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

    新农村建设在当前国情背景下面临哪些现实困难和制约？其能否真正成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的契机？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又在想些什么等，成为新农村建设能否科学规划有效推进的关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就上述问题在安徽、河南、江苏等省调研时发现，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在看到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农村希望的同时，也认为新农村建设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因素。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

    谈到新农村建设，“钱从哪里来”几乎是大多数基层干部最先提及的问题。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张伯达说，建设新农村，集体经济是基础，也是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重要来源。以邗江区而言，全区164个行政村，2004年村级集体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有51个村，20万～30万元的有14个村，10万～20万元的有47个村，10万元以下的有72个村。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邗江区属于苏中相对发达的县区，而位于豫东欠发达地区的杞县几乎谈不上村级集体经济。该县城郊乡党委书记张长旭说，杞县与苏中相比至少落后20年，与苏南比要落后30年。杞县村级经济不只是零，很多是负数。城郊乡负债达2000万元，村级负债平均达10万元。村干部的工资虽然是由县财政发，但每月只有80～100元，还常常被拖欠。他说：“没有村级经济，建设新农村就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柱，这个问题亟待破解。”

    农民增收乏力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安徽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何开荫说，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

    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

    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村庄建设规划滞后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发达的苏南地区还是欠发达的豫东和皖北地区，农村从居住来讲都比较散乱。镇村建设规划，尤其是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这使新农村建设中的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面临成本高昂的问题。

    张伯达说，邗江区164个行政村有3500多个村民小组，近33万人口，共有自然村6500多个，有的自然村甚至只有几户居住，布局十分散乱。农民长期养成的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在住宅周围乱搭乱建的陋习一时难以改变。另外，农民对于集中居住也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民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因而，如何协调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还需做更细致的工作。

    规划滞后使新农村建设的成本加大。据介绍，目前邗江区农民住宅楼房率已达80%左右。同时，最近几年的建设使通村通组公路硬质化比重明显提高，水、电、有线电视改造等也基本结束，农民现有的居住条件和质量明显改善。如果今后要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实施社区集中居住，搬迁难度会很大，建设成本无法估量。在采访中，农民告诉记者，既然水、电、路和有线电视都通到了家门口，何必再搬迁到新的地方去呢？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奇说，淮河、长江流域相对黄河和东北地区，村庄散乱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对村镇规划建设有着强烈要求。推进村镇规划建设，可以开辟大量新耕地，改变农村脏乱差面貌，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可以大大降低公共设施建设成本，实现农村生活社区化，打造承担“工业反哺、城市带动”的平台。刘奇认为，村镇规划与建设面临的主要政策约束是土地调整问题。由于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农村建设用地空间极小。对此，国家和省应结合实际，适当调整政策。在保护和节约用地的前提下，把村镇规划与建设用地调整问题纳入国家、省、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允许以县或乡镇为单位实现占补平衡。

    缺乏长期投入机制

    “十五”期间，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欠账太多，老的投入没完成新的建设又需要大量资金，同时，由于缺乏长期投入机制，资金难以得到保障。

    据河南省杞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郑志安博士测算，“十一五”期间，全县仅道路建设和河道清淤两项工程就需投入2.28亿元，其中通村通组公路800公里，需要资金1.2亿元；河道疏浚500多条1300万立方米，需要资金1.08亿元。他说，新农村建设投资巨大，地方政府明显“力不从心”。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郭建军副主任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要调整国民收入格局，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过上好日子。农村经济太薄弱，农民太苦，农村发展要有“推动力”，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推动力，没有这一点，农业现代化还要走更加漫长的路。“不仅仅是投入不足的问题，目前农业要素流出农村的现象仍在加剧。”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奇说，这几年我国加快了城市化发展，农村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流向城市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造成了数千万的失地农民。资金成为农村极度稀缺的资源。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说是一个瓶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缺口号，要的是实招，是真金白银，惟有此才能得到农民支持。”郭建军副主任说，“新农村建设应该分清国家和政府应对什么领域进行投入，怎么与农民的辛勤劳动相结合。当前国家投入的重点一是基础实施，二是公用事业。”郭建军认为，国家计划到2010年真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一时间表排得太慢，应当提速。义务教育应当是公共财政覆盖的范围，作为政府官员“要用父母心来办教育”，教育关系到农村发展的未来。有关专家说，在1997年之前，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不到11%，这种较低的财政比例无法承担农村公共品的投入。但到2004年，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总共已经接近GDP的20%，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整个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已经有30%。在有一定财力的情况下，就可以以国家财政所带动的投资为主，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严重不足的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实现和谐发展。□(记者 葛如江 姜涛 李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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