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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缘份（之一）

　　威廉斯教授真象一个迂腐的中国老学究。而不象是堂堂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教授。老头儿已经八十二岁，当他最后一个孤零零地走出机场通道时，瑟瑟缩缩地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擦着鼻涕，他因为感冒，鼻头都已经红得发亮。他穿着一件中国老头常有的那种黑呢子大衣，上身还沾着污点。事后威廉斯对我说，这件大衣是他最好的一件，要不是到大陆来讲学，他是舍不得穿的。

　　本来憋着“狠宰”老头一刀的司机和我一看来客的这付尊容，心就凉了一半。老头出了机场先找厕所（老人的尿频），在新大都吃饭的时候只要了一盘菜，三盘炒饭，司机给气得跑到一边自己掏钱买面条吃。威廉斯老头当得知我为他包租的这辆轿车的价钱时，低头不语，反过来问我，满大街跑的“面的”是什么价钱。我想和他换些美元（当时的比价狂涨到1：9.9），可是他掏出一张纸，上面是前一站的导游和他换钱时的计算数字，我的那位中国同事用1：5.3的汇率换给老头三千块钱人民币（不是外汇券）。看来，从这位老头身上休想赚一分钱，司机更是气鼓鼓地说：“怎么把一个扶贫对象交给咱俩了？”

　　威廉斯教授是我接待过的最穷的一个美国人，然而也是故事最多最难忘的美国人。

　　到了饭店安顿下来之后，他掏出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的英文资料，让我帮助他串一下几个朝代的卦接过程。我把中学历史课本的那一套东西讲给他，威廉斯认认真真地记在纸上。他说自己主要是研究西欧历史出身，对中国一无所知，说着拿出一份复印件，上面是从最新一版《Who is Who》(《世界名人录》)上翻印下的一页，老头的名字G H Williams赫然在上。介绍说，威廉斯教授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欧洲基督教历史学者，出生在一个宗教世家，至今已经有十几本著述刊行等等。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知这位大学者坐在真皮的“面的”上漫游北京，威廉斯边擦着鼻头，边和我漫谈起来。

　　威廉斯教授这次到中国来是到南方一个城市讲学，结束后到北京玩几天后回国。他讲学的题目一下子吸引了我：太平天国运动与德国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威廉斯教授坐在旅游饭店接待司机陪同吃饭的“下间”里一边和我吃着热气腾腾的涮羊肉，一边讲着他的研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以及随后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不但时间相近，其起因也相似。中国的那场农民起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新教主义在东方的延及……。

　　我陪威廉斯到颐和园万寿山顶上的智慧海看那里被英法联军用刺刀捣毁的小佛像浮雕，威廉斯看后摇着头向我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想那些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定是受了当时加尔文新教的影响，他们把一切非基督教的宗教都视为异端。相信我的话，他们不是野蛮的侵略者，他们只不过是狂热的新教徒。”

　　威廉斯在饭店的导游图上看到卧佛寺的名字，非要我带他去。在肃穆的卧佛前，他又说道：基督教在发源地欧洲正在走下坡路，而在美国却是势力日渐上升，正如佛教在发源地印度失去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却要基壮大。接着，他又不厌其烦地讲起美国第二任总统杰弗逊亲自动手编写《旧约全书》的精减本，并发给每个国会议员一册的典故。他也很感兴趣当时中国读书界谈论的“终极关怀”。

　　威廉斯和我讲起他的著述中有关波兰天主教会的一本得意之作，他在很久以前亲自到波兰采访教职人员，一天有一个年青的教士接待了他，又和他彻夜长谈。威廉斯眼睛发亮地对我说：“那个年青人就是现在的保罗二世。”

　　在西什库教堂，已经过了做礼拜的时间，可威廉斯硬要进去。我当时很怵带他到这样的“敏感地区”来，正想编些瞎话骗他，教堂里偏偏又走出一位讲英语的北京老大爷，热情地把威廉斯从侧门引进教堂里。威廉斯一脸的肃穆，虔诚地跪下，喃喃自语。此时教堂里只有几只麻雀在喳喳地低唱，从东面镶嵌彩窗中射进的阳光映在中式红漆高柱上，映在教堂尽头的上帝塑像上，也映在威廉斯花白的头发上。他起身后向“捐钱箱”（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里塞进了一百块钱。

　　威廉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他和我逛北京各个景点时都有一大嗜好，就是猜周围外国游客的国籍。他总是很得意地告诉我：那群人虽然讲西班牙语但却是阿根廷人，这群人虽然讲法语却是加拿大魁北克人。他有一次最绝的判断是在雍和宫。我开玩笑似地随手指了一伙“老外”让他猜，威廉斯真和福尔摩斯式地盯着他们研究，混迹在他们周围察颜观色，直到出了雍和宫坐在“面的”上的时候，他才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自己的推理结果：“这些人讲德语，是奥地利人，但举止不像中欧人。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想到，。在意大利北部有奥地利人居住，这批奥地利人一定是拿的意大利护照！你可以去问问他们。”我没有去证实这个复杂的推理结果，但这个“老学童”的书呆子气不禁让我哑然失笑。

　　我试图带这位老先生逛几家商店，以期他能够解囊买几个“大件”，我也能从中捞一点好处。可威廉斯除了明信片之外什么也不买。然而，几天来和他在“面的”上渡过的几天，却给我带来一种久违多年的乐趣。

　　那天，在去长城的路上，威廉斯聊起他在哈佛住所的邻居，帕金斯教授－据说是一位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这位帕金斯教授有一个爱好，研究各国成语被翻译成外语后的变形。比如，有一句英语成语叫作：Penny Wise, Pound Foolish(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而帕金斯告诉威廉斯有一句绝妙的中国成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威廉斯把这句所谓“中国成语”告诉了我，把我乐得前仰后合，天知道是哪位中国人造出这儿么一句“成语”还传到了哈佛：“To Save Candles, Go To Bed Earlier to Have Babies”－为了省蜡烛，早早上床弄出了孩子！

　　威廉斯见我高兴的样子，又兴致勃勃地和我讲起一段他童年的趣事，他说：“我从小就知道中国人的厉害。”威廉斯的父亲当年是教会组织的负责人，每个月都组织一些社交活动。有一次，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作为坐上客到威廉斯家赴午餐，小威廉斯和他的弟弟就坐在中国大使的旁边。很不巧，给中国大使上的菜里有一只鸡蛋是变味的，被大使吃了出来。说到这里，威廉斯教授冲我诡秘地眨了眨眼睛，说：“张，你猜你们的大使是怎么对付这只臭鸡蛋的？－他把那只蛋送到了我弟弟的盘子里！”

　　威廉斯笑得象一个老顽童，眼睛里乐出了眼泪，发红的鼻头上还挂着清鼻涕没顾得上擦，我不禁从心里对这位异国老人产生一股亲近之情。

　　两天下来，老威廉斯和我无话不谈。那天在故宫的太和门前，我发现老头子的表情很怪。当时我正和他讲导游词里的套话：“太和门前左边的铜狮是一尊母狮，她爪下的幼狮象征皇室家族的繁衍，右边的雄狮爪下紧抓一只球，象征皇帝牢牢掌握着天下大权。”过了好久，老威廉斯喃喃地冲我说：“你知道吗，张，在哺乳动物里，雄狮是最会体贴异性的。他和母狮交配前会对她很温柔，要亲昵很长时间的。”我听着威廉斯说着这套不着边际的话，看他脸上没有美国人司空见惯的开玩笑的表情，心想，老头子是不是有点变态呢？老威廉斯还在喃喃地对我说：“我哈佛家里有一只猫，很老的母猫，我每天去学校图书馆里工作时都把她锁在屋里一整天，下午我回家时会给她捎回一些吃的，我还没有进门就能看见她蹲在窗台上眼巴巴地望着我。但是，我开门进去后，饿了一天的她第一个动作不是去抢食物，而是弓起身子在我的腿上来回蹭，冲着我嗷嗷地叫－她是在叫我抱她、抚摸她。只有我把她抱起来的时候，她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你看，连动物都是这样，食物是第二位的，爱才是第一位的。”

　　老威廉斯默默地和我拾阶走上太和门，穿过高高的门槛，走下台阶。在太和殿前宽阔的石条铺成的广场上，我觉得老威廉斯仿佛有什么话要和我说，这位老宗教史学家头上的白发和古老殿宇屋脊上的荒草一起随风飘散着，他慢慢地开口对我说：“张，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中国吗？”他顿了顿，又自言自语地讲了起来。

　　“我一个人住在哈佛的那所房子里已经四年了，我妻子一直住在密执安州，我们没有离婚，她只是不愿意和我住在一起。我们的一个儿子在南美州工作，另有一个女儿四年前自杀了，她死的原因我和妻子至今也不清楚，女儿的死也是我妻子离开我的原因。我一个人住了四年，我天天坐班车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写作，和我住在一起的只有那只猫。前年，我把家里的一间房租给了一个女大学生，她是二十八岁，和我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头生活了一年。就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发觉，她爱上了我，而我也是爱她的。”

　　我看见老威廉斯此时已经是满眼泪水，几乎是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张，你相信我，你相信我说的是真的。这是我一生中最真挚的，也是最后的一份爱。”

　　老威廉斯擦着眼眶中纵横的老泪，说道：“我们俩个人很认真地看待彼此的感情，我甚至和她一起去拜访了她的家人，她的亲属都很同意我们的结合。”

　　“去年她毕业之后去南方一个州工作。我把房子租给了一个从香港到哈佛留学小伙子。就在一个月前，她给我来信说，她要结婚了。我去南方参加了她的婚礼……我吻了她和新郎……就在我参加婚礼后，我的香港房客也回家乡结婚，他邀请我去香港，我在一念间就答应了他。就这样，我来了中国，就是为了再参加一次婚礼，我第二个房客的婚礼。”

　　“您来大陆不是为了讲学？”我想起了老威廉斯在南方大学里的讲课题目。

　　“那是到香港后一位朋友帮忙联系临时决定的。不然的话，我也许没机会来北京。”

　　我相信老威廉斯的话，因为他的飞机票是从香港到北京后又返回香港再飞往美国的，比正常的旅游路线多花不少冤枉钱。

　　老威廉斯和我此时站在太和大殿前的高台上，望着金色鳞甲般的层层屋顶，他说：“张，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回到我在哈佛的那所空屋子里去了。”

　　晚上，我请老威廉斯到饭店旁的一家卡拉OK歌厅里闲坐。我掏出两张50元的纸币买门票，歌厅里的镭射灯光立即清晰地照出了钱上的水印头像，仿佛整间屋子就是一个巨大的伪钞识别器。我和老威廉斯坐在一角，一位小姐半跪着摆上饮料，并轻声问我要不要特殊服务。我把小姐的话翻译给老威廉斯听，他惶惑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晨，老威廉斯拖着他那只不大的皮箱，依旧穿着那件带污点的黑呢短大衣，和我坐上了开往机场的“面的”。老头子今天的精神格外好，一路上和我说中国人如何文明，马路上看不到打架的，2000年奥运会一定在北京举办。

　　车子快驶出三环路的时候，老威廉斯想起什么事似地对我说：“张，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家庭和中国的缘份吧？我这次在南方大学里讲学时，请那里的中国历史学家帮助我寻找一下我祖母的表弟，瑞斯博士（Dr.Rease）的史料。他是英国人，可能是随传教士在清朝末年来到中国。据说，还在清政府里担任过一官半职。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时，英国人瑞斯作为代表满清政府的官员参加谈判，而且据理力争，为中国人讨了不少公道。事后为了报答瑞斯先生，慈禧太后亲自为这位仗义执言的洋人授予“蓝宝石顶戴”，（用威廉斯的话说是：Blue Button Rank，我也不知道满清政府的官阶里有没有这一级别）。这故事让我听得目瞪口呆，我不相信当年《辛丑条约》谈判桌上李鸿章、奕劻的旁边会有一位蓝眼睛的英国人替中国人讲话！我印象中只记得满清政府海关总监一职是由一个英国人把持，这位瑞斯博士如果真地存在，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而威廉斯却信誓旦旦地说，瑞斯博士的历史传奇被记载在国外史书里，他随身就带着复印件。我问他会不会记错时间，威廉斯说哈佛校门里就有靠“庚子退款”留美的中国学生竖起的一座石碑，他当然不分清《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看着迷茫不解的样子，威廉斯老小孩似地笑了，说：“我的家庭中国是有功的，这辆小车是不应该收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