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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在北京有一个跑飞机票的职业：票行。票行中人散布在京城各个大小旅行社、国家机关和协会、学会中。票行中人从事的工作在外人看来是枯燥、无聊的杂役，然而在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表面之下，掩藏的诡秘之道是那些半夜跑到西直门火车站买卧铺的人们想象不到的。这方寸票据的神奇魔力可以闹鬼，也能出神。票行里容不下平庸之辈，票行里能出英雄。我们单位的小王就是一位。
小王是我们全单位供着的“票爷”。离开了他和他身边的一群哥们儿，我们每年迎来送往的中外客人都会像没腿的蚂蚱。整个中国就那么几架飞机，就那么有数的一堆机票，甭管街上冒出多少民航机票代售处，机票该多少还是多少。而这些票，尤其是紧俏的热线机票卖给谁不卖给谁，就看谁的本事大了。中国机票的一大部分每年都是卖给外国旅游团。各个旅行社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些机票的争夺战。换句话说，就是各单位“票爷们”之间的较量。
小王原来是政府机关里的办事员，那时他办的最绝的一宗是凭政府的后台把一群去老山前线慰问解放军的大学生送上空军的一架伊尔二型运输机，让他们和几百吨军用物资一起飞到云南文山。
小王刚调到我们单位就玩出一笔让人拍案叫绝的机票。
那大概是四、五年之前。我们单位接待了一个五十人的大团。在南苑机场包了一架飞机飞西安。这个团在城里和领导喝完告别酒之后兴冲冲开车到了机场，可是竟然发现机场没有我们这个团的机票！那天去西安的飞机倒是真有一架，可是机票已经被另一家大旅行社订走，机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我们这样一个团今天要走。（我有很长时间都不相信这门事，直到有一次某民航团体售票处把我们整整一个旅游团的票写错日期和航班号，让我差点没在飞机场上晕过去。到那天我才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在中国机票的魔纸上都是可能的。）
五十个日本人站在机场上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全陪。全陪火急火燎地打电话回单位。负责这笔票的人不在。其实找到他也没用，这起事故的责任至今也没理清。单位的领导只会着急，关键时刻除了让全团撤回饭店之外也拿不出好主意，但是如果真的这样，这个团就算砸了。
正在这个时候小王出现了。
那时他还是单位的新手，正好在南苑机场为另一宗票跑腿。谁也没有想到，他在绝境下想出了一个“邪辙”。小王看了看手表，对机场的人说：“按规定包租飞机起飞前一个小时还不办理登机手续的团队算作自动退票，现在距离那架飞机起飞还差65分钟。如果5分钟之内那家旅行社的团队还没有到，我们有权替代他们的订票。”小王的主意等于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即使是现在，坐包机的团队也很少能分秒不差地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所以小王的主意尽管很“损”，但是谁也挑不出毛病，机场同意了。
我想象得出当时千钧一发的五分钟之内的情景，这经典的五分钟后来在北京旅游界里传扬很广，而且被大家不知疲倦地摊牌回味那荒谬的一幕：几十口子人瞪着眼睛盯着手表，企盼着那一队人马在路上多遇到一个红灯，盼着那个团的全陪和司机千万别是两个遵守时间的模范。大家像火箭发射前的倒计时一样渴望着那个众望所归的玩乎职守。小王把办登机手续的表格放在桌上码好，把钢笔帽摘下，如同等待总攻命令的董存瑞。
秒针越过了致命的临界线，那个团的踪影还没有出现。
十分钟之后，当那个团不慌不忙地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换了主人。机上剩下的座位只能容下他们一半团员。
自从出了这件事之后，我们单位的领导才意识到票务工作的非同寻常，绝非办公室或者总务处里的兼职人员能胜任得了的。于是在接待处的编制里特设了一个票务科，小王成了全单位职位最低，然而谁也不敢小看的“领导”。
小王接手飞机票的时候，北京的机票几乎统统被几家大旅行社垄断，除了中央大部委之外，没有谁敢和那几家大旅行社竞争。但是，从小王在南苑机场一鸣惊人之后，他把自己的全部天才都集中在方寸大小的票联上，短短几年之间就把我们的“票点”搞了起来。
小王从他的前任继承下来的遗产只有一份与民航的订票全同。我们这个合同的号码是第三百七十一号，可见当时有多少家单位都持有这种合同书。凭这份合同书，我们可以打电话到民航预订机票，民航告诉我们一个记录编号，（如PMQ35K），可以到起飞日的前几天再去取票。然而这种合同只能在民航计算机里有富余机座的情况下才能管用，至于急票和大宗的机票就是这张合同鞭长莫及的了。你和民航没有特殊的关系。只凭一纸空文，只能是“没票就是没票，有票也是没票”。
小王必须从零开始，先和民航的人“套磁”。好在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在资本主义国家有钱有势就能办成一切，在中国管没钱没势也能办事，只要你有人，有点子。
据说小王头一次去民航买团体票时还让售票员奚落了一顿。因为他把乘客人数15个大人和3个小孩没有写成民航规定的15：3。（小孩机票有半价优惠，故要区分）。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小王每次去售票处买票，除了搭售票员的话茬儿耍贫嘴逗人乐之外，夏天还要递上几听可口可乐，而且要殷勤地问一句：“摸着凉不凉？”一来二去，和柜台后面的大姐，小姐混得烂熟，最后小王去买票时不是傻坐在柜台外面，而是能坐到里面帮人家点票。让人闹不清他是卖票的还是买票的。
然而，人情力量还是有限，就像小王向领导力陈的那样：“我是凭一张老脸去和人家建立感情就差和人家同吃同住了，就靠这点感情基础央告他给我找票。现在连夫妻俩人还讲究互相送生日礼物呢，光有感情能办事吗？”
领导给小王特殊政策，他有权在年底报销五十本挂历和十顿“工作餐”，这一切开销都以公关费落账，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支付民航售票人员开出的“手续费。”
所谓“特殊政策”，所谓“搞活”说到底往往只是会计在账本上的一点功夫，这就是为什么在助理会计师之上要有总会计师。把这一关过了之后，问题即使不是迎刃而解，也会容易得多。如果你舍得下本，比如：把十二个人的团队故意分成六个人一个团分别买票，不要民航给十人以上团的10%的票价优惠，那么电脑里满满的票可能会突然“自动取消”，你的12个人可以顺顺当当地取而代之。这里面的秘密很简单：有这样方便的人可以象囤积原始股一样把热线机票用假名字预订起来，或者用订票合同书在几个月之前就占上机座，象炒股票一样炒飞机票。如果没有足够的冤大头愿意花足够的价钱，那些实际上富余的机票宁可闲弃，也不平价卖出去。（这道理很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时，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低价出售）所以那在柜台买不到机票的人极有可能在机场飞机起飞一小时前等到富余票，而且又极有可能在飞机上看到很多空闲的座位。你也不必惊讶地问：怎么那么多买好票的人都不坐飞机了？
小王经常会得到内行人的指点，当然不是无偿。比如有一次，民航去西安的飞机（以CA打头的航班）确实没有座位了，有人偷偷告诉小王去地方航空公司与中国民航“不对付”，虽说各航空公司联网，可以互相订票，但是一些“脾气大”的地方航空公司不承认中国民航经手预订的本公司航班。所以你在民航找不着票，却能找那架航班所属的公司取消民航的订票乘虚而入。各航空公司之间互相拆台的做法在一段时间很让我们这些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单位钻了空子。
不管怎样小王毕竟给我们单位趟出了一条路子。以前我们没有外国人来着急，外国人来了买不着票更着急。我们刚为小王的初开局面暗中松了一口气，小王却琢磨着更大的想法：办自己的机票代售点。
机票代办处可以说是无本万利。一些凭一本订票合同书起家的“野点”就是用事先套购，事后倒卖的办法从事名副其实的“倒票”。机票的紧张往往就是这些“杂牌军人”所造成的。在民航总部买不到的票可能会在一家不起眼的代售点买到。这些代售点里最贵重的家当只是一台与民航联网的电脑，他们每出一张票就能从民航得到10%甚至更高的回扣。这些优惠票价本来是民航给大宗团体票的，可架不住票点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地变戏法，代售处从民航那里吃到回扣还不算，还要从买票人手里收取手续费。他从中只是一倒手，却能里外赚钱。
小王看准了这个秘密之后向领导进言：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售票点，不但可以绝对保证本单位团队的机票，而且可以“活用”手中的弃权票合同书，把一纸文字和那个371号的弃权票密码的力量发挥到极至，为本单位创收。
当我初来这个单位时，小王已经千辛万苦在我们单位围墙外的一个菜站旁边树起了“民航机票代售点”的招牌。我被分配到小王手下，在那一间15平米的临街房里，在那台电脑后开始了“倒票”生涯。我上班后接手的第一笔票就是一宗“鬼票。”
我们接待的七个美国人到北京后，我去给他们确认返程机票。我前前后后把他们的票翻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由北京出境的那一联票。他们的票是美国联航出的，航程是洛杉矶－北京－东京－洛杉矶。我只找到东京至洛杉矶的票联，而北京到东京的一联票却不翼而飞！
我找到小王，他数了数票根，说：北京到东京的那一联票肯定在洛杉矶就被检票员撕了，与洛杉矶到北京的那一联票一起撕掉了。“这美国人办事也这么二百五。”
“那咱们怎么办？没票上不了飞机，难道让这几个老美掏钱重新买这段票？
老美才他妈不干呢。你找联航去，让他们重开七张票，这七个人在电脑里肯定有记录。”
联航的二老板是个美籍华人，看了机票后说：”第一，美国联航的机场人员不可能有这样的失误。第二，为了旅客旅行顺利，我们立刻与洛杉矶机场联系，看他们能不能找到丢失的票联。“
我第二次去联航办事处，二老板说：”对不起，洛杉矶机场没有找到丢掉的Coupon，我们不能确认他们的票是在那里被撕的。票根不说明问题，七名乘客在电脑中的记录也不说明问题，我们只看票联本身。我们正在与联航芝加哥总部联系，没有找到票之前我不能给你们重新出票。“
这一天已经是星期五上午，美国当地的人眼看就要周末休息。那七个美国人下礼拜一早晨就要去日本。这七个老外连自己的返程票都看不住，可在北京却玩得特别踏实，把事情全摧给我们。我们的头儿也只会着急，可我们的路子再野也没有野到美国去，只能“硬磕”了。
我和小王在联航柜台外等了一个小时，那个二老板还没有出来。我们周转聚集着几十人人在办理 ，这些人都是下礼拜一坐联航班机的乘客。中方雇员告诉我们，老板在谈业务 。
2我们一天的票务量有几百张，哪有工夫在这里闲耗。小王骂道：“这美国人耍起官僚来比中国人还孙子！”说完起身就往柜台后的办公室里闯，边走边喊着：“你们联航自己捅的娄子，我还想告你们呢，他丫的倒装起蒜来了！”
闹着闹着，那二老板迎了出来，把我和小王截在门口，对小王说：“我们正和 总部联系，一找到票底就给你们补票。”
“等你找到票底我的客人早误机了，贵公司能承担他们延误在北京造成的损失吗？”
“我建议你们的客人先购买去东京的机票，电脑里有他们的订座。一旦我们找到票底，会把票款如数退还给他们。”
“告诉你，没戏，你们退钱一等就是半年一年，谁那么傻，把那点钱存银行里好不好？”
“您这么说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公司有严格的规定。”
“您没办法，我可有办法。这位先生，您听清楚，不是我坐这趟飞机，坐飞机的是美国人。我是在为您的同胞排忧解难，既然你们美国人不帮助美国人，我就只能借助中国社会的正义力量替这七位美国乘客撑腰了。”
小王一指墙上挂的广告画，大声对柜台外面排队的人高声叫道：“大家都听一听，美国联航的广告您们都看见了，是一把雨伞撑在一架飞机上，那词写的是：安全第一，顾客至上。可我手里的票却正好相反，只能说明他们玩忽职守，麻痹大意，官僚作风，思想僵化，知错不改。这不是我造谣，我可是实事求是。”
小王也不管那二老板懂不懂，就跟说相声似的一口气说下去。这时，从后面走出一个膀大腰圆的美国小伙子，拍了拍小王的肩膀，用中国话说：“请你坐下来等一下。”然后把那个二老板叫进去。看样子这年轻人是这里的大老板。
过了大概十五分钟，那个美国小伙子又走出来，绷着脸说：“你明天上午来，我给你补票。”我与小王共事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奇特的气质。他打电话时的口气（“明在去烟台的票？明告诉你，没戏”），他查看电脑里的航班数据敲击键盘的手法，他把一大堆订单放进手提箱后猛地一合箱盖的动作，都让我觉得他玩票就像玩麻将牌。一张张各色不同的机票在他眼里只是“三筒”与“七条”的区别，“票爷”如同赌家一样在牌桌上，在方寸票联中间把玩乾坤。
小王的天才在票行里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创造了一条制度：凡是在我们这里买票的人，如果每张票交纳二十元手续费，我们开给他二十元的收据供他报销，同时返回给他十块钱现金。如果每张票交纳四十元手续费，则返回给他二十块现金。小王奔波于京城各种客户之中，用自己的优惠政策广招客源。凭这一招我们真的在售票点林立的北京城里抢得了一块地盘。那些负责具体事的订票人也乐得把大宗的机票弄到我们这里来买，只要他们单位报账没问题，多高的手续费我们也敢收。
小王私下里叮嘱我，对这些冲着回扣来的人千万别客气。买票时收他一遍手续费，他如果退票，改票就再收一遍手续费，他如果买往返票就收他两倍的手续费！小五还拉来一家保险公司，硬性规定每张机票必须附带买一张保险机票，一张十块钱。我们和保险公司达成协定：每张保险票我们提成3块钱。
前些年，飞机票的价钱一涨再涨，一直涨到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票价持平（本来中国人有优惠票价）。弄得乘客怨声载道。但是票价越高，我们的收益就越大，我们小票点的生意就越红火。
当中国机票的买卖火得要命时，外国航空客运业却遇到了空前的低潮。各大公司竞相压低票价来争取客源。越来越多的外航也纷纷跑到中国，寄希望哪怕是十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坐他们的飞机出国。千载难逢的时机为中国票爷走向世界提供绝好的施展场所。在国人与洋人谈判屡屡吃亏的当时，票行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占便宜的部门之一。我们票点以前给中国顾客（因公出国）办国际票都是一丝不苟地遵照民航的规定，到外汇局批出额度，凭三联单买票。我们知道国际票里很有“猫腻”，却苦于没有门路。有意思的是，主动上门与我们合作的竟然是我和 小王为七张不见的票联和他们打破头的美国联航。
联航的那个小伙子老板很常识小王，两“票爷”谈得很投机，真是不打不相识。他许诺给我们百分之五的回扣，以换取我们为他们公司拉客源。但是中国民航有明文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必须乘坐本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我们也很难有力量动员我们的国外客户去坐联航，更何况小王摸清情况后发觉联航“太黑”，没法和他合作。
我们最后终于通过本单位的外联渠道在国外找到合伙人，于是，我们票点小屋里也挂出了一张北京向全球各地辐射的国际航班图，当起了“国际倒爷”。
这里赚钱的奥秘要归功于中国民航政策里的一个疏漏：票价的双轨制。中国人出国在国内买机票必须按民航的明码标价付款。比如北京至洛杉矶单程票价是1068美元左右。中国民航驻国外的机构为了招揽外国顾客会把票价压低三成至四成，民航给国外旅行社的优惠会更大。这样形成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中国人在国外买票比在国内买票能便宜三分之一到一半。如果是外国航空公司，票价优惠更是可观。比如有一种为假期回大陆探亲的留美学生提供的优惠票价仅为为五百至六百美元。所以，很多出国的人托在国外的朋友买好好票寄回国内，这样无形之中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我们票点找到的就是这样一家国外的伙伴。他们把我们要的票从国外寄来，但是，票面上的价格是国内的正常高价。其中的一大笔差额由我们两家按比例分成。当然，我们还要把一定比例的回扣返还给国内的订票人，即使给订票人百分之十，我们还有可观的赚头。所以，美国联航只给我们5%，确实“太黑了。”
干上这事之后，我们一张国际票的收入等于十几张国内票，我们以前在手续费里做的手脚简直就是小玩闹。小王整天提着他的手提箱叫“面的”拉着四处活动，除了拉客源之外，还要和各鏀航空公司的驻京办去“侃价”。小王不但要为中国人千里迢迢地到外国去买票，还要为不远万里来中国的外国人在北京买票。我们之所以这样千里大搬运，就是要找最高的回扣，最大限度地赚取同胞与洋人的钱。
此时的小王如同是牌运正旺的“麻星”，纵横千里，左右逢源，玩票几乎成了精。那时正赶上我们单位的领导要出国，小王前后张罗着有意要在领导面前露一手。
领导很怕行李超重被罚款。小王就找到他在民航的老关系，民航招飞办公室的前主任。机场上上下下的年轻人，从飞行员到安检员差不多都是这位主任在位时过目才被招进航校的。在小王和这位主任的护送下，我们领导的行李没有经过检查就顺顺当当地上了飞机。这位主任还找到了那架国际航班上的带班空姐。在她的安排下，我们领导用公务舱的机票坐进了头等舱。舒舒服服地渡过了十几个小时的旅程。回国后，领导把发给头等舱乘客的一块送给了小王。
小王成名成在票上，栽也栽在票上。
那又是一宗鬼。
一家市级外事单位公费邀请了一个欧洲国家的经贸代表团。团中有以私人名义参加的该国议会议长。这些外国领导不知道中国鬼票的存在，到北京之后随意改变去外地的日程。这家单位求助于小王。小王得知团中有一位相当于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大领导之后，就告诉他们：中国民航的要客服务部即使牺牲别人的票也会保证够级别的中外贵宾按时出发。那家单位到了要客部，票可以保证，却没有外汇券付票款。（中国民航明文规定：只有省，军级单位公费邀请的外宾才有资格用人民币支付票款。）那家市级单位又找小王，求他通融一下在我们的票点有人民币买机票，哪怕多交一点手续费。小王说：票可以用人民币买，但只能买和老百姓一样的普通机票。而“大领导”的特殊机票按说要由民航要客部负责，并由要客部通知机场给予要客礼遇。那家单位为了给议长一些面子，便决定给议长买一张头等舱。小王按要求把票搞到，那家单位也千恩万谢的把票拿走。可谁知，就是这宗票惹出一起哄动一时的大事。
这个经贸团因为有议长在团里，在北京应酬极多，到机场时就已经迟到了。因为他们买的是普通机票，机场的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堂堂议长驾到。议长的头等舱机票能让他去贵宾室候机，却不能不让他和普通乘客一样过安检、托运行李，验护照，领登机牌。议长走遍全球都是海关免检放行，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冷遇。他掏出自己的公务护照向中国安检警察挥舞着大声抗议。因为飞机眼看就要起飞，中国陪同也急了，和机场的人争执起来。然而机场认票不认人，再大的官只要拿出普通机票也要走普通乘客的手续。在双方的争执僵持过程中，飞机的起飞的时间已到。这时，机场的负责人被惊动，他看这位大人确有些来头，就下令已经滑进跑道的飞机推迟起飞。整飞机的人等这批贵宾磨磨蹭蹭的办手续。闹了一个小时之后，这位议长大人才登上飞机。
因为这架飞机延误，邻近的好几个班机时间都被迫变更起降时间，跑道安排被打乱。据事后人们添油加醋地形容是，首都机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片大乱。
这起严重的“涉外事件”引起民航新上任总裁的重视，责任层层追究到小王身上。罪责是：明明知道外宾是要客，却不讲原则开出普通票，引起严重后果，影响了中国民航的国际声誉。
我们的机票代售处被民航勒令取缔，小王被我们单位“劝退”。就是因为这起事故，诱发了民航下令“整顿”北京的各色机票代售点，并且订票合同的发放范围缩小了四分之三，我们的第371号合同自然也属于被作废的范围，这样，连小王起家时的“三条驴腿”，也丢尽了。
几个月以后，我奉命去武汉出差。我在机场领的登机牌是15排A座，一个靠窗口的座位。可是我上了飞机之后却在15排唯独找不到A座。B座的里面有一张坐椅大小的空地，所谓A座的位置就是机翼上方的紧急出口！
我看着那一小片空间，心里一震，这就是我的位置。
此时，我想到了小王。 (写于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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