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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俐访谈录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中，徐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她铿锵顿挫的语言，她目光灼灼的自信态度，她疾语如风与刚毅练达的冷色风格和天生具有的明星气质，成为CCTV-4的标志，并影响过许多年轻的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
2002年春节期间，我来到徐俐的家。一进门，但见大朵大朵盛开的鲜花扑面而来，花香掩映着一个收拾得精精致致的家。
徐俐的干脆利落劲儿不仅在观众心目中早就定格，在电视台也是出了名的。去《中国新闻》实习的播音系学生曾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她在直播前自己动手收拾头发的情景：16个卷发器有大有小，在5分钟内“噌噌噌”丝毫不差全部搞定，进演播室之前用半分钟时间一一摘下，再在半分钟内用大刷子一刷——光彩照人，直播去也。
眼前的徐俐悠悠闲闲地品一杯清茶，举止还是那么落落大方，说话还是那么有条不紊，只是看上去比节目里更加白皙清瘦，个子也更加小巧。当她用又厚实又柔和的声音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时，《中国新闻》里那种严肃的、闪闪发光的感觉消失了，一幅花样年华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徐俐：我是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一般人看我都觉得我精神头特别好，其实我的先天非常弱。我是61年出生的，正是娘胎里就营养不良的那一拨。在我记忆中，6岁以前都是在医院里渡过的，而且常常一住就是半年，不断地住。一会儿是肝炎，一会儿是肺炎，一会儿不小心被开水烫了，胳膊上的皮肉都被烫了下来。还有一次因为生了什么病要打针，结果出了医疗事故，一针打在我的坐骨神经上，立马儿肌肉萎缩，当天晚上两条腿就不一样长了。记得那时我还小，淌着眼泪想：“糟了，以后再也不能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读书、认字了。”而我妈妈那时也哭了，我后来才知道，她那时想的是：“别说唱歌、跳舞了，我的女儿将来如果能好好走路就不错！”所幸那回碰上一个留学德国的老大夫，他用大半年时间治好了我的病。所以你看，其实就身体素质来讲，我真是不具备好强的底子，但我的性格就是好强，我想我比一般人的意志力要强一些吧。
说真的，长这么大，我就靠一口气撑着，靠一种感觉撑着。只有家里人最知道，我这人容易累，特别不经熬，睡眠又不好，所以总呵护着我。但这么多年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出这个门我就精神，一到电视台圆楼的走廊，进入新闻工作区，我就眼睛发亮，走路也快，这都成惯性了。
小时候，因为病弱，我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比较内向，不吱声，永远拿眼睛瞪着别人，让大人们觉得这孩子心事重重。我记忆里最早的画面是在我姨妈的婆家，有一条清清的小溪，小溪上用几个人字架架着一道窄窄的木桥，我成天坐在桥头看溪水流来流去和周围人来人往，这是我最爱干的事。我最早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要带我从他妈妈家回长沙，那个地方叫“徐家冲”，中途要翻过一座山叫“茅子山”，一般小孩都是趴在大人背上被驮过去的，而我执意要自己走。拼了小命翻过了山，累得我一下栽倒在爸爸怀里，睡了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小时候就是这样，不爱讲话，爱想事，而且还好强。
长大上学了，我是个好学生，对自己要求很高，学习非常认真，成绩好，一直当班干部。1999年我们高中同学都四十上下了，约定回长沙聚会，他们说：“没想到徐俐现在那么能说。”我问：“那时候我什么样呀？”他们说：“那时候你整天穿绿军装、蓝制服，翻出雪白的领子和袖子，也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歌跳舞，就是不爱说话，不爱笑。”
上高中时读书渐多，开始大量地看小说，而且每看一本都要陷进去好长一阵儿，这是青春期的精神启蒙。看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着迷于罗曼·罗兰；看了《萧红传》，对那些有才情的女作家羡慕的不得了；看了《简·爱》认定自己这辈子要做独立、坚强、有尊严的女人。因为喜欢，又无数遍地去看《简·爱》的电影，着迷于李梓和邱岳峰的配音，大段大段地模仿，倒背如流，这也成了自己后来对语言艺术有所追求的养料之一。
到我15、16岁快高中毕业时，我郑重地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40岁时，我要当作家。”
你说好玩不好玩，时间一晃就过，前一阵我过40岁生日时，开玩笑地对家里人宣布：“诸位，一个作家要诞生了啊！”
在徐俐的描述中，一个70年代面容冷冷、静若处子的小姑娘形象出现了。让我有点儿意外的是她最喜欢的是简·爱而不是《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在我看来，《简·爱》当然是一本充满光辉的作品，它尤其给在青春期里觉得自己容貌平平而有些自卑的少女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而我身边的美女同学一般都认为美丽、张扬、勇敢而又野心勃勃的郝思嘉才是最有魅力的。我问她当年作为一个漂漂亮亮、能歌善舞的小姑娘为什么会喜欢朴素的简·爱而不是花枝招展的郝思嘉，她大笑了一阵儿说：“这是天性吧，我这人就是这样，挺严肃的，挺正经的，也挺自尊的，在现在孩子的眼里就是挺没劲的。”
徐俐：我妈妈说我小时候长得还行，但她从来不强调这一点，她给我的审美训练非常传统，穿衣服要干干净净，宁可穿破，不可穿错；妈妈很看重女儿家的言谈举止，她不允许我们在这点上有一丝败相。她也很强调做人的志气，希望女子也能有大气象。而我从小自己给自己定的格就是，将来要做个有学问的、写字儿的女人。虽然到现在我并没有做上学问，没当上作家，但这种精神和趣味上的方向始终没有偏离。我很爱美，对穿着打扮这事儿也很注意，但我拒斥那种脂脂粉粉、甜甜腻腻的感觉。我从小就唱歌跳舞，表演节目，但从来就没喜欢过文艺圈，直到现在，如果有些场合要和影星歌星待在一起，我还极不自在，没有办法融入。我好象天生对严肃一些的事感兴趣，比如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更加在意。
1977年恢复高考时，16岁的徐俐高中毕业，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她说，当时按照自己的理想，她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复旦中文系，第三志愿挑了一个好听好玩，但根本不了解的“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结果三所大学都没考上，而无心填写的“播音”竟成了最终的职业。所以她常说，自己入了这一行真是稀里糊涂，但又仿佛是命中注定，因为自己对声音的艺术“不夸张地说，非常有悟性，感受力极强”。
徐俐：我天生对“出声”这件事，非常有兴趣，唱歌是从小就开始的事儿了，其实我对歌唱有更加唯美的感觉，我心里总有这样的意境：大家静静聆听一个女声，这个声音绝对发自内心，有极强的歌唱能力，却与歌唱这个职业无关，是纯粹的、美丽的，是天堂之声、天籁之音，而我则是这个声音的缔造者。
我从小就喜欢女中音，我特别喜欢又丰厚又柔和的女声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老喜欢压着声音唱关牧村的歌“打起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上山坡……”，因为唱得也不错，所以一度以为自己就是个女中音，后来有专业老师带我去检查过一次声带，说我是大号女高音，我这才放开嗓子往高了唱，好象多高都唱得上去。虽然没受过专业训练，但我对唱歌这事儿，真的有天赋。
很多人在中央台播出的一个晚会上看过徐俐唱《青藏高原》，惊诧于她的歌唱能力，而我在我们学院的阶梯教室里也听她唱过。我得说，她说自己对唱歌有天赋，此言绝对不虚。
那天，徐俐来学校讲课，两个多钟头的讲座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学生们热烈欢迎她再唱一首歌。徐俐真是个爽快人，毫不含糊，说唱就唱，清唱的《青藏高原》是那么明亮高亢，富于表现力，当然把大家都“镇”了。而后，她便“挥一挥衣袖”，在夜色中自己回了家。我和她说起这一幕时，她又大笑起来，说：“都是被你们逼的。”
徐俐：我虽然喜欢唱歌，但注定不会入这行，因为我不喜欢以此为职业，不喜欢当演员。另外，十几岁的时候，除了唱歌，还有一件和声音有关的事吸引着我，就是电影配音。最早语言艺术上的启蒙，早于《简·爱》的，是张桂兰在《闪闪的红星》里给潘冬子配的音，那声音太漂亮了！那感觉太棒了！为了这声音我多少次地去看电影，凭着记忆把大段的台词抄在本儿上，凭着记忆模仿张桂兰的语气、声音，直到倒背如流。后来还着迷过《佐罗》里童自荣的声音，一遍一遍地看电影，可能那种王子般的带有诗意的忧伤感更让小少女动心吧。
那时候，我还完全不会说普通话，一口湖南腔，经常把“开会”说成“开费”，“浪费”说成“浪会”，“f”、“h”不分，但就是这样执着地喜欢，执着地模仿。后来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没赶上，在最后一轮考试中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擦肩而过，却赶上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在湖南农村待了几个月，再后来新成立的长沙电台把我召进去，那是1978年，我17岁。我们这些新来的小播音员首先被送到一个播音培训班学习了两个月，我的启萌老师叫陆英，我对这个专业的所有概念，都起源于陆老师那儿。
陆老师人很好，很严肃，但不严厉。我去之前，是湘妹子腔，两个月之后，就满嘴京味了。
徐俐说自己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干了播音就觉得这个工作神圣得不得了，挺“煞有介事”的，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听说播音的发音方法和唱歌的发音方法有矛盾，就狠狠心戒了唱歌，在好几年里一声不出。
她先在长沙电台，后在长沙电视台，一共工作了十四年，在播音业务上尽自己所能，下足了功夫。她说：“我那时是把播音纯当成语言艺术来追求的，特别在意声音的位置、音色、语气和语言中的感觉，而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正好有一批语言表达非常出色的播音员，我是把他们当成榜样和楷模来学的。现在看来，先不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的节目怎么样，单说语言的艺术、播音的艺术，那是大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大家！”
徐俐：进电台工作以后，我特别下功夫地学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三位著名播音员：费继平、林如和葛兰。
学费继平是因为喜欢她特别深厚而又不那么明亮的音色，她的声音很“各”，稳稳的，充满磁性，是很少见的比一般女中音还略低一点的音色，非常大气。但那时自己不太懂，不会用声，以为自己也是女中音，一味把位置往后往下走，压喉头很厉害。后来才又知道这种刻意塑造自己音色的方式是错的，于是又往前提，一度矫枉过了正，弄得扁扁的、尖尖的走鼻音“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后来肖晓琳从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回来，人家告诉她“长沙台有个很强的女声，能高也能低”，她一听，“这是什么呀！？”于是很热心地告诉我，应该找到自己的本声，这才舒服、自然了。但费继平那种稳重的、大度的感觉一直影响着我。
播新闻我学的是葛兰，她宽音大嗓声音亮堂，播新闻明快工整，利利落落的嘎吧脆，我的自然条件和她相似，所以学得很顺，一度被称为“长沙的小葛兰”，新闻播的“当当”的。
后来在电视台配大型专题片，配得最有味道的是和我们那儿号称“电视沈从文”的刘学稼导演合作的专题片。他的片子有浓厚的散文气息，在这方面的配音我学林如。林如老师真是大家，她是淡而有味，初听上去什么都没有，其实什么都有了。我配的东西没有那么淡，没有那么雅，感情和声音上都出来得多一些，但受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有人这样说：“这个女声听上去很有学问啦。”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最高评价。
从17岁进长沙电台，25岁进长沙电视台到31岁来到中央电视台，徐俐在地方台干了整整14年，这14年给了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锻炼自己的语言基本功，锻炼自己驾驭不同类型节目的能力。1992年，徐俐进入中央电视台海外新闻部，主播《中国新闻》。从此将对艺术化声音的追求暂且放下，转而主攻新闻业务，她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徐俐：来中央台之前，我已经着重于做电视专题节目了，自己比较得意的是配大专题片，发挥声音的表现力，新闻播音扔下三四年了。而到了中央台就让我播新闻，从业务上说，那时我郁闷极了。因为我是那么在意声音的艺术，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用声音塑造形象的路子。而新闻节目给声音发挥的空间太小了。但台里就是让你来播新闻的呀。我想，好吧，播新闻就播新闻吧，心里是挺消极的。
虽然我在长沙也播了那么多年新闻，但一直对新闻兴趣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90年代以前，哪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新闻就是开会，从内容到形式都呆板得要命。但很快我就发现，《中国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对它从一开始的郁闷排斥到适应接受，再到喜欢，再到发现自己的内在性格和气质其实很适合它，好象是一个特别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放下了早年全力追求的艺术化声音和声音的艺术化，变成风风火火的新闻传播，不是因为我想刻意播成这样，这一切都是和节目共生共成的。
1992年《中国新闻》上马时，就确定了，这节目对外，不能和《新闻联播》一个样。“对外”这个词给人以一个无限的遐想空间，节目组的几个人都想折腾折腾。记者高丽萍和几位想法相似的同事的心思撞到一起，说：“我们得搞现场报道。”在这之前，高丽萍在山西电视台的现场报道早就上路了，我在长沙台做一个叫《八角亭》的社会新闻类节目的，采编播合一也有三四年了，我们一琢磨，片子搞现场报道，那么演播室就不能再是慢条斯理地播报了，一定要有一种特别的节奏。
另外，当时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境外的节目。说实话，那时资料真是少得可怜，我真正看到的也就是台湾的新闻节目，当时觉得耳目一新，受到很大的震动：人家做的那才叫新闻！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那种新闻感觉我觉得很棒。但同时，我又真不喜欢他们的女主播那种莺莺燕燕的小女人气，腻腻歪歪的，烦不烦呐！这时候我从小形成的审美趣味就出来了：我要做主播，就一定要有大格局，不迎合，不媚俗，独立、冷静、理性、权威。你可以说我是个严肃的女人，但这严肃女人说出来的话你还就是非信不可。是的，我播新闻的内心状态就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一点跟大环境有关系，90年代初，刚刚开始有对外的新闻节目，我们这些人也多少有点为中国人挣面子的想法——让海外的人看看我们中国现在怎么样了：中国现在是个自强的、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表现在播音时，比较果断、强势，有力度，既反映新闻的真实，又体现国家的尊严。
这种播音方式一出来，海外立刻就有了反响，他们真的很喜欢。在海外生活的人，有强烈的爱国情结，渴望中国强大，我的精神气质和干练的屏幕形象暗和了他们的内心期待，当他们，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带着这种情怀收看祖国的电视新闻节目时，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过于生活化的女人形象，而希望是一个有尊严的，一个比较国际化的成熟职业女性形象。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对旅法的华人夫妇，他们自己说是看了我的新闻节目才决定回国的，因为觉得“中国真是今非昔比了，连女人都这么棒”。
和徐俐聊天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说到得意处，她所流露出率真而帅气的劲头让人感受到一个女性心中有天地而无城府的妙处。我接着问她自己怎么看待当时国内业界对她播音风格的质疑，她顿了一顿，继续发表高论。
徐俐：当时播音界对我的语言的确有很多议论，大概是两种态度：一种是肯定的，觉得还行，这是一种特点，虽然一句一句地听经不起分析，但如果听整体，意思还是清楚的，而且态度鲜明，节奏明快。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觉得我简直是胡来，觉得我基本功特别差，意群那么不工整，重音那么多而乱，你受过好的训练吗？
那时我心里就想：“我可是认认真真跟着你们工整作风走了十几年的人，没有基本功我能把新闻播音速度从一分钟180个字提到最快350、360个字仍然字正腔圆气息连贯吗？你们未必知道我这点儿老底儿吧！”
人们总说到我的播报速度，其实，提高播报速度仅仅是一种表象，它的核心是对新闻的一种感觉。如果说到刻意，寻找一种对新闻的大感觉一直是我刻意为之的。报告新闻就是说事儿，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说事儿，怎么感受怎么说。这和中规中矩地念新闻稿的心理基础很不一样，当然随之出现的语言的随意性也就比较大了。这种实践对我来说有得有失，现在回过头来，那时对语言的想法也有点“过”。如果让我此刻总结一下，我想应该是这样，新闻播音的基础是两条根，一条仍是语言艺术上的，这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语言能力的训练；一条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功训练，你得实实在在懂新闻，选择搞新闻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对新闻要有感觉。这两者相辅相承：没有语言基本功，新闻播不清楚；但掌握不好新闻节目的特质，再好的基本功也没有意义。优美的声音固然能愉悦大众，但观众最终接受的是资讯，是一个了解和掌握了事实的人向他们提供的资讯。你要传达的最主要的是消息，声音只是介质。我经常听到一些年轻的美好的声音在报告新闻，印象是除了声音，新闻内容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对新闻完全没有感觉，这样的新闻播报怎么可能吸引人呢？其实长久以来，观众对声音已经不那么苛刻了，他们更看重一个新闻业者的资质和状态，我比较早地悟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中去体现它。我认为我的实践是有意义的，当它在多年前以个别现象存在的时候，受到行业和受众的关注也是必然的。它体现了我作为一个新闻播音员存在的个性价值。
徐俐说，播《中国新闻》整整10年，看似工作内容单一，但新闻反映的是瞬息万变的社会，看似单纯平淡的东西其实永远充满了新鲜感。而且现在“新闻节目越做越好，越来越活”。我想一个播音员从对新闻“没什么感觉”到如此热爱新闻节目，也折射出我们国家新闻改革的深刻变化吧。
不过最近几年，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尽管徐俐的播音仍是硬派作风的代表，但若和最初的《中国新闻》相比，她已少了锐利、泼辣，多了些沉稳从容。
徐俐：这种变化是渐渐发生的，原因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吧：一是现在全世界越来越知道中国是个开放的、强大的、不断进步的国家了，用不着我们再急赤白脸地扯着脖子嚷了。这是顶有意思的事，一个人越是怕人瞧不上你，就越要拉个架势。90年代初我们或许觉得播音员的强势就代表了国家的强势，而现在呢，用不着了，所以过分强调形式感没有必要了。二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心智的成熟，走向稳健与淡然是必然的。三呢，是和自己的生活有关，有了稳定而幸福的家，和一个爱你的北方大汉生活在一起，于是就亲切了，就女人味儿了。现在想让我硬到过去那种程度，我都硬不起来了。哈哈！
在徐俐的开怀大笑中，我们继续关于“女人味儿”的讨论。她说尽管自己在生活中已流露出小女人的幸福气息，但心底却永远有“大夫人”情结。有趣的是，在她的大夫人偶像名单中，原先有英格利·褒曼、凯瑟琳·赫本，现在又增加了她的婆婆和其他几个中国老太太。
徐俐：人慢慢长大，对女性美的理解也越来越丰富。我现在特别喜欢看老太太们，一些优秀的老太太真是耐人寻味。
我的婆婆，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雕塑家，外表柔弱无比，弱到如像好多事儿都不会，经常迷路，到哪儿都让人担心，这老太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你得帮助她，呵护她。可真的有大事发生，别人乱做一团时，她面不改色，头脑清楚极了——天塌下来她无所谓。
还有山东话剧团有一个叫王玉梅的演员，我喜欢她演的所有农村老太太形象。《高山下的花环》里梁三喜的妈，看上去目不识丁，外表虽平静如水，但极有尊严，有着朴实而通透的智慧，精神力量无比强大。
还有语言学家周友光的夫人张允和，锦江饭店的创办人董竹君，这些女性，任何时候极其典雅，任何时候处乱不惊。这些从容不迫、举重若轻的老太太们，让人肃然起敬。如果现在还谈什么崇拜，那么，她们是我的人生偶像。在我的眼里，她们都是有大格局的人，我向往那种境界。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徐俐说，人到中年，她并不讳言自己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因为现在已经明白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美丽风景。急什么，40岁，不惑的人生刚刚开始。
徐俐：20多岁时，争强好胜，以为自己能做成自己想做的所有事；30岁，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能做成的事也有限，可你还得和那个限度较劲，因为自己不认；到了40岁，真正开始不惑了，自己才知道，其实什么事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了这种豁然开朗，还急什么呢，不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前几十年我努力了没白过，今后的日子，我要更从容地面对，更有韧性地去创造。用我们湖南话说：“耐也耐得烦，扮也扮得蛮。”
“耐也耐得烦，扮也扮得蛮。”这十个字摆在纸上觉得拗口，不顺，但从徐俐嘴里用湖南话说出来，真有大俗即大雅的风味。她说，多年以来，她保持最佳身心状态，她勤于学习，勤于充电，她是在养自己的气，她耐心等待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水到渠成的机会。经过那么多年的磨练，徐俐说她总觉得自己还能“再起一范儿”，她希望将来能在一个深度新闻节目中，或者是与人物有关的节目中释放自己多年积聚的力量，展现自己独特的人文关怀。
徐俐：一个有追求的女人无论在什么年龄都会是棒的，你说我好强，就是好在这些地方了。四十岁开始，我练舍宾，四十岁开始，我学英语。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简单而紧凑：早晨起来去上英语课，回来吃完饭赶紧睡午觉，然后去上班，下班回家和家里人聊聊天，看看书，晚上再背背单词。我现在像当年学普通话一样从头学英语。
说到学习，徐俐感慨不已，她说她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太多身不由已的时刻，当初进了电台，就不许再考大学了，而没有一个真正完整的校园生活，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和永远的痛。
徐俐：没有上大学，是我一生最遗憾事，而且越来越觉得这个遗憾无以弥补。纵使我以后再学习，再充电，但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没有在一个有大师存在的校园里浸染过，这个损失大了去了。
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有思辨能力的人，感觉到位，悟性不错，但在思维的过程中，有时链条和链条之间接不起来，这都是知识的缺损造成的。大家看我是个知识女性，但我自己知道，读书不够系统，根基不够扎实。大家说我浑身洋味，是个国际化的形象，但真不好意思“I'm sorry”，我甚至不会英语。我虽然在努力，但依旧缺得太多了，所以在面对真正的学者时，永远慬小慎微，心底发虚，知道自己哪根根儿在颤。还用我们湖南话说，这叫"我服行（háng）"。
徐俐的谈话中，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是“棒”、“掷地有声”、“冷静”、“刚性”、“睿智”这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字眼儿，忽又听得她用乡音说“我服行”，心底真是为之一动。我问：“你所形容的这种匮乏会不会成为将来做深度节目的障碍呢？”
徐俐：也许吧。但这会成为我不断激励自己的动力。我是一个敬业和认真的人，知道自己的短处，我会下功夫，在你们看出我不行之前就让自己灵光起来。
在海外中心，我帮海外专题部做过十几期《中国报道》，属于临时救火性质的，准备得不是特别充分，在节目中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那种工作状态，那种与各方面专家的彼此沟通，已经很吸引我了。
其实面对学者和专家，话题中技术层面的东西不是最困难的，这是基于两点，第一，专业问题的探讨在电视节目中不会深到我听不懂、进行不下去的程度，否则，对观众也就没有意义了。第二，案头前的“恶补”历来是我的长项，事先做尽可能的准备，对我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我真正怕的是这种情况：我希望在节目中展现自己独特的关怀，释放某种张力，而恰好对方的精神张力远远大过我的，让我显得特别羸弱，这就惨了，说明从根儿上自己就不具备对话资格。我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养自己的“气”，人文之气，浩然之气，女人谈浩然之气似乎有些夸张，但那是个多好的东西，女人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能感到徐俐那颗充沛安稳的心在勃勃地跳动，她说的浩然之气令人向往，更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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