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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着的历史对话
撒贝宁
那一天，我似乎已经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求学，我觉得自己拿到了一个没有硬皮证书的学位。
2001年底，北大学生艺术团赴台交流，我作为主持人，也列在团员名单里，在台湾呆了十天。
如果各位今后有机会能去台北看故宫的话，我想先提个醒：带着一副游客的派头和好奇心或是心怀着对历史的芥蒂是不可能进入那片世界的，甚至连靠近它都困难。因为在那里没有什么奇观异景。那里只有我们这个民族祖先留下的记忆在等待成熟的朋友。
五百八十万件文物，静静地沉睡在那里，像一眼深不可测的潭水，无言，但令人敬畏。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后悔自己对历史的了解如此浅薄。如果不是那些似乎还散发着墨香的真迹和历经百年还晶莹润目的器物，再加上导游的讲述，或许唐宋八大家、汝窑、均窑和唐三彩就永远只能是一些概念了，它们会在我心底漫漫沉下去，沉隐到日常琐事的背后，直到看不见为止。直到自己都忘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站立过那么多伟岸的身躯，流淌过那样惊世的智慧。而如今它们都从历史书里跳了出来，有了生命和灵魂，并且永不会枯萎。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了北大艺术系的一位教艺术概论的教授凝视着展柜里一幅古画，眼角竟浸出了泪水。他低下头悄悄地把它抹掉，却没能躲过我的视线。我猜他也许曾无数次地把这幅画写进他的备课讲义里，也许他盼着这一刻的相见已经很久很久，但不用猜测的是，今后当他再面对学生讲述与这幅画有关的故事时，肯定会有另一番感触了。虽然有规定不让拍照，可我还是关上了闪光灯，偷偷在底片上留下了那幅画的样子。我现在已经很少再做这种违反明文规定的事儿了。但我想当那位教授收到我这份礼物时，他会谅解的。
在台湾的最后一天只有一项活动。那就是与北大在台的老校友会联欢。见面后才知道真是“老校友”会。负责召集的老先生健步穿梭于会友和我们这帮年轻学生之间。他在校友会里算年轻的，还不到七十。会长徐芳大师姐今年九十二岁，轮到她致辞时她非常倔强地将递到她跟前的麦克风推开，一字一句地说：“当年老校长蔡元培讲话，也从来没用过这东西。”我们这群年轻人一下子被一种力量镇住了。这力量就蕴藏在平静而苍老的面容背后，蕴藏在慑人却非咄咄逼人的目光里，如果说年轻人的力量是一种扬眉剑出鞘的气势，那么这些老者的力量则可谓是剑在鞘中，其锋芒却已直指对手咽喉的内力。
接下去老校友们挨个致辞，其中不乏随意和幽默，负责召集的老先生称赞徐芳大师姐当年在北大是校花级的人物，徐芳大师姐在同学们的笑声和掌声中再次推开麦克风，清晰地开始讲述当年北大四大校花的故事。当然这四个人里并没有她自己，徐师姐谦虚地把自己择了出去。九十二岁的老人了，忆述起往事来却仿如历历在目，甚至连名字和年代都是滴水不漏，直听得我们鸦雀无声。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日益显现的衰老，再加上一个台湾海峡，却始终无法把他们同那个时代的北大，那个时代的中国隔开来。他们主张过思想，他们参与过的那些如雷贯耳的运动，他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如今已经成为纪念日的日子，都不止一次地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考卷里出现。而此刻，我们正和活着的历史对话。唯一可以让我感觉到的一份真真切切的联系，便是曾经印满他们足迹的红楼，未名湖还有博雅塔，如今仍在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足下。
那一天，我似乎已经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求学，我觉得自己拿到了一个没有硬皮证书的学位。 （《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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