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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陈伟鸿
与《对话》的另外两位主持人相比，陈伟鸿显然要低调得多。虽然没有MBA学位，没有海外工作、求学的经历，但陈伟鸿却能充满自信地站在演播厅里，与那些可称之为“社会精英”的嘉宾自由交流，把一期又一期精彩的《对话》奉献给观众。
日前，我们如约来到《对话》节目组。《对话》正准备连续录制两期节目，陈伟鸿眼睛里的血丝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他连连说：“以后再也不接连录两期节目了，太累了。”
做主持人是兴趣使然
记者：你在大学学的是英语师范专业，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主持人这个职业呢？
陈伟鸿：从高中开始，演讲就是我的强项，我在厦门市、福建省都拿过演讲比赛的第一。进入大学后，我经常主持系、校的晚会，还是校广播电台的成员。大学毕业后，我做过几年兼职主持人。可以说，做主持人是兴趣使然。
我在主持节目方面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培训，自己惟一的优势就是善于观察，愿意不断地学习，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对我来讲更实用一些。
记者：在你作为一个主持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否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人？
陈伟鸿：厦门电视台在1992年开始和台湾合作娱乐节目。当时有一个台湾资深的电视制作人，要求非常严格，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换了五六个，最后定下了我，因为他觉得我各方面条件，尤其是应变能力比较符合要求。台湾的节目讲究的是现场即兴，大陆当时能给主持人比较大的发挥空间的电视节目还很少，所以我们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让我明白了电视真正是什么，它不是单向的交流，作为主持人，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必须要反思一下，这句话出去后结果会怎样，接收者会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会给你怎样的反馈。当你把这一切在头脑里预演后，在场上你就会非常自信。应该说我从他身上学到的这一点，对我以后的主持工作帮助非常大。
我和《对话》共同成长
记者：你以前做的是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对话》和娱乐节目的风格是迥然不同的，这种转型对于你来说，是否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陈伟鸿：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割裂。如果说水到渠成，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过分。
在我刚开始做主持人时，没有人生的历练与累积，强迫去做访谈节目是会失败的，但娱乐节目则非常适合我的年龄和个性。一段时间后我自己对于娱乐节目也有些疲惫了，因为娱乐节目要求的是一种年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不是能够装出来的，所以当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够自如地表现这种状态时，我觉得就应该选择转向了。而这个时候，自己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
为什么说这二者没有割裂呢？因为你的嘉宾只是从娱乐节目中的歌手、演员，换成了企业界、经济界的人士，但其中的共同点都是沟通，都需要临场应变能力。所以主持娱乐节目打下的基础，让我在《对话》中获益非浅。我觉得这个过渡还是比较顺利的。
记者：你并没有经济学、财经方面的学习或工作背景，在你决定做《对话》主持人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陈伟鸿：我刚开始接手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因为那时《对话》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主持人阵容非常不稳定。我们也试过请一些专家做主持，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大家总结出电视节目不是写论文，也不是发表研究专著，主持人必须要有驾驭现场的能力，只有满腹经纶是不行的。我当时也担心自己知识的断层，但当我投入其中，我发现通过用心的学习是可以适当弥补的。我平时去听MBA的课程，没有奢望自己有时间去拿一个MBA的文凭，我想主要是学一种方法吧，通过课堂上的氛围，能领悟到更多的东西。
还有一点，我认为必须明确，《对话》的主持人其实是一个观众的代言人，如果你还希望观众能看懂这个节目的话，你提出的问题应该和他们处在同样的角度。我们不想把这个节目做成艰涩的探讨，因为电视毕竟是大众媒体，只要能从其中提炼出一些有启发的观点，实现智慧的碰撞，也就达到目的了。
记者：主持了这么多期节目，您印象最深的是哪期节目？
陈伟鸿：是《对话》的第100期节目。当时正值博鳌亚洲论坛，我们把节目现场放到了博鳌论坛的会场。本来定在论坛开幕前一天录制，但突然接到通知，说当天要进行安检，不能使用。但我们邀请的嘉宾海内外的都有，和他们也早约好了时间。所以，我们面临两个选择，或提前一天录节目，或时间不变换地方，当时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在酒店的房间里做节目。但大家觉得这样一来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还是决定提前一天在博鳌会场录制。于是所有约好的嘉宾，全都被打乱了，只有不到一半的嘉宾能赶到，那么其余的嘉宾就得全部换掉，重新再找。这个时候对节目组、对主持人的考验可想而知，以前做好的案头准备必须重新开始，必须在一两天内把全新的节目做出来。我记得我们节目都开始录了，还有亚信的丁健没到，他当时也是坐飞机再坐船一路赶来的。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嘉宾都很捧场。这期节目对我们整个节目组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经验。
记者：有人说是《对话》成全了陈伟鸿，也有人说是陈伟鸿成全了《对话》，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伟鸿：我和《对话》的结缘应该追溯到2000年主持人大赛。当时是在朋友的劝说下去参加比赛的，一路稀里糊涂就上来了，后来才知道竞争有多么激烈。全国10个考点， 3000人报名，到面试时只剩下50人。当主持人习惯了考别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台上被考的感觉了，刚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之后就是前所未有的紧张，但没想到拿了个小组第一。后来《对话》把5个小组的第一名都请去试镜，先看他们录一期节目，然后我们每个人上去试着主持一下。制片人发现我的观察能力比较强，因为我把刚才场上的一些细节，放在我的试镜中去追问。节目组认为我的表现不错，就这样我进入了《对话》。在《对话》中，我有机会与很多人渴望见到的嘉宾直接交流，这种学习是非常有益的。应该说我和《对话》是一起成长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逐渐被大家认可。如果一个主持人，没有把被观众认可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你很可能会忽略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存在，而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我在主持《对话》的过程中，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主持是一种正常的沟通与交流
记者：人们对你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虽然把头发染黑了，陈伟鸿看上去还是很娱乐。那么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主持风格呢？
陈伟鸿：在《对话》中主持人不应该是排第一的，因为嘉宾都是重量级的，我认为主持人的作用就是怎么样使嘉宾把自己的智慧、风采展现出来。我个人感觉我的主持不会是太过张扬、咄咄逼人的。因为我认为主持任何节目，都是一种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只有当你把这样的气氛营造好之后，才能给人愿意说话的欲望。而当你已经把对方压制到防备的状态时，你是拿不到任何东西的，对方也许还会对答如流，但却未必是发自真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再激发出他更多的灵感的。
记者：您觉得做《对话》的主持人与做其他节目的主持人有没有什么不同？
陈伟鸿：我觉得《对话》的主持人首先就是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无论是《对话》这个电视节目还是整个社会，如果你不学习，就有可能遭到淘汰。我做十多年的主持人了，在台上我很少考虑我的技巧、动作、表情，主要考虑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提问方式或措辞才能够和嘉宾有更好的交流和沟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不断地学习。每期节目的内容是不同的，今天是金融，明天是保险，后天是房地产，这对任何人都是考验和挑战。每次录制节目前我都必须消化大量的资料。所以我觉得说好听点，《对话》是锻炼人的，说难听点，《对话》是折磨人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耗费脑力了。
还有一点，我认为无论是什么类型节目的主持人，社会责任感比职业操守更重要。我想发自内心的关怀，是会掷地有声的，也才能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
记者：你最欣赏的主持人是谁？
陈伟鸿：就国内的主持人来说，我挺喜欢崔永元的主持风格的，也很佩服他的临场反应能力。国外的主持人中我比较欣赏拉里·金，他是美国一个著名脱口秀的主持人。
记者：现在有许多主持人都成为了制片人，在你以后的职业发展中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计划？
陈伟鸿：我希望做幕后的工作，例如整个节目的统筹。那位台湾制作人给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对主持人的点评非常到位，我也特别希望能带一两个主持人，把我的经验与他们分享。
记者：应该说主持人是许多人梦想的职业，就自己的体会和经验，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陈伟鸿：做主持人可以是每个人的梦想。但要成为主持人，一些基本的素质必须具备。包括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等，这几个能力没有先后次序之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沟通能力不只是面对面的交流，关键是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把对方放在什么位置，互相的信任和尊重是最重要的。
关于《对话》
《对话》栏目是2000年7月央视推出的一档演播室谈话节目，每次时长60分钟，是中央电视台目前播出时间最长的严肃节目，现已成为央视重点栏目之一。针对的目标收视群体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
《对话》栏目致力于为新闻人物、企业精英、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投资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邀请的嘉宾或是左右经济走向的权威人士，或是经历商海沉浮的企业巨头，也有见证热点事件的当事各方。包括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韩国总统卢武铉、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克瑞格·贝瑞特等。通过主持人和嘉宾以及现场观众的充分对话与交流，直逼热点新闻人物的真实思想和经历，展现他们的矛盾痛苦和成功喜悦，折射经济社会的最新动向和潮流，同时充分展示对话者的个人魅力及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记者：韩涛、骆潇）200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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