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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随笔(六)黄土高原的魅力和遗憾
老实讲，1994年我在英国进修时写电影《黄土地》和《红高粱》影评时却从未去过苍茫的西北高原，只是凭着粗浅的文化积累，以及对电影艺术的直觉感悟写了一篇文章竟获高分。怀着几分不安和歉疚，我于今年“五一”长假随全家驱车前往山西做一次人文旅游。
我们的路线是从延庆进入晋北大同到云岗石窟，经恒山的悬空寺，去凭吊平型关大捷旧址，再南下至五台山烧香礼佛，然后来到太原稍做休整后慕名前往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和平窑古城。
都说山西文物在地上，陕西文物在地下。可是一路走马观花，山西的地上可圈可点的又何止文物古迹。与其说这是一次观光旅行（sightseeing trip），还不如说是外出考察(fact-finding tour)。无非想通过抚今追昔，在素有文明摇篮美称的黄河之滨寻找出点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来头。应该说过程是美好的，结论则是徒劳的。
一路过去的高速路已无法区分西方还是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速或一级公路网为长假出游的司机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但是蓝天与黄土的至纯始终无法掩饰两者之间人的沧桑和浅陋。
进入大同市，我们匆忙间找了一家餐馆，直奔主题想吃刀削面。在等待时我和儿子来到后院的厕所，触目惊心的是一个坑上搭两快板的简易茅厕里污秽而又臭气熏天，卫生之差无法想象，根本没有立足之处，我等只好匆匆了事后掩鼻夺路而逃。餐馆里没有自来水洗手，我太太惊恐地问我盘中的菜是怎么洗的。我们相觑无言。大同缺水是事实，但所到之处的公厕卫生是十年前的北京市郊情况，而城市发展之落后则可追述到十五或二十年前的开放前的中国。没有清洁的自来水，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直接威胁。市内公共设施破旧不堪，交通秩序混乱，人们的着装和卫生状况跟北方小镇里一般无二，四个字：脏乱差闹。大同市应该是名扬海内的产煤大户，工业产值应该不低，何以治理得如此令人心寒。结果进入山西这第一顿胃口可想而知。大同市的父母官对不起老百姓！
我想尽快走进历史，领略三晋之地的辉煌与智慧。来到十五公里外的云岗石窟景区，我为眼前一千五百年前北魏时期建造的巨大的佛象石雕所震撼。少数民族鲜卑人开凿的53窟，1000座佛龛，5万余身佛像气势恢弘。然而，人为的破坏与自然的风化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并再次把我拉回现实。许多精美的佛像被撬走偷掉。更加鲜为游人注意的是石窟景区对面的焦碳厂滚滚的浓烟和破旧的瓦舍。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灰尘。这应当是现代物质文明对历史遗产和佛教净土的公然蔑视和腐蚀。停车场边上虽有一处半拉子烂尾工程表明当地主管部门想开发旅游资源和设施，但几十年过去了，旅游收入难道全部上缴了吗？当地老百姓的日子似乎仍然灰头土脸。历史上的辉煌与今日的精神荒芜和物质粗陋相比真乃天壤之别。想着想着不禁汗颜，唏嘘感慨良久。突然我的沉思被一声呵斥打断：“一千五百年前已经摔死无数，今天多你一个不算多。”我寻声望去，见一中年父亲在向自己十岁左右的儿子吼着，希望他不要攀缘石崖上的佛龛。是呀，当年建造大佛时民工的安全保护措施一定不如今天，半个世纪的施工一定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如果说当年的石匠们还能落得个殉道的美誉，父亲对孩子的粗暴训斥则毫无道理，只能说明中国传统教育中始终缺乏对人的尊重。
说到尊重，我在红尘之外的恒山多少找到了另外一层理解。巍峨的北岳恒山山腰绝壁处是恒山第一奇观悬空寺。位于晋东北的恒山自古为道教胜地，从北魏后期建造了大批宗教建筑群。悬空寺建在金龙峡内的西岩峭壁上，登楼俯瞰，如临深渊。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最高的第三层三教殿内供奉着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孔子，释加牟尼和老子的雕象。中国人自古强调天人合一的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大的宗教战争。想到中东的阿以冲突和印度的宗教对抗无不血腥残酷，引起社会乃至地区的动荡，中国文化的内聚力的确令人自豪。有人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大的宗教信奉的都是一神而不是多神，因此没有异域那样林立的教派。
然而，与高高在上的和谐的宗教很不兼容的是人间世俗的行为。强调出世和远离喧嚣的悬空寺的设计者绝对不会想到1500年后的今天仅为寥寥数人设计的空中悬观竟每分钟都超载着上百名红男绿女的前呼后拥。手握半导体喇叭的景点管理人员高声维护着现场秩序，刺耳又无效。在仅容一人上下的楼梯口处，脑满肠肥的男人们粗野地将女士们挤到一旁，直到有一位大度又不失风趣的女士喊了一声，“男士优先，女士靠后，”爷们儿们才收住急燥的脚步，脸上现出几分尴尬。我想起对敦煌最有研究的日本人最近发表文章批评大陆的地方政府在疯狂地透支着苦不堪言的古老建筑，任意招揽游客，进行着后果不堪设想的原始积累。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双重挑战。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自贱。悬空寺内古今境界迥然不同！
人文旅游的魅力在于对时空的任意跨越。不满现实可以躲进历史，厌倦了历史则又可以跨进现实。自己开车旅游的好处是在两者之间随心所欲。这使得我们终于在夕阳西下时寻访到了位于灵石县内的平型关大捷的遗址。共和国历史上的二号人物在其平步青云的宦途上只担任过唯一一个副职，这就是红极一时的林副统帅。林彪将军曾在这里指挥过震惊中外的八路军抗战第一捷。带着景仰，怀旧，不解和振奋的交织心情，我们的两辆桑塔那逶迤蛇行于干枯的河床和错落的村头。时而，一弯清澈的小溪绕出一簇茂密的白杨，隐隐的波光与幽幽的嫩绿随五月的凉风袭面而来，一扫旅途的疲倦；村头磨盘下经常蹲着脸色黝黑光亮的村童或满脸岁月痕迹的老人，山羊胡子与烟袋锅是他们地域的特征。当我们停车询问平型关方位时老人沉默的嘴角才绽放出孩子般的绚烂。那宽慰的笑意传递着常人轻易不能觉察的历史的隐衷。从他们脚下来去的车马因政治风云而喧闹或冷清。近实远虚，逝者如斯，惟有山坡上羊群的剪影留下一抹残阳的记忆。黄土高原的地貌雄伟沧桑，沟壑纵横，舒缓的丘陵与叠嶂峦峰始终与这里世代生活的人的肤色浑然一体。枯槁陡立的土壁在如血的残阳映照下似伟岸的红岩，低吼的高原晚风仿佛传来乔沟两侧如猛虎下山的将士们的龙吟虎啸。我们默立在昔日的战场静静地谛听着空谷中回荡的惨烈和豪迈。林彪麾下的一一五师在1937年9月25日打响了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它在抗战初期重创了日军的锐气，大长了民族的信心。只可惜，七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政治风波也殃及到了荒山野外的昔日战场。六十年代建立起的平型关纪念馆一夜间被红卫兵摧毁，民族大义让位于政治倾扎，亲痛仇快。1997年灵石县政府决定恢复平型关纪念馆，然而，“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西下夕阳的衬托下更显荒凉。由于缺少经费，一路过来没有任何路标导向。路面坎坷崎岖，若非非凡的内驱力，年轻人恐怕无此雅兴。站在杨成武将军的题词前我兴奋地给远在江苏的父亲挂了个到此一游的电话。父亲四三年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四九年参加了攻打太原的国共内战。我的爷爷被日军的三光政策杀害。叔叔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爸爸当然高兴六十年代出生的儿子不忘国耻。
暮色中我们静静地离开了掩埋了六百将士的平型关战场，生怕车轮惊扰了安息的英魂。日落中渐行渐远的雁阵，沉默，坚实而凝重的西北高坡，傲然挺立的白杨树和深深的幽谷与沟壑记载着黄土高原人的气节和炎黄子孙的骄傲。
走出历史的卷宗我们重又经受现实的考验。景点处的乱收费，游人随地乱扔垃圾，拥挤不堪和高声喧哗，警车开道的政府车队，军车的横冲直撞，小商小贩的欺诈和旅馆餐厅里的脏乱差无不体现着追求物质享受时人的精神空虚和堕落，反映了一个古老社会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失序和痛苦。
太原市边上祁县的乔家大院以其独特的历史再度为我们展示了黄土地里蕴藏的生命和魅力，使我暂时远离黄土高原上的遗憾和愚昧。与不远处的渠家大院和常家大院相比，这里的超饱和的游人是现代广告的产物。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使它一夜成名，而当年走西口的晋商和敢为天下先的票号则不幸沦为“摄影棚”里的附丽。其实，清末民初的祁县虽只有十几万人，却已有十五万人在外经商。鼎盛时期的渠家大院占去当时该城的一半，因此又有了渠半城的说法；新开发的常家大院的面积据说是乔家大院的两倍但游人显然不如后者。相信当地旅游部门煞费苦心地开发大户人家的豪宅为的是让国人更多了解晋商辉煌的过去。因此置身于众多的游人当中，我不禁开始琢磨游客的心态：从游客的谈吐，神态，气质和着装上看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家庭，想必也都看过陈凯歌拍的〈〈黄土地〉〉和张艺谋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两部由第五代导演创作的以西部黄土高原为背景的唯美的学术加艺术片。〈〈黄土地〉〉成名在先，〈〈大〉〉得奖在后；陈导将镜头对准茫茫的黄土高坡，采用大视觉和文化层面上的符号来启发和对比文明与落后的反差，如出现和消失在黄土高坡地平线上的八路军战士，滔滔的黄河和祈雨的宏大场面。张艺谋则更加具象，他把〈〈大〉〉全部放在乔家大院内完成。摄影出身的张艺谋通过艺术地运用声，影，色和人物造型突出了他红色的主题，庭院深深的玄密，家族统治的专断和民族文化的内涵。游客初来祁县对精神文化的期许可能远胜于对晋商辉煌的好奇。然而，实地考察后的游客如果对比了渠家和乔家大院一定会淡忘陈与张两部电影的视觉愉悦和沉重的文化探索，而对近代萌生于祁县的商业行为和理念产生浓厚的兴趣，对赤贫的黄土沟壑里走出的晋商的勇气和大器赞不绝口。
乔家大院的六个大院，十九个小院共三百一十三个房屋折射出富甲一方的晋商盛极一时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里的当年一定妻妾成群，子孙满堂。然而，乔家的家训首要一条就是禁止纳妾。乔家后代对我说，乔家掌门人其实都以礼贤下士为荣。下人们对滴水之恩愿以涌泉相报。都说为富不仁富不及三代，然而乔家的富庶却绵延了六代才在内忧外患中盛极而衰。
乔家的兴盛还与官商勾结关系密切。据说当年慈喜逃离北京落难于此，蒙受了乔家的厚待，日后她重掌大权后即以丰厚的官银答谢，于是才有了今日游客看到的大院的规模。今日中国社会里的官僚工资微薄，而权力之大却可轻易草菅人命。于是奸商与佞臣便结为天然盟友。无独有偶的是，当年本地县太爷的官俸远远低于乔家一个普通掌柜的月俸。于是权钱交易自然就成了乔家生意经里一个重要部分。大院门口的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便是清末权倾一时的重臣李鸿章的墨迹。至于李大人的题词换来了多少好处，则要视他的“秘书”有多大胃口。
平遥是国内保存下来的唯一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的古城。这本来可以大书一把，但因我们进城时的心态不对，只想一不留神撞见一个价廉物美的古董，结果兴尽空手而返。在与当地一位性格开朗的女导游厮混熟了后才套出真情：这里不会有真货，谁不想在揭不开锅的时侯留一后手？讨价还价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品经济时代有时很难分清谁是猎手谁是狐狸。自然，想象中的平遥城内依然民风淳朴也就成为21世纪的童话和寓言。告别古城时，耳畔只回响着导游说的第一句话：“平遥城的形状象只乌龟。”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平遥人在提醒外人他们对图腾的崇拜，这与商品经济的生命力当然格格不入。看来日升昌票号诞生地的后代还应在灯下多读一下自己的家史，才能得晋商的真传并再创辉煌。
回过头来总结此次山西之行时眼前闪过一幕幕黄土高原上的风土民情，想得出个自命不凡又发人深省的结论，却老是欲说还休，最后还是借当地人的话来画个句号。
在去平型关的路上我们曾在一个村落的农舍里逗留了半个时辰。看着村头的大妈坐在太阳下悠悠然的神情我不禁顿生羡慕之情：城里人忙着赚钱，长假期间出来散散心还要谈古论今不闲着；人家整天价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几千年来既创造了辉煌的黄河文明，又能够安贫乐道，不在乎世人的褒贬，只在乎脚下的生计。我不禁问席地而坐的一位村姑，既然平时没有什么收入，生了大病怎么办，她未假思索地回答：“有钱看病，没钱等死。”她率真和平淡的表情让城里人感到震撼。生与死的关系在这里完全被简单到了大师的境界。
我又糊涂了：很难说清楚这样一种态度是魅力还是遗憾。黄土高原的情结在几天之内根本无法界定。特别是好古的中国人转来转去依然是局内之人。解释是多余和无用的，甚至有错误的危险。
杨锐
200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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