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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谢琪瑛
关于什么是语言风格,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般来说,“语言风格是人们运用语言表达手段形成的诸特点的综合表现,它包括语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个人风格、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它“是在主客观因素制导下运用语言表达手段的诸特点综合表现出来的格调与气氛。” 我们在此也将其作为对语言风格的基本界定。以有声语言传播为主的广播媒体,对其语言风格的理解与确定,就基本原则而言,同样也离不开上述概念的限定。但在我们看来,风格其实更是对个性与特性的强调,也只有在特定而相对的语言运用与语言环境中,才有其语言风格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特定语言传播媒体的广播节目,其语言风格相对于其他语言运用方式与环境而言,应当有其独特的个性与特性,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播传媒特定的语言风格。
对广播传媒语言风格总体性的把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区分广播语言与一般意义的语言风格的同时,研究者对广播语言风格自身的多样性关注得并不够。以不同受众群体为对象的不同性质的广播节目中,其实同样存在各自的广播语言风格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就对台湾广播语言
风格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作为我国广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台湾广播因为政策导向性很强,它所面对的又是一个特殊受众群体,从而使得在广播语言的运用上也就具有了相应的特殊性。虽然总体来看,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同样要遵循广播语言的基本共性,同样要秉承我国广播语言的优良传统,但毕竟语言风格本身更是对个性与特性的强调。作为既有别于中央台的其他广播、又不同于国际台的对外广播的对台湾广播节目,其语言风格的特性何在,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因此成为值得认真加以探讨的课题。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对台湾广播节目的发展完善,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广播语言风格的认识。
一、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发展的四个阶段
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与确立,从对台湾广播开办之日起就已存在,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阶段。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对台湾广播开办初期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对台湾广播科,这就是对台湾广播部的前身。１９５４年８月,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从对台湾广播机构成立之初的情况看,当时的对台湾广播,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电波向台湾人民介绍新中国,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和他们探讨台湾的出路” ( )。而更明确的政治目的,其实更在于适应当年反美反蒋、解放台湾的基本国策。应当说,最初的对台湾广播,实际上是准战争状态下的对敌广播。
从当年对台湾广播的新闻稿件和录音等保存的资料上,从当年参与对台湾广播的众多前辈工作者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时代的烙印。比如,从最初的广播内容上看,呼吁台湾人民反抗美蒋集团、策反国民党官兵等的言论就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敌我状态下的广播宣传,自然是爱憎分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虽然出于策反国民党官兵等目的,对台湾广播中也试图运用“动之以情”的语言,但这种“情”不是后来所突出强调的那种“人情味”,虽然同样是出于“晓以大义”的立场,但居高临下式的训导腔调远远多于以诚相待式的平等对话。而出于对敌斗争需要,在当时的环境下,实际上对台湾广播中采取得更多的则是那种激昂高亢、严肃庄重、以致被形容为怒目金刚式的语言风格。如果说对台湾广播自设立之初便具有某种语言风格的话,那么,这种激昂高亢、爱憎分明语言风格就是其主要特色所在。
(二)５０年代末至“文革”开始阶段
应当承认,在对台湾广播设立之初,其广播语言风格的制定其实主要是出于执行宣传我党政策方针的单向考虑,“以我为主”,在风格定位上很少注意到台湾听众的需求。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对台湾广播,在当时当然也发挥了它特有的功能与作用,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对台湾听众的接受习惯与要求等并没有更多的考虑,总体来看,最初的对台湾广播及其语言风格并不能为广大的台湾听众所接受。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与当年的政治大环境有关。当时的编播人员,虽然也意识到在播音语言等方面应当更有针对性,只是由于条件限制,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当时最苦恼的是,我们对广播对象情况不明,很难得到台湾听众的反馈。” 海峡上空战云密布,两岸长年的封锁,彼此难通消息,这种客观事实,也就决定了当年在对台湾广播
语言风格的确定上难以真正做到想听众所想。
情况的变化出现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随着不断总结对台湾广播中的经验教训,当时逐渐形成一个好的传统,即坚持台情调研,坚持看有关报刊,坚持收听台湾的广播。这种收听台湾广播的做法,使得对台湾广播工作较快摸清了台湾的若干基本情况,使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也相应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明确了对台湾宣传应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台湾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其宣传对象不只是要争取台湾中上层军政人员,还要重视对台湾人民的宣传教育”。这种转变,对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调整,特别是对其自身特定语言风格的形成,意义十分重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期间,周恩来总理为确立新的对台湾广播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指导对台湾宣传工作时所作出的“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动以感情,待以诚意”的重要指示,成为此后指导对台湾广播及其语言风格的纲领,并成为长期对台湾广播中遵循的最基本原则。
(三)“文革”期间
由于得到政策的保护,“文革”前期对台湾工作尚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基本能够做到在对台湾民众的广播中语言使用的相对平和亲切。因为明显区别当时于对大陆的广播特色,直到“文革”,对台湾广播还属于“另一片天地”。但好景不长,“文革”中极左思潮终于无法避免地侵入到对台湾广播中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与其他广播节目一样,迅速发生了转变,宣传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以及世界革命等的言论,成为对台湾广播中的主要声音。十年“文革”,对台湾广播基本上也是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从而形成“‘帮八股’的广播路线”,“脱离台湾实际的广播宣传方式”。形式上生硬呆板、高腔大嗓,并成为播音主流,有学者用“高、平、空、冷、僵、远“六字概括“文革”的语言风格,同样适合对台湾广播。“几乎是台湾民众害怕什么就广播什么,结果把台湾听众都吓跑了。”而在收听了这样的广播后,台湾听众的反映则是有了“恐怖感”,用台湾听众的话说,就是对台湾广播宣传的效果,“与你们的愿望相反”,不客气的说,“听你们的广播,就像在劳改营里听训。那口气都是居高临下,声色俱厉的。连女播音员都那么厉害,声如金刚,可见共党是多么可怕了。”“你们这样的广播,不但没有打破台湾的欺骗宣传,反而印证了他们的论点：共党果然没有人情味”这时的所谓“另一片天地”已经不复存在,对台湾广播也很快被迫丧失了其特色独具的语言风格。
从有人情味到没有人情味,可以说,“文革”中的对台湾广播,从语言风格上讲恰恰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种风格的转变,等于完全否定了业已初步形成的亲切平等的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重新回到高腔大嗓,并走入极端。“文革”时的这种风格,无疑是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上的倒退。虽然说七十年代前期,由于周恩来总理等提出在宣传领域批判极左思潮,对台湾广播中又重新讨论过从台湾听众的认识水平出发与迁就迎合的界限问题,以及动以感情、待以诚意与搞人情味、人性论的界限等问题,“对台湾工作又从极左泥坑中走出了一大步”,对这种文革式的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有所拨乱反正,但直至“文革”结束,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那种“文革”式的“居高临下”生硬式的对台湾广播中语言风格,并没有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
(四)新时期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全国形势迅速好转,我国广播事业也逐步走上正轨。在清算“文革”极左思潮对广播语言风格的干扰破坏的过程中,对台湾广播的同行可以说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以来,正是对台湾广播率先进行了广播语言风格上的“改革开放”,一种“全新”的广播语言风格,通过对台湾广播首先得以逐步建立。对新时期我国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而言,对台湾广播新语言风格的确立,意义非同寻常。
以１９７９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为契机,中央的对台湾方针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以往以“解放台湾”为主旨的对台湾政策,从此为“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所取代。从“和平统一”到“一国两制”,２０多年来对台湾政策的转变,也导致对台湾宣传路线方针的根本改变。在此时代背景下,对台湾广播的播出从内容到语言形式,得以迅速回归“文革”前那种强调人情味的优良传统;而８０年代初期对台湾广播中<<空中之友>>节目的设立,则更使这种“亲切、真诚、平等”的广播语言风格,通过主持人节目这一方式,得到了质的提升。
１９８１年元旦正式以主持人形成推出的<<空中之友>>节目,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接受了台湾听众希望对台湾广播应当“委婉动听”的意见,在认识到“给人以慰藉,给人以愉悦,如此才能给人以感悟”的情形下,创办的祖国大陆第一个广播主持人节目,并造就了大陆第一位广播主持人徐曼。而<<空中之友>>主持人节目的开播,对于我国广播节目语言风格的深刻影响,以及在我国广播语言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广播学界所公认。
当时参与<<空中之友>>节目设立的于厚礼先生曾撰文指出,“我们在开办<<空中之友>>节目的时候,非常仔细地规定了节目主持人的形象。这些规定是：说话要温文而雅,和蔼可亲,很讲究礼貌,语调要甜、软、轻、美;有浓厚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对听众既关怀又谅解,尊重听众的感情,以商量和探讨的口吻与听众说话,以服务的态度出现在听众面前;谈吐要富有哲理性,要从人生和社会哲理解说大陆情况和对台湾政策,等等。”另一位参与<<空中之友>>节目制作工作的毕福臣先生则总结说：“平等、服务是赢得听众的桥梁。长期对台湾广播的实践证明,教条式的说教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平等探讨相比,效果截然相反”,“我们的对台湾广播,作为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一个窗口,节目主持人不但声音轻软甜美,而且讲出的话充满对听众的尊重、友爱、同情和信任。”
这里对<<空中之友>>主持人形象的规定,其实也就是对新的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界定。而这里所指出的一系列有关广播语言风格的规定,比如轻、软、甜、美,通过徐曼等人的成功主持,很快就为广大台湾听众所认可。从台湾听众那里得到的反馈是积极的,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评价。比如一位署名“台客”的听众朋友来信说,“在台湾万万千千的人都喜欢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人员的话语语气以及工作精神都很优秀,令人赞佩。”
以为台湾听众服务、尊重听众感情为前提,在典雅、亲切、平等、真诚等语体语态下,用甜、软、轻、美等语调进行对台湾播音主持,可以说,以<<空中之友>>主持人节目的创办为标志,使对台湾广播语言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风格。特别是当时确立的“交谈式”的播音主持方式,为这种语言风格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表现形式,并得到台湾听众的普遍认可。以１９８１年<<空中之友>>栏节的创办为标志,２０多年来,这种播音主持方式及其语言风格,便成为对台湾广播的基本风格,而它对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影响,同样也是十分深远的。
回顾对台湾广播走过的历程,基本上可以说,中央对台湾政策的制定与转变,决定了对台湾广播不同时期的内容与语言风格。
二、关于“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形成”问题的再认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归纳,大致可以将对台湾广播不同时期的语言风格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居高临下、高腔大嗓等;二是强调与听众的交流、平等真诚、轻软甜美等。我们想在这里作进一步讨论的是,上述两种特色迥异乃至彼此对立的语言风格,是否都可以称为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对台湾广播语
言风格的形成与基本特征?
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对“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这一概念再作进一步的澄清。必须承认,在上面讨论不同时期“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时,在词语的使用上其实并不严格明晰,更多只是笼统而言。如果严格分析,上文对“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概念的使用,其实同样可以分解为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相对于其他时期,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对台湾广播,在语言表述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及其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因此构成当时的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也可以说,这主要是对台湾广播内部不同时段语言风格间的纵向比较。上述四个时期语言风格的划分,其实主要就是由此立论的。但其二,还应当看到,我们所关注的所谓“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不但需要从这种纵向的角度考察其形成与特征,更应当通过“横向”的对比去寻找其自身的特征。也就是说,相对于一般广播语言风格及其他特殊的广播语言风格而言,对台湾广播究竟具有哪些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显然,虽然二者都大体符合上述对“语言风格”的界定,但它们明显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层面。上文对对台湾广播不同历史时期语言风格的回顾,其实更多是在第一层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不难看出,探讨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恰恰是第二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横向的对比,只有通过在共性中寻找个性,才能在我国整个广播传媒的语言风格中找到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真正特征所在。仅仅从历史的角度归纳总结不同时期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是远远不够的。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对上述不同时期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重新进行思考时,就会发现,尽管说在设立对台湾广播的最初阶段就有了那种激昂慷慨等为代表的鲜明的“语言风格”,而且特色不可谓不鲜明,但它其实还不足以称为对台湾广播真正的语言风格。与同时代我国的广播语言相比较,这种所谓的“语言风格”其实并不真正具有它自己的特性。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无处不是以斗争哲学为纲,整个广播中其实无不充斥着同一风格的语言。所以与其说当时的对台湾广播有什么语言风格,不如讲对台湾广播其实只是遵循了我党当时一贯坚持的广播语言风格,它自身实则缺乏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文革时期的情形与之相近而且事实上更缺乏自身的特色。所以,这种高腔大嗓播音风格,尽管对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影响很深,但它却不能称为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只能从另一类型的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中的寻找。
事实上也是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最初出现,正是在５０年代末至“文革”前这一历史时期。如前所述,从语言风格的具体形式上看,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开始,当时的对台湾广播正逐渐摸索一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播音顺口,使听者有兴趣,感到亲切”的语言风格。而这种语言风格的初步确立,也使得当年的对台湾广播在整个广播行业中“成为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应当说,从“动以感情、待以诚意”的立场出发而确立的这种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特别是对人情味的强调,才是对台湾广播多年形成的语言风格及播音传统,它既符合当时对台湾广播的特定性质,也对新时期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重新定位 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目前对台湾广播的语言
风格,其实追根溯源,与当年形成的这种语言传统密不可分。在论及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问题时,不能无视这一时期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转型,特别是当时提出的生动通俗、亲切真诚等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实际上深深影响了后来以<<空中之友>>为代表的新时期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
基于上述理由,关于真正意义上的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最早形成的时期,我们更倾向于将其设定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到６０年代初期这一历史时段中。因为从第一节的归纳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此时开始,以周恩来总理对台湾宣传工作的１６字指示为契机,对台湾广播在语言风格上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特别是“动以感情、待以诚意”宣传原则的确立,使得当时的对台湾广播有了区别于大陆一般广播媒体的语言风格,概括说来,就是针对特定的台湾听众这一群体,专门制定了以强调人情味、突出亲切真诚等为特征的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从而使得当年的对台湾广播在整个广播行业中“成为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这种独特性,恰是构成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关键所在。
但必须看到,当时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虽然已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而又区别于其他广播语言风格的自我发展的道路,这种语言风格的出现也可以说已经标志着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初步形成,但如前所述,在经历了“文革”１０年动乱之后,这种初具特色的对台湾广播及其语言风格几乎丧失殆尽,它本来就远未真正成熟,又遭此一劫,所以由此而言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之形成,仍属不妥。我们很难将其视为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真正的形成期。
因此,正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８０年代以后以<<空中之友>>主持人节目的创办为标志的新时期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出现,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形成的标志。我们承认,从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确立与成熟的角度看,８０年代以来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无疑更具代表性,而且如下面所要揭示的,这一时期以来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绝不只是简单借鉴继承了当年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应该强调指出,８０年代来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借鉴国外和台湾的广播形式、语言风格等改造而成,它其实受惠于当年对台湾广播优良传统的地方很多,两者之间在语言风格上其实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继承关系,就本质而言,后者在创新发展的同时,其实首先则是对当年语言风格的“回归”与“重建”。对对台湾广播历史的回顾,目的之一也正在于揭示创新与继承间的辩证关系。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
三、从<<空中之友>>再谈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言及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必然会谈到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也必然会谈到<<空中之友>>。的确,正是以<<空中之友>>的创办为标志,对台湾广播节目的语言风格才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本文想以<<空中之友>>节目所体现出的语言风格为中心点,就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等问题再作若干分析和具体说明。有些或属老生常谈,但其中包含了我对这些老话题的一点新的思考。
(一)关于“甜、软、轻、美”
现在已为人们熟知的对台湾广播中“甜软轻美”的语言风格,是由<<空中之友>>首发其端的,它在对台湾广播乃至我国整个广播语言风格的改变上,意义均非同一般。但应当指出,即便这种很有时代特色的语言风格,它也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对台湾广播之所以敢于在当时采取这样一种大胆的播音方式,除去改革开放带来思想解放这一关键因素之外,还与当年的有益摸索有关,与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台湾宣传方针以及“文革”前逐渐形成的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强调亲切自然的播音传统等密切相关。
但经历了“文革”１０年动乱后,毕竟它的出现更象是一件新生事物。据当事者回忆,这种语言风格的出现,也的确更多是从新的思路与角度出发才得以确立的。而其中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受众立场出发这一观念的确立。
８０年代初,对台湾广播部的有关人员曾专门走访过在大陆的台湾听众,当提出“我们的广播如何才能让人爱听”这样的问题时,台湾听众的回答是：“我觉得广播应当婉转动听。我在台湾听广播,有时不是为了听某个节目,而是想听听某个广播员美好的声音。听了他的声音,好象精神得到了满足。” 据于厚礼先生说,正是这种希望
对台湾广播声音上能够婉转动听的要求,后来成为<<空中之友>>节目设定语言风格时的重要依据,播音主持语言由此采用了“甜、软、轻、美”这样的语音语调表述形式。不难看出,采取“甜软轻美”的语言风格,其实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台湾听众所希望的“婉转动听”的广播语言的格调与氛围,用“温文而雅、和蔼可亲”的广播语言风格,
用更接近生活的语言表述形式,拉近传者与受众的距离。应当说,这种改变既是对对台湾广播性质重新认识深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台湾语言传播性质认识深化的产物。
用“甜、软、轻、美”风格的方式取代过去那种高亢激昂以至怒目金刚式的对台湾广播语言,如果从语言传播学的角度看,那么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受众出发、为受众服务意识的确立。在分析新时期所形成的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时,我认为此种由受众立场为语言风格定位的观念,最值得重视与肯定。可以说,它的出现,极大改变了我们以往只是单纯地把广播等媒体视为政策宣传的工具,而开始学会如何从受众的立场看待语言传播,如何适应与满足受众的期待。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对新时期我国广播语言风格的重新定位意义重大,而首先进行这一实践的,则正是对台湾广播中的<<空中之友>>节目。
当然,用“甜、软、轻、美”作为对台湾广播的语言表示形式,其意义尚不仅于此。这种语音语调上的改变,还是对以往广播语言只能使用“播音腔”的大胆突破。有学者在总结徐曼语言的特点及成就时就曾专门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徐曼主持<<空中之友>>节目时摈弃了播音腔、表演腔,以‘轻声细语’和‘轻、软、甜、”美’的播音风格赢得了听众的赞许。她声音轻,吐字清晰自然。听众会不知不觉地随着她的声音和她一起进入节目所表现出的情景中去。”
播音主持人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其语音语调的风格究竟应该作怎么的设定,这些问题其实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广播学界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当主持人节目这一全新的形式出现以后,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按照以往的播音语言理论,广播语言的风格要与日常的口语语言有明显的区分,是对日常口语的超越,而藉此形成了所谓“播音腔”,虽然广播语言保持某种“播”的成份自有它合理可取之处,但不能否认,其弊端也是十分突出的,用一些学者的观点看,就是“表演”的痕迹过重,因此也就显得不够生活化、不够真实自然。广播语言能不能换一种表达形式,在当时的广播学界,即便有人进行过反思,但真正在实践上对此加以改变的,则应当承认,它正是首先从对台湾广播所确立的这种“甜、软、轻、美”风格开始的。
当然,如何把握好“甜软轻美”语言表述上的“度”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如果处理不当,这种风格很容易陷于靡靡之音或无病呻吟的语言泥沼。我们认为,对此风格所作“轻而不浮、软而不糜、甜而不腻、美而不妖”的界说,这应当是较为准确的概括。而更准确地把握此种语言风格之美,还要从更深层的角度中加以领会,语言音色
之外,还要从意蕴、韵律等多个方面深刻理解。而徐曼等通过此种语言语音风格所表达和体现的,其实更是典雅、亲切、平等、与听众交朋友等新的对台湾广播的原则和宗旨,是一种对台湾听众浓浓的“人情味”,这更应视为对台湾广播语言“甜软轻美”风格的根本精神气质所在。
(二)“说”节目与“交谈式”播音主持方式
如果说“轻软甜美”等更多反映的是语调风格上的变革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主要特征,正是建立在主持人形式以及“交谈式”的“说”节目方式上的。作为大陆第一个主持人节目,<<空中之友>>在广播中采用“交谈式”的播音主持方式,并将以往的“播”节目一改而为“说”节目,则对我国广播语言风格影响更大。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播音主持的方式迅速风靡全国,“一时间,‘说’似乎成了主持人节目语言样态的唯一标准和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的‘最佳’样态”。 今天遍布各地各媒体的主持人节目及其语言风格,正几乎无不由此而演化而来。
对台湾广播中交谈式播音主持模式及其所体现的语言风格的出现,应当首先看作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正可以视为广播语言风格时代性的体现。从最初的情形看,它是通过对“文革”对台湾广播语言的完全否定而迅速获得成功的。吴郁指出：“当‘文革’动乱时期“高、平、空”的播音样态的影响和印象尚未消散时,主持人节目那具有朋友间‘促膝谈心’味道的语言样态,让早已感到厌倦的听众耳目一新,为之一振,兴奋异常”。这是较为客观的认识。在具体到对台湾广播中这种“交谈式”播音主持方式的设立,则又有由来。对台湾广播中主持人节目的设立,最初其实是受台湾听众的启发而来,因为“台湾对本岛的广播节目,都是主持人形式的节目”;而这种“交谈式”播音主持方式的运用,最早的理论依据则是一篇日本学者有关播音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交谈式的播音,以及这种播音方式所要求的,一对一的对象感,和面对面的距离感”。不过这并不妨碍对台湾广播首创交谈式主持人节目在我国广播学史上的意义。而从听众的需要出发,借鉴国外先进的播音方式与理论,也正是当年<<空中之友>>得以成功的有力保障。
关于以“说”为语言风格的主持人节目,它追求与强调的其实正是语言样态上的自然交流与亲近感,而所要避免的,则是“播”的生硬与距离感。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从“播”到“说”的改变,不但有适应具体节目栏目性质的原因,它更是对台湾广播语言特质认识深化的产物。但真正认识到这种广播语言上的“回归自然”并非易事。从以往对广播语言的认识上看,我国广播学界更多强调的是广播语言风格上的超越自然而不是回归自然。而以<<空中之友>>主持人节目的出现为标志,通过“说”的方式,利用口语的直接可感性,更直接便捷地将所要通过语言传播的内容传达给受众,则是对这一传统播音方式的否定。应当说,对台湾广播中采用这样一种播音主持方式,正是对“主持人语言发音的规范是一种学习之后的回归自然”这一观点认识的结果。
但必须指出,对台湾广播中这种“说”的语言风格,并不是简单的“口语至上”。从<<空中之友>>及其主持人徐曼的语言风格看,这里的“说”并不等同与日常初始状态下的口语,而是强调了语言的典雅与文化气息,它实际上属于“非即兴口语”(或者叫“复现性口语”)的范畴。“说”是有准备的,更多更是书面语言的口语化,是“汲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从广播语言风格上看,这种“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它只是在语气以至语境上营造的一种说话的样态。徐曼等对台湾广播主持人在广播语言中这种“说”的实践,对此后我国广播语言中“说”节目的定位,贡献实大。而对比于后来主持人节目中某些过分强调用日常口语进行“说”从而陷于媚俗与庸俗化
的现象,对台湾广播中所确立的此种说话方式,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运用“说”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而对台湾广播所采用的,则是“交谈式”的播音主持方式。在这里,主持人的“说”,是以“第一人称”面貌出现的,而她设定的受众模式,则是“一对一”、“面对面”的“交谈式”语体风格。这是因主持人节目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此种播音主持模式的确立,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对主持人节目语体风格的共识。
用“交谈式”的“说”进行播音主持,徐曼在<<节目主持人的播音>>一文中,曾对其语言风格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她说：“交谈式播音是‘一对一’、‘面对面’的谈话,你就是要对着‘他’的心灵去播,要拨动‘他’的心弦”,“要用自然说话的语调播讲”,“使播音符合日常交谈自然语调的规律。”而<<空中之友>>另一位主持人冬艳也从“量”与“质”的角度对此作过专门的解释。她说,“<<空中之友>>节目把主持人主播时与听众的“量”的关系,设定为‘一对一’,也就是说,在主播节目时,主持人的感觉是只对一个人讲话,而且空间距离很近,像面对面的交谈。”而“质”的关系则是把主持人与听众的关系设定为“平等的朋友”,“因为是朋友,所以是平等的,是可以互相倾听的,也是彼此尊重的。因为是朋友,就少不了相互间的理解、谅解、宽容。即使是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在两者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和一条感情的纽带。” 由此可见,“交谈式”播音主持风格,其出发点就是用这种自然亲切的语言方式和充满人情味的氛围,达到与台湾听众交朋友的目的。
在主持人节目设立的最初阶段,能够做出此种“一对一”、“面对面”的风格设定殊为不易。尽管此处的“一对一”、“面对面”中的受众仍属虚拟性的,但它毕竟极大改变了以往那种“一对众”的“陌生化”播音方式,因为我们知道,陌生化并不等于客观化,它只会拉大传者与受众的距离。而这种播音主持语言风格的出现,同样也改变了以往传播中的单一性,使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转化,其对我国广播传播的意义,当然不言自明。
从广播语言风格的角度看,对台湾广播中这种用“说‘的形式进行的“交谈式”的播音主持风格,其实对于突出播音主持人语言风格上的个性化作用尤其明显,“说“的方式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个性化“、”个人化“特征,而不同的主持人更可以这种”第一人称“的谈话方式,使其自我性格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对台湾广播所最早创立的这种广播语言风格,及以说是广播语言中突出个性化的最佳表述方式。而如前所述,广播语言风格其实质正是对个性化的强调,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正不妨将其视为对台湾广播语言之所以在我国广播界具有如此鲜明风格特征的关键所在。
(三)从“人情味”看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定位
论及对台湾广播的语言风格特征,我们认为,这其中尤为突出而且根本性的一点,就是节目本身对“人情味”的特别关注与强调,其语言风格的种种特征,其实很多都可以归结到“人情味”上来。“给人以慰藉,给人以愉悦,如此才能给人以感悟”,“人情味”实则成为当时对台湾广播节目的基调。而在我们看来,从“人情味“的度定位对台湾广播节目内容与形式,对“人情味“的特别关注,实际上同样涉及对语言传播理
论与观念上的重大改变。
应该说,从当初“动以感情,待以诚意”的对台湾宣传方针始,对台湾广播中对“人情味“的关注由来已久。而从“解放台湾”转为“和平统一”,基本国策的改变,使得对人情味的肯定与强调变得更加顺理成章,也使得亲切、平和、诚恳等话语特征迅速成为对台湾广播节目的主音律。
如果从广播传播学的角度看,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的人情味特征,则又另有其意义在。我们说,上述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中所谓的轻、软、甜、美,所谓播音主持中的亲切平等语态及其“交谈式”节目方式,等等,其实无不与此紧密相关。
可以说,浓厚的“人情味”色彩,正是几十年来对台湾广播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水岭,它也恰是对台湾广播从内容到形式、包括其语言风格的最主要特征所在。新时期对台湾广播中所确立的以“人情味“为出发点的语言传播风格,其实同时也正是对广播语言传播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
它的出现,说明对台湾广播方针从针锋相对转为化敌为友,说明对台湾宣传模式由以往的训导改为说服,说明在广播语言中开始注意到受众的接受心理,说明对听众由不尊重转为尊重,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台湾广播高举“人情味”的旗帜,并由此改变对台湾宣传的方式方法,其胆识与造成的冲击力可想而知。相比于其他传播媒体,对台湾广播在这方面的尝试无疑具有开创性。而从传播理论与观念的角度看,它的出现,使我国广播等媒体由此得以对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宣传的方式与方法、传者与受众的关系等进行了重新认识与思考,并由此改变观念并逐步建立新的语言传播体系。从我国语言传播的历史发展看,对台湾广播以“人情味”为基点而形成的宣传风格与语言特征无疑是眩目而且成功的举措;而这一大胆尝试,更对此后我国媒体语言传播观念与方式的改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讨论对台湾广播语言乃至整个广播语言的风格时,就不能不对此“人情味”及相关变革予以高度的关注。
对对台湾广播语言风格的探讨是一个大题目,涉及面既广,实践与理论性也很强。笔者不避浅陋,就相关问题略抒己见,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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