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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从标语说开去
头顶娇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远处墙上经常可见斑驳的标语。
比较多的是拯救女孩的标语，如“女儿也是传后人”，“女孩是枝花，关爱靠大家”。据说这样的口号清朝就已出现，可见是大问题且难以解决。
大跃进的标语要模糊一些，但规模较大，一刷就是一片，可见当时的狂热。不惑之年，深知这种狂热会付出代价，刚刚读过一篇回忆文字，讲述的是三年灾害时期，100多名“右派分子”舍命在长江北岸的文峰制作了一幅特大标语，占地6000平方米，却只有“毛泽东万岁”五个字。诗人郭沫若叹为观止，写下了“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的溢美之辞。标语巨大，几十里外就可看到，而流了多少血汗，死了多少人却无人关心。现在，标语处重又树木葱茏,往事无人再提起。
标语看得多，往往看到新鲜。比如，新刷的标语自然是新推行的政策或新传达的精神，间或有一条“解放全中国”就让人摸不着头脑，边走边想，可能是刷标语的人三代家传，刷习惯了。
走累了，想得多，每每看见大标语下小标语丛生，心想这些发财心切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早年间，大标语下被你刷上“种猪、鸡粪向右拐”，“代办证件”等等，还敢留下电话号码，不杀也得坐牢，真是换了人间。
看上去最希罕的就是红军标语了。红军标语留下来的大都不是醒目处，在信丰，我们看到的红军标语多是在住户放米糠杂物的二层阁楼里，也被涂抹的不清楚。老人回忆，红军进村时，大标语也刷了不少，但红军走，白军来，标语被一一铲掉，再加上风吹日晒，留下的几幅不是万幸也另有原因。
在乡间小路两旁，历史以标语的方式斑驳地记在墙上。这些该被记住的历史是如何进入我们大脑的呢？
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学得不错。我的历史李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教学有方。比如，他用彩色笔来表现历史进程，红色是革命的，黑色是反革命的，红色是进步的，黑色是退步的，红色是扬眉吐气的，黑色是灰头土脸的。除此之外，还有位置记忆，具体方式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高考前夕我班同学可以随口告诉你正确答案在某页的什么位置。当时，我发挥了一下，把巴黎公社糊在了自己家的屋顶上，每天一睁眼就可以看一遍。高考时卷子发下来，我一眼就能发现没这道题。不管怎么说，中外历史格式化以后，被我们跌跌撞撞地记住了。
大学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历史知识突然不见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应试教育是专管考试的。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课。
历史课上的历史因简炼而具有实用性，易背好记。比如，你记住陈胜、吴广、黄巢、洪秀全、李自成等造反农民的名字，你就知道社会由哪朝换到哪代，而“井田制”，“安史之乱”，“天朝田亩制度”不是故事是名词解释，你不用娓娓道来，只需倒背如流。年代也是要死记硬背的，条约背诵时也无需添加感情，开放多少港口，割让多少地只是个先后的技术问题。
除去历史课，国人还有学习和熟悉历史的另一捷径，看电视剧。
实践证明，电视剧在使市民对历史饶有趣味方面是有奇效的，那些在史书上沉寂成百上千年的人与事，一经成为时下电视剧的主题便很快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被谈得昏天黑地。史学家坐不住了，指责如此这般会混淆视听，以讹传讹。艺术家回应史学家不懂艺术，过于保守。
争论不休时，总会有中间人站出来调停：不能以历史研究者眼光去看艺术创作，那样太过认真；也不能用纯艺术的手法去描述历史，那样过于随意。跟没说一样。
我注意到，诸多的“黄金周”也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好机会，学术上叫“田野考察”。可惜了这份考察，被“上车睡觉，下车撒尿，互相拍照”代替了，导游、讲解员也修炼得猴精，去伪存真，直奔主题，什么景点都归纳到“求签生子，升官发财”上，实实在在，广受欢迎。在烧香磕头的氛围中，历史灰飞烟灭。
斥责公民对历史的漠然态度实在是一件言之有物的事情，有理有据，解恨解气，但又实在是一件缺乏公平的事情。一来因山河变幻，历史从没站稳过。历史教材又被当政者根据需要加进了过多的政治派别色彩，与客观历史事实有了缝隙。实实在在的历史，一经涂抹，便成了传奇与演义，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失却了历史本该有的严谨与严肃。
视教材中标准答案为真历史的书生，一俟进入独立思考的状态，眼界大开，回头望去，总有被愚弄欺骗的感觉。他们的感觉传播开来，影响了周边更多的人对历史的态度。
时下盛行的庸俗历史剧正在毒害着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在他们历史知识结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离奇的情节吊着他们的口味，也改变着他们的态度。崇拜皇帝和喜爱格格，也许会从一种好奇好玩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历史观。
斑驳的标语让人浮想联翩，也不禁让人担心这个民族的历史观也会不断地斑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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