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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均益采访札记：阿拉法特一个时代的悲剧
晚上八点半，当我走进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的一层大厅时，萨法日尼大使迎面走了上来。
“老朋友，不要着急，采访主席的时间有变化。”萨法日尼大使用熟练但却略有一点阿拉伯口音的中文对我说，同时给我来了一个阿拉伯式的拥抱和左右脸颊的亲吻。我感到脸上有一阵由胡茬子引起的轻微刺痛。
“有一位中国医生九点钟要来给主席按摩，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所以你们的访问怕是要推迟半个小时了。”大使探过头来，在我的耳朵边悄悄地对我说。我们原定采访阿拉法特总统的时间是晚上九点。
我点点头，拍拍萨法日尼大使的肩膀，对他说：“没问题，我们等他一会儿。”
萨法日尼是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先后几次采访过他。渐渐地，我们也成了好朋友。萨法日尼的父母原来也是驻华的巴勒斯坦外交部。他从小随父母住在中国，在中国的小学上学，和中国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后来他又在北京大学读了中文。他不仅中文很好，而且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经常会说出一些让我目瞪口呆的话，比如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啦、“反腐倡廉”啦，甚至还有“泡妞”之类的黄色小词。萨法日尼很给我面子，他从没有拒绝过我采访的要求。在此之前，我曾经采访过三次阿拉法特，每一次都是他亲自出面替我争取。当然，每一次采访前，他都不会忘记在我耳边悄悄地叮嘱我：“等会儿别忘了替我说两句好话。”
阿拉法特的卧室在二楼。九点半的时候，我看见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老太太从楼梯上走了下来。钓鱼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她就是按摩大夫。估计差不多了，我招呼摄制组人员立即准备，自己也走进了只摆了两张沙发的会客厅。十分钟过去了，却依然不见阿拉法特出现。正在这时，萨法日尼大使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很抱歉，今天可能不能采访了。”萨法日尼大使对我说。我看见他秃顶的脑门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
“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
“刚才大夫在按摩的时候，‘爸爸’睡着了！”大使脸上带着歉疚的表情。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称为“ABU AMAR（开创者之父）”，萨法日尼按照中文意思将这个名称直译为“爸爸”，并往往在关键时刻将阿拉法特称之为“爸爸”。
“他太累了，他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没有办法叫醒他。”萨法日尼大使说。
阿拉法特的确三十多个小时未曾合眼。在此之前，他从加沙赶到的黎波里看望扭折了腿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然后又马不停蹄经突尼斯到安曼一路赶来北京。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也就是在中国医生的按摩中熟睡过去的第二天早晨，阿拉法特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依然是那身战士的装扮，黑白相间的阿拉伯方格头巾以及战斗式的墨绿色紧身短上衣，显得非常精神。然而，坐在离他仅有一米的地方，我发现，阿拉法特老了。我清晰地看到了他脸上的疲倦。他比两年前我见他时消瘦了不少。他的手背上又多了一些老人斑。他说话时下嘴唇在不住地颤抖，而且，有的时候抖得很厉害。
我们坐定之后，阿拉法特便主动开口对我说：“我已经见过你好几次了嘛。”
我回答说：“这主要是因为您经常来中国，我才得以近水楼台。”
我接着问他，这是第几次来中国。阿拉法特回答说，第十二次，还不包括中间一些非正式访问。还没等我反应，他又接着说：“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一九六四年。当时，我们刚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和我的兄弟阿布·杰哈德一起来到中国，我们对中国的领导人说，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土地，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
阿拉法特是一个传奇人物，又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政治家。
一九二九年八月四日，阿拉法特出生在耶路撒冷一个阿拉伯商人的家庭。也许这个出生日、这个出生地就已经注定阿拉法特的命运将和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悲欢离合紧密地连在一起。
在一九六四年到中国来请求毛泽东为巴勒斯坦的事业提供支援之前，中东地区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血雨腥风。而这个时期，阿拉法特本人也已经由开罗大学工程系的一名学生，由科威特的一位百万富翁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他和千千万万个巴勒斯坦热血青年坚定地相信，一九四七年联合国所作出的让一个名叫“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和他们的巴勒斯坦共享同一块土地的181号决议是不能接受的。虽然这期间他参加的阿拉伯国家联手和以色列进行的两次战争（第一、第二次中东战争）都以以色列胜利并占领更多巴勒斯坦土地而告终，但是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们依然相信阿拉伯是强大的，他们相信要夺回失去地靠的只是武力，是他们手中的枪。
于是，阿拉法特和他流亡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战友们成立了地下的武装组织“法塔赫”。在这个基础上，一九六四年，他们又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阿拉法特赋予巴解组织一个誓言——以武力夺回巴勒斯坦的土地。
一九六七年，高喊着同样“誓言”，埃及、约旦、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起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然而，和前两次战争一样，这场战争的结果同样是更大的悲剧。以色列不仅反败为胜，而且还占领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戈兰高地、加沙和包括阿拉法特出生地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甚至还占据了埃及那一大片在亚洲的土地——西奈半岛。
战争、流血与失败留给阿拉伯人的是更深的仇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阿拉法特。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巴解组织所属的几十个武装派别不断地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进行武装袭击。在使用手榴弹、“卡秋莎”火箭和自杀性爆炸的同时，巴勒斯坦人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手段，他们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以色列人发起了恐怖主义袭击。
一九七二年九月，在西德慕尼黑举行的奥运会上，爆发了举世震惊的“黑色九月”事件。几十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而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组织则被认为是这一恐怖事件的幕后。
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属于巴勒斯坦事业。他属于巴勒斯坦这个被蹂躏、被剥夺权利和土地，心中充满着仇恨的民族。然而，阿拉法特又是矛盾的。经过了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他发现，他所信奉的枪杆子不仅没有帮助他夺回一寸土地，相反，战争、爆炸和恐怖袭击却使他离自己的土地越来越远，也使他声名狼藉。“黑色九月”后，阿拉法特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阿拉法特开始改变政策。他将目光投向了和平的手段。一九七四年，阿拉法特来到纽约，参加了那一年的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的讲台上，阿拉法特第一次用他嘹亮的嗓音向全世界表明了他的和平意愿。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还是戴着这个头巾，站在讲台上。我对会场的代表说：‘我来到联合国。一只手拿着橄榄枝，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手枪，一把为了保护橄榄枝的手枪。’我对他们说：‘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掉下来，握住它……’”一九九六年我第三次采访他时，头戴阿拉伯方巾的阿拉法特这样回忆道。
当时，他的手在空中作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由下到上的动作。
“我当时担心的是没有人相信我会举起橄榄枝，当然，我更担心的是我手中的橄榄枝很快会被战争打下来。”阿拉法特对我说。
阿拉法特的橄榄枝说服了大多数联合国成员。那一年的联大决定接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联合国观察员。然而，正如阿拉法特所料，他举起的橄榄枝并没有被他的敌人，甚至是他的阿拉伯朋友所接受。道理其实很简单，那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理解妥协的时代。国仇家仇使得阿拉伯世界在那个时候同仇敌？而以色列就更无法相信这个“十恶不赦”的阿拉法特，因为到那时为止以色列仍然认为巴解的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
阿拉法特无法改变这一切。
他不仅以烟酒不沾的俭朴生活和独身的现实将自己献给了阿拉法特事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作为中东问题核心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他只能顺应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要站在最前列，所以，当一九七九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阿拉伯世界以“叛徒”的名义将萨达特的国家开除出阿拉伯阵营的“拒绝阵线”。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一九八八年。
以色列悍然出兵黎巴嫩，围攻巴解武装的那一幕已过去六年。那一次，巴解组织设在黎巴嫩境内的大部分基地都被攻陷。阿拉法特不得不率领着巴解总部迁到突尼斯首都。遭到了重创的巴解组织到了突尼斯后更显得势单力薄。何去何从成了阿拉法特再一次必须面对的问题。
世界局势在一九八八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冷战接近尾声，和平占据了世界的主流。阿拉伯世界内部希望与以色列媾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阿拉法特看准了时机，再一次伸出了橄榄枝。九月份，他在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并表示巴解组织不再将消灭以色列作为其宗旨。紧接着，他又在联合国宣布，巴解组织放弃恐怖主义并承包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在中东地区生存的权利。
一九九零年，阿拉法特又将和平攻势更推进了一步。他宣布承认以色列国。阿拉法特勇敢的行为为他迎来了全世界的喝彩。
然而，就这一年，阿拉法特却又令人不解地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一九九零年八月二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略了科威特。在全世界的一片谴责声中，阿拉法特却突然站出来宣布：支持伊拉克。阿拉法特的这一举动给他和巴勒斯坦事业带来了几乎是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海湾战争还没有开始，站在科威特一边的海湾国家就将愤怒泄向了所有巴勒斯坦人。上百万巴勒斯坦侨民被赶出了海湾。这些侨民每年汇向巴解组织的几十亿美元的侨汇也随之消失。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十年里曾以“石油美元”向阿拉法特慷慨解囊的沙特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家也毫不留情地收回了他们的支票。
而对于阿拉法特本人来讲，这一行动给他带来的则是：在他众多名称中又多了一个称呼——“与狼共舞者”。
几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我问阿拉法特：“您现在是否认为当时的那个举动是一个失误？”
阿拉法特没有正面回答我。他告诉我，他当时的动机是想要反对某些人（当然是指美国）在中东问题上所采取的“双重标准”。记得他当时依然一副气氛的样子说：
为什么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且只要是阿拉伯兄弟之间的事，就会有人出来管，就会有几十万多国部队把他赶出去？而为什么以色列人占领了我们阿拉伯人的土地几十年都没有人管，没有多国部队也帮我们赶出去呢？”
阿拉法特将一只手手掌向上摊在半空中，半晌，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
这就是阿拉法特。
他身上带着这个时代阿拉伯人重重的烙印。他们是被凌辱的人，是被伤害的人。然而，他们却顽固地以同样的凌辱伤害来还击对方。他们被错误地对待过，然而，他们却曾经天真地相信那种被称为“冤冤相报”的抗击手段。
当一九九零年阿拉法特站错队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的事业已经完结。然而，仅仅在三年后，阿拉法特的命运却因为一位伟大的以色列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政策而出现了转机。
一九九二年，以色列工党领袖拉宾党员为以色列总理。拉宾上台后顺应历史的潮流，主动启动了中东和平的车轮。一九九三年九月，拉宾与阿拉法特签署了巴以和平条约。八个月后，双方又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协议。以色列同意分阶段从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撤军，并最终讨论巴勒斯坦的地位问题。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在外漂泊了二十七年之久的阿拉法特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那一天，阿拉法特头戴着阿拉伯方巾，率领着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回到了加沙。在向天鸣放的枪声中，在阿拉伯妇女那特殊的用舌头发出的欢呼声中阿拉法特走出了汽车。他匍匐在地，深情地地亲吻了那属于自己的土地。
一九九三年采访阿拉法特夫人。两年后，我向他问起了当时的情景。
“从电视上攀登您英雄般地回到加沙，并且亲吻了土地。在您当时的感受中，这一刻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梦想成真，还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我以前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对所有的朋友说：我们是在一条隧道中航行，在隧道的尽头，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国家，是耶路撒冷的教堂、清真寺，甚至于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相信我，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快看到这一天了。阿拉法特自豪地说着。
在灯光下，阿拉法特那银白色的胡须分外耀眼。他挺直着腰板坐在松软的沙发里，谈笑风生。那一年年初，阿拉法特刚刚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而就在前一年，他年轻的夫人苏哈给他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阿拉法特曾发誓终身不娶。他说：“巴基斯坦的事业就是我的妻子。”
当他与比他小近三十岁的苏哈结婚时，他的有些战友曾担心他这一举动会削弱他献身巴勒斯坦事业的斗志，但坚持他心中依然装着巴勒斯坦人民。
阿拉法特并没有撒谎。当我问他，为什么他在亲吻加沙的土地时会哭泣的时候，阿拉法特动情地说：“因为在那个时刻，我想起了我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同事。当我回到加沙的时候，他们本应该站在我身边，一起目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当时控制不住了。”
说到这里，阿拉法特的眼圈湿润了。这是我唯一一次亲眼看见阿拉法特动情。
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阿拉法特亲眼看见数不清的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而战争、仇杀的年代也使得阿拉法特本人成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个国家各种派别暗杀的目标。他曾历经几十次天灾人祸而大难不死，被誉为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物。一九八五年，以色列派出两架当时最先进的F－16战斗机将巴解在突尼斯的总部夷为平地，然而，阿拉法特却在这次以他为主要目标的轰炸中安然无恙。一九九二年，阿拉法特的座机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失事，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而阿拉法特却奇迹般地两次住在同样一个地方。他经常亲自改变自己的行动路线。直到今天，他还坚持即使是在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时候也要随身佩戴一把左轮枪的习惯。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威胁要杀我的事情太多了。有人承认，曾经十三次试图刺杀我，也许你还记得我们在突尼斯的总部被袭击……这种威胁实在太多了……如果我要说下去的话，恐怕我得写一本书了。我坚信命运，我相信上天，任何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阿拉法特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
我必须承认，我钦佩阿拉法特的勇气和信念。尽管他曾经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恐怖分子，尽管他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尽管他这一生几乎是在黑暗中爬行，然而，阿拉法特从没有放弃希望。从一九九三年以来，每一次我采访他，几乎都要问他对巴勒斯坦事业的信心。每一次他都表示了坚定的成功信念，然而每一次他都用那个英文词来修饰他肯定的答复：ABSOLUTELY（绝对地）。
在我最近一次采访阿拉法特之前，我看到了一些报道，说阿拉法特正在患病，可能是帕金森氏综合症，外加心脏病。甚至还有报道说，他已经写好了遗嘱。
但是，每当有人（也包括本人）问及他的健康状况时，阿拉法特都坚定地表示，他身体很好。他甚至神秘莫测地引用过《古兰经》中的话说：“及时你躲在防卫严密的供电室里，死神也会抓住你。”
当我第四次坐在他面前，看着他不住地颤抖着的嘴唇时，我换了另一种提问的方式：
“总统先生，人类已经接近走入下一个世纪。您本人也进入了老年，您认为在本世纪之前，或者再说远一点，在您的有生之年，我们还能看到中东实现和平吗？”
阿拉法特的嘴唇抖得非常厉害，他半天没有说话，以至于我当时认为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了。
终于，他开口了，第一个词还是那个“ABSOLUTELY”：“绝对地。我们为和平流了许多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久将要实现和平。我乞求真主，帮助我们最终在这块土地上实现所有人都需要的和平。”
阿拉法特说得很慢。每说一个字几乎都要停顿一下，而且嘴唇不停地抖动。这时候，我看见阿拉法特的眼睛微微地向上抬了一点，眼皮一眨一眨地，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无法判断阿拉法特想起了什么。也许此时他也想起了童年记忆力耶路撒冷小街道里的那一块块青石；也许他想起了在埃及的读书时光；也许他想起了五十年代他和几个“哥们儿”歃血为盟成立“法塔赫”组织的情景。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阿拉法特由一个出生在宗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儿童，到开罗大学工程系的大学生；由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到一个巴勒斯坦地下组织的领导者；由巴勒斯坦事业的一个象征到一名荣归故里的英雄，这中间到底有多少梦想与失望，我无法判断。
也许阿拉法特此时想起了他还有一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完成：建立巴勒斯坦国。虽然这个目前在地图上还不存在的国家已经得到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承认，虽然阿拉法特也表示将在一九九九年正式宣布巴勒斯坦国的成立，但是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目标是很难的，也许还是遥远的。
半个多世纪来发生在中东的风风雨雨浇灭了人们心中太多的希望，也酿造了太多的悲剧。阿拉法特就是这悲剧的一部分。至今，我时常在想，如果阿拉法特是雪莱或者普希金那样多情善感的诗人，那么，他现在也许会夜夜难眠。然而，阿拉法特并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阿拉法特。他出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是那种决心让悲剧发展，直到有一天悲剧终于结束的人。尽管阿拉法特本人不一定能亲眼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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