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讨会上对王志的评价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王志坐在那儿能够有一股气
王志的作品没有集中看，最新的两个作品也没有看成，只能谈印象。我确实喜欢他的采访风格，而且对他的采访印象确实和我心目中的“调查”形象联系得挺紧。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王志坐在那儿能够有一股气，对整个现场有掌控感，在我印象当中这种主持人并不是那么多；另外一个，我对他的采访最感兴趣的是，他有一种控制得很好的分寸感，或者低调，他是用这种比较统一的态度针对不同的采访者，而又能对不同的采访者有一种微妙的差距。看上去他很自如，没有咄咄逼人的感觉。
我有一个提法，就是我们必须重视中央台的重点栏目，其中包含“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问题。毫无疑问，中央台作为权力的媒介，它背后巨大的权力不止是象征，而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直接转化成的权力，这种超级媒体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深刻的介入，使人们不得不感受到媒介的权力。当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时，就是另一种超级权力的形态，不是政治形态，它可以施治于普通人，施治于整个社会。
有的栏目，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权力的媒介这样一个事实，而是尽情地使用自己作为媒介的权力，这种媒介的权力、出镜记者和摄影机，当他们确实代表一部分公众或者弱者的时候，仍然有那种酣畅，但另外一些时候就表现成一种暴力和侵犯性的因素。
比如当新《刑法》出台的时候，我们有了“犯罪嫌疑人”的说法，记者在摄像机前出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迫使他在摄像机前面认罪，这种时候就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一个法国人说，我今天才知道，中国真是警察国家，因为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节目里有一个涉嫌造假药的，在摄像机面前，记者全盘包办--从警察到起诉者，到公诉人，到法官；似乎这个人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是确认无疑地该被判刑的。
今天世界上电视媒体暴力特征已经被人们不断地讨论了，电视可能含有的暴力特征，可能对人们构成的侵犯和伤害已经不断地讨论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尤其是新闻节目的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也是不断地被讨论了。
为参加这个会做准备，我重新看了那些做成VCD的“调查”节目，我情感最复杂的节目，就是《从市长到囚犯》。怎么解释他的行为，其实根本无法解释，或者说他真正的解释不敢说出来。在监狱这个空间当中，他作为在押犯，我们记者坐在他面前审问他，我感觉很好玩，我产生了非常奇怪的心理体验，那个时候我完全认同他，非常同情他。我觉得采访者已经不是记者，不是媒体，背后就是国家、监狱，就是全部的权力。这个时候他怎么定位他自己？
如果是现任市长开始被揭发有贪污受贿的行为，我们的记者要比这一百万倍地咄咄逼人，要逼问他，因为现任市长仍然是权力的拥有者，记者代表的至少是社会良知的力量。但是，现在情况相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判在监狱服刑、被法律明文规定剥夺了一切权力的人，此时此刻，他是这个情景中的最弱者，媒体可能给他提供的是他发言的空间，让他有某种机会说出他在别的场合不允许说或者也没有必要说的话。
不是我们不能用“拷问”这样的字眼，可以用，但是这个“拷问”看是对谁，对谁是拷问、对谁是发问、对谁是追问、对谁是疑问，这些问题完全在每一个场景互动关系当中移动，每一次都需要重新确认。我想，对一个在押犯，再也不能用“拷问”，否则就把记者放在法律权力、暴力的一边。
我觉得，这样的自觉在“调查”记者当中已经形成，在王志的作品当中已经看到这样有效地在实践的东西，这是我特别高兴和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
要是挑剌的话，王志有时候太稳了一点，太稳就可能会平。有需要被拷问的人，还得拷问他，有需要去袭击他的时候，还得去袭击他，比如像“眼球”中的那个医生，我就觉得他浩然正气，可能需要被打击一下。
张洁：88个问题
我跟王志合作比较多，包括我自己被枪毙的一些节目，也是王志一些特优秀的节目。曾经有一段毙的节目太多，王志说跟你走不行了，这次王志又跟刘春做的《楷模》，播出也成问题，但是也体现王志非常深的功力。
王志采访很明显的特点是：告诉你吧，我不相信。王志在工作现场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告诉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于是他在现场，我称之为外科大夫式的采访，一层层给你揭下去。做“眼球”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开始对高大夫有些同情，我感觉他可能心里没问题，王志跟我就不太一样：我不相信他说的，他就那么纯正？我不相信他是第一次走进太平间，我不相信他像他说的那样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于是，王志就带着这种怀疑和执着进行采访。我写过一份编导提纲，提出来跟王志商量的问题大概20多个，但是采访一个半小时当中王志提出的问题是88个。王志这种怀疑的精神，对调查节目来说，特别重要，哪怕你去做一个正面的报道，我也要从反面挑剔，你要经得起我的挑剔。包括做“姜瑞锋”的时候，尽管他是被官方弄出来的楷模、模范，王志采访的时候用人性的各种东西挑剔他，迫使他从冠冕堂皇的话中说出一些人该说的话。
朱羽君（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全身心地投入
王志最大的一个特点，全身心地投入，做得好的节目能看出这样的特点。他老要探一个究竟，有点怀疑；因为怀疑，使对方要表白自己，这种状态能调动别人谈话的欲望，调动人家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再一个，王志比较低调，放得比较平等。但是，也有区别。最近没有播出的这个节目，跟那些头头谈话，跟被骗来说假话的老实农民谈话，语气和眼神还是有区别，虽然语调是一样的，但是态度有一些区别。
另外，王志的采访很有一些技巧。有一种问法他经常用：“接下来呢？”或者：“是这样吗？”问题接得非常紧，互动式的提问比较多。还有背景式的提问、细节的提问、假设性的提问、反面的提问，用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去探究对方心灵的精神；这样问，效果很好，带着细节去提问，对方就会还你一个细节，带着情节提问，就会还你一些情景，有时候，提问和回答都很有情趣。
还有，有时候王志掌握了别人的心境，节奏感把握得很好。有时候留下一些停顿，他并不急于问第二个问题，善于倾听别人谈话，这是重要的。
谈主持人，开这种研讨会非常必要。我觉得在所有的节目里，过去老谈形式，改版的时候也谈形式。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电视是交流式的，是在人和人交流的过程中进行的传播方式，经常要面对面地采访，或者在现场进行采访，因此，人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对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间，既是一个形式要素，本身又是一个内容要素。追求一个好的主持人，是任何栏目所要排在第一位的一个要素。主持人既是内容又是形式，他会使得这个栏目具有个性化特征。栏目的个性化是由栏目本身的定位和主持人的个性化来体现的。我王志主持，就应该有王志采访的“场”，是我王志的。
主持人中心制迟早要建立，它合乎电视传播的某些特点，但中国建立的方式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有策划、有政策。但是我们要给主持人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我觉得，《新闻调查》比较缺乏偶发性，缺乏即兴发挥和现场互动的东西。有些节目不好看，事情都说了，但是不好看，缺乏细节，缺乏有个性的语言，缺乏一种智慧。《新闻调查》的改进，要让记者大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话实说》为什么好？崔永元的作用比王志的作用大得多。《实话实说》主持人的作用发挥比较好，跟制片人对这个主持人的信任有关，我们《新闻调查》也应该给一些主持人以这样的信任度，可能会使节目有所改进。
尹鸿（清华大学教授）：主持人的“天生丽质”
主持人首先要“天生丽质”，但这种“天生丽质”说的是要有个人的人格魅力：个人的气质魅力、智慧魅力、形象魅力。主持人有一些基本素质要求：敏锐的反应，对情景、场面、状态很敏锐的反应能力；机智的观察，在现场他能够观察到事情的核心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最后化成一个比较巧妙的表达方式。这是基本功。这些基本功都是现象，最核心的一点还是对人的了解。
我们现在的主持人，包括广播学院培养的专业主持人，统一的声音、统一的节奏、统一的语气，俊男靓女。这实际跟电视传播特性不吻合。
随着对人的了解程度的提高了，主持会越来越从容，越来越心里有数。这个不完全是技巧，技巧这个东西其实不太需要别人更多地讲，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们今天特别高度地肯定把自己放在很平等、很平和的位置上，其实这个代价是牺牲主持人自我的某些个性。节目有一定的特殊性，使主持人发挥的空间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小；在不影响节目整体形态的前提下，怎么扩展主持人的空间或者记者的空间？
当然有一个办法。我想到一点，关于点和面的问题。实际上主持人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点，这个点可能引起你很多想法，不仅仅是扩展到对背景的注意，也包括对面上问题的思考。主持人的空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小问题带出来，可以加进社会状态、社会现象，各种各样的思考，这就要求主持人有一定的积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由点到面。这个东西可能是瞎读书读来的，有时候，这个东西靠聪明来不了。
严格说，主持人中心制确实需要一个智囊团，需要别人给他提供相关的一些东西。
国外的主持人，给人很大的感觉是他们特别松，这点在王志现在的节目当中还没有做到。这和节目本身的形态有关系。《新闻调查》本身比较严肃，但是适当地松一点还是有空间的。
张洁：下一步的境界
尹鸿老师提出主持人的人格魅力问题，我想结合王志下一步的境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境界，谈一下我的感受。
对“调查”的从业者来说，有一个比较严酷的事实：我们和《实话实说》是同一个月创办的，他们四年，我们也四年了，但是目前的形势是《实话实说》的收视率大概5%～6%，我们则徘徊在3%左右。说实话，当初我可以在这两个栏目中间做选择，当初到“调查”来，我认为靠事实取胜的这么一个栏目，不会败在《实话实说》的手下。但是目前的状况，它的确稳入前十名。当今台里以收视率为考核一切的指标。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想不通。但是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说，观众对一个栏目的认可可能是对主持人的认可。
在评论部的号称“五大当家小生”的主持人里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崔永元是当今中国电视屏幕上唯一能够让观众有收视期待的主持人，我作为普通观众，喜欢看《实话实说》两点：一个看崔永元的机智和幽默，另外看一些大众话语的东西。《实话实说》的魅力除了小崔本身的魅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魅力，这儿提供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我们从中读到当今中国人的很多生活。
从某种角度说，主持人可能有那么几种：一种“入眼”，《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让人看到眼睛里；一种“入脑”，观众对你提供的事实，对你的知识结构、采访水平，有一种欣赏和佩服的成份，比如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王志，我估计是“入脑”的层次；还有一种应该是“入心”，就是敬佩你了，我想崔永元是不是有点进入到这个层次了？我分析得不一定准确；在国外这种“入心”的主持人可能会比较多，只要一见你出来，我必定把这个节目看下去。能够走到人们心灵中间的主持人是靠什么呢？一是靠知识结构，专业采访技巧；再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公众情感的代言人、作为公众价值观念的代言人，有很多的地方能表现出自己应有的一些情趣。我们《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是以一种理性分析见长的，但是在这方面可能稍微弱化一些。我们在看《美国60分》的时候，我们从白发苍苍的老头身上，从他们的眉头中间经常能发现一种忧虑、一种关怀，甚至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非常打动我们，情感流露同样是构成一个主持人魅力的很重要的东西，在节目里不一定从头到尾都是喜怒不形于色，这个不一定好。
小崔有几次很打动我，他听对方叙述了以后，控制不住情绪，显得有点失态，但是，正是他这种从专业角度上说的“失态”，征服了人的心，让人觉得小崔很有同情心、很善良。我们“调查”的记者在和权势集团做斗争的时候，怎么把我们的大无畏的气质体现出来？“渗灌”里，王利芬和地区一级的地方政府机智地较量，她的一言一行在观众中树立了一种形象。
当面对一个弱者，你的同情和忧虑，也有可能打动观众。
在这儿我也想提出来，王志，以后在你冷静、深邃的目光后面，随着你的饱经沧桑，可能屏幕上的东西会越来越有魅力；适当的情感方面的东西，怎么体现出你的关怀、你的价值观，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可以挖掘的地方的。
刘春（原执行制片人）：说三点
第一说王志好。除了专家说的那么多之外，我有3点感受：
1、他有对现场的控制力，控制力是一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对于记者编导都很重要；
2、王志心肠特别硬，尤其在我们和强势人物对抗的时候，王志硬的东西就体现出来了；
3、王志有时候很“坏”，尤其是和一些官员打交道的时候，王志“使坏”的地方，这个使坏经常会出一些很妙的东西。
第二，编导和记者的合作问题。我早期和王志合作的时候，特别喜欢介入，会在纸上写20多个问题给王志，现在我完全采取一种不干预的方式，我自己也反省，编导在现场对记者尽量不干预，可能有利于记者的发挥，尤其是有些场合有一个互动的过程，有一个“情绪场”，这时候如果在边上打断他，特别会影响很多东西。
另外，对主持人的采访确实有一个后期如何还原的问题。我们过去的习惯是看场记，首先考虑的是双方的问答，这样构成我们节目理性的框架比较清晰，专题化的色彩比较浓，而有时候互动的感觉，现场的情绪，这些东西注意得特别少。从我个人来讲，我最近比较注意这种东西，尽可能还原人际交流的现场感。
第三，给王志挑挑剌。王志的节目跟《调查》节目很相似，很沉重、沉着，当双机对拍的时候，王志的机智、感悟都出来了，《新闻调查》最好的段落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找线人，有时候可以偷拍，有时候可以找一些证据，摄像机应该给我们的节目增加更多的魅力。王志现在的特点是不是风格，如果是风格，也可能你的风格就是稳重，就是适合坐下来对话；如果现在硬要往其它方面想--比如有时候在现场的激动，不是坐下来激动，而是在现场自发的激动、冲动--是不是会损害这种风格？原来白岩松做“淮河污染”的时候，他看到一些东西，情不自禁想串场，想在这个地方说一段话，他有一种冲动，这种东西我觉得王志比较少点；也可能我们“调查”的编导、策划过去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即兴的、偶发性的东西比较少。
耿志民（编导）：两个想法
经常跟王志一起出去拍片，我一般跟王志一个房间，睡觉前这种交流也挺多的，没有太多可说的。我刚才想了一下，有两个想法，也算是对王志的一个提醒或者忠告。对于王志，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明显的气质，面对其他栏目的一些主持人现在都已经像大众很宠爱的明星了，王志心态不要失衡，王志所有的魅力就是在他坐下来采访提问的时候。
刚才张洁说，以后有没有可能在主持人本身的魅力方面多做尝试；这个要谨慎，不要老想表现自己的魅力，当心成为电视小丑。我看电视的趣味比较偏，我最喜欢看王志坐下来跟人家采访、提问，他有时候串场的一些姿势，我看了并不喜欢。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全方位都有魅力，某一方面表现得高于别人就够了。
关于主持人中心制这个问题，我们“调查”已经是主持人中心制了呀，我们所有工种的努力，当然首先要把节目做好，其余所有工种的努力都想尽力表现出主持人所有好的表现。对于主持人中心制这个事情不必太在意，实际已经是主持人中心制了。
再一个，节目出来之后，王志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我们编导在剪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他认为可以商榷或者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个以后可以多交流一些，这样的话，编导和主持人会有更多的默契。
赛纳：控制力和个性化
我跟王志合作算比较多的，刚才大家谈的两点比较集中：一个是王志在现场的控制力，另外就是个性化的问题。
我先说控制力。衡量一个记者到底怎么样，成熟不成熟，在现场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现场的控制力怎么样。这个控制力从王志身上分析，一个跟他本身的能力有关系，另外还有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王志身上体现出来的从容，这种从容不简单是一个坐态、是面目表情的从容，而是心态的从容，这种心态的从容也是我们《新闻调查》对每一个记者提出的要求。我们面对一个采访对象的时候，不要很主观地先把他定位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在这点上，王志始终用自己的头脑在思考，而且已经形成了调查型记者介入的一种方式，他从来没有在采访之前对这个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
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新闻调查》的记者确实在为节目做出牺牲，按照西方电视的比较成熟的一种运作方式，一个记者的个性应该是体现他有个人的观点，但是现在我们的环境是不允许这么做的。从运作上，我们不习惯把一个人捧得那么高，我们做栏目宣传，最后剪接这个片子，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记者的个性，这种东西不是我们一个栏目可以解决的。我们自身能做点什么呢？一个就是给记者更大的空间，在我们确定了一个基本的采访思路的前提下，让记者有更多主观发挥的余地；再一个，记者本身还能做些什么呢？从王志身上再找自己的不足，再找自己能够进一步提高、努力的点，刚才张洁和诸位已经说了，主要是在情感投入的方面，作为个人，可能没有和他谈话的欲望，但作为记者来讲，从职业的要求来讲，可能要强制自己提起这种和对方谈话的欲望。
话题有时候也影响记者的兴趣、情绪，但是刚才张洁和刘春提到的那一点，王志应该注意：更多的时候王志成为第三者了，从旁观者的角度跟你谈话、分析问题，有时候可能把自己放在这个事件之外了。这样就不会带动观众跟你一块去进入，一块去思考，我觉得，应该把所有的问题和你拉起关系来。如果对方的回答、命运的变化、喜怒哀乐，都会引起你个性化的表达和交流的话，可能在某些方面能弥补个性化的问题。
罗陈（编导）：期待跟王志进一步合作
我跟王志合作，在《新闻调查》开播四年里合作四个节目，频率不算太高，这几个节目合作下来，我后来算了一下，有三个节目都是最佳采访，看来我还是对得起王志，把你还原得还是不错，也是王志对得起我们。
我跟王志合作过程中，我觉得他作为记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素质表现得非常充分。作为编导只需要跟他交代节目需要什么，提供一些背景资料，王志就会分析，在采访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在下面有些交流，他就会发挥得更好，让编导剪起来非常舒服，他的提问非常精到，不会有多余的习惯性的“嗯”、“啊”这种东西，这是个人素质和多年积累的关系。
我期待跟王志进一步合作。
|
|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