农的补偿或者施舍的尴尬嫌疑。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该做得到。废除二元户籍制度，两会增加农民代表，让农民享受政治平等，让农民拥有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不会是画饼充饥，才不会是纸上蓝图。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究竟最需要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２００６－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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