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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贝宁自述
我是武汉人，不过还好，说普通话时几乎没有南方口音，原因很简单：我母亲是北方人，而父亲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了，普通话一直是家里的官方语言；我从小又在部队院里长大，那里和大学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只有选择普通话才能让别人明白自己。
1994年非常幸运地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在度过了四年无忧的大学生活之后在面临毕业时正赶上《今日说法》栏目在筹备播出。经过挑选，我被吸纳进了这个集体，直至今日，工作就是说法。我的好些同学当了律师。大家聚会时我常有一种离群的感觉。不过转念一想，其实大家干的工作差别不大。首先都是要说话，只不过律师说给对方律师和法官听，而我说给观众和嘉宾。好在嘉宾们都极有涵养，不会像对方律师那样动不动跟你急；其次律师怕法官，而主持人则怕制片人。因为他会审你的节目，而一旦觉得不满意还会毫不留情地“咔嚓”掉，行话叫“枪毙”，被“毙”的感觉和败诉没有什么区别；最后是都有观众群。律师的观众群在旁听席上，就和他面对面，而我的观众在自己家里的电视机前，跟我没准能隔着长江黄河。
本科毕业之后，我又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研究生院。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双重身份（法律系学生和法律栏目主持人）穿梭在燕园和中央台之间，而这一忙又是三年。三年中最大的感受是个“累”字，但是每每想到镜头那边无数双渴望依靠法律寻求帮助的眼睛，我又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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