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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随笔(七)绿色语言与文明
1993年九月中旬的欧洲该是草枯叶落，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季节了。 伦敦West Ealing中国使馆教育处招待所前的那片大草坪却绿得那样古典, 那样透明， 难怪水彩画鼻祖产生于这个岛国。
近二十个同机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吵吵闹闹地在这里安顿下来后便各奔东西去看西洋镜了。从小爱单独行动喜欢观察的我则一个人信步来到外面。一丝轻寒，几许潮气，爽心清肺；窜来跳去的小松鼠旁若无人，掠来飞去的长尾巴尖尖嘴的大鸟自信从容；一位老者头戴宽边礼帽，袭一身传教士式的黑色衣服, 手拄文明棍儿信马由缰地牵着条犬踏着落叶低眉踱着, 一脸经院式的超然和恬淡。我还没有来得及在英国与英国人对过话，还没有听到正宗英国英语就已经感受到某种正视听，品原汁儿的语言弥漫在一种氛围中。这里的柔和低调和谐反使动更衬出静。这是某种语境, 但更是一种意境。
清朝遗老，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国维先生曾把意境分为写境和造境；写境为有我之境，造境为无我之境。如"乱红飞过秋千去"为有我之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为无我之境。凭其温带海洋性气候，挟英吉利海峡天险，二战期间免遭德国法西斯占领的英伦三岛满目绿色，其自然景观完全可以印证王老先生的无我之境。但是，随着不断对英国社会的介入和了解，人们会发现某种更高的写境：英国人对环境的保护和设计就象其特有的绿色那样纯正和永恒。这种意境连及艺术上的通感使我这个英语新闻专业的电视记者更加喜欢不动声色的英国英语。而我坚信，只有当你物我两忘地审视或谛听某种语言时你才能踏实地学好这门语言。这里人们不禁再次印证一个结论：语言是环境的产物。我相信凡读过Charlotte Bronte写的 Jane Eyre《简爱》和Jane Austin著的 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的原著并看过由此改编过的电影，以及看过由李艺安导演的Sense And Sensibility《理智与情感》的人都会为小说及电影中优美的对白和抒情的绿色原野所打动，
更为其情节冲突，人物命运，个性化的语言与这古典透明绿色的相互交融而感染。简爱的真挚，达西先生的执着无不流露出英国乡间的质朴含蓄和庄园里的矜持浪漫。时至今日，这些特性依然隐现于普通英国人性格之中。
熟悉英国文学及影视作品的人大概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英国作品不闹。文如其人。英国语言多少象英国绅士一样，很静。一次我在伦敦著名英籍华人彭文兰家做客时听她姐姐描写英国人说英语不是SPEAK, 而是 MURMUR， 即轻声轻气地说。而且我发现，典型的有教养的英国人说话时上嘴唇不动，下嘴唇微微蠕动。从英国刚回国时最不习惯的是虽近在咫尺，我们的同胞还要声若洪钟。台湾的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性喜扯嗓门说话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不知此公是怎样考证的。我以为，中国人说话声大的陋习至少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在家中和课堂里家长和师长喜欢大声地耳提面命与呵斥。上行下效，孩子们背着小手木然垂然聆听并大声回话与朗诵。二是国人喜欢热闹，在大红大绿的公众场所大声喧哗起哄，相互取乐。三是宫廷中太监习惯高声宣旨，被认为是权威的体现（这才有了文革时的高音喇叭）。当然还有习武之人抖丹田气喝声的阳刚之气，酒肆茶馆里行酒令时的市井之语等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可怕的是鲜有同胞提醒这群体无意识，即麻木。
说到语言与环境的静和闹的国别，我不由得想起一次独自一人去伦敦Queen's Park(女皇公园)散步时，看到园中一片被栅栏围起来的园中园。此园的门上挂一小木牌儿，上写着，"这里只供那些想幽然独处片刻的人享受安静。"英国人对环境的设计不仅处处体现出对绿色的保护，更体现出对身处绿色中的人的关照。享受人权，善莫大焉。此乃造境，即有我之境。
教育处招待所边上的一片绿地引起我如此这般绿色语境的遐想。其实绿地边上一棵榕树上的一个小木牌则是这种语境广义上的延伸。那上面写着："有谁见到一只走失的黑色狸猫请与某某联系。"落款：某某小动物保护协会。二十年前中国人丢失宠物后一定不会想着报案，顶多向左邻右舍打听有谁见到这猫或狗，或暗访谁家最近有没有吃狗肉猫肉。我只知道小时侯有两类人打狗或偷狗，一类是捕狂犬的打狗队，一类是爱吃狗肉的鲜族人。我的孩提时代所有美好故事和回忆都与猫和狗相伴，不论下乡插队还是反城后我总是先后有狗和猫相随。有人说养狗是被爱，养猫则是去爱。 我深以为然。所以在国内见到野味馆我便躲之惟恐不及。我不想食人类的朋友。一次出差去广东，傍晚误入一家阴暗潮湿的野味儿馆，一眼望到笼子里关着一只可爱的大黄猫，笼子上挂着"家虎"的牌子。我鼻子一阵酸楚，走上前去伸手逗她玩，她竟快乐地伸出爪子与我嬉闹，殊不知自己很快将被宰杀成为盘中佳肴。今天想起此事还不能原谅自己，我为什么不把她救下？！然而即便救下一只，我又怎能蚍蜉撼树地去说服国人不要屠杀可爱而无辜的小动物呢？还有无知野蛮者对濒危的国宝级的大熊猫，东北虎，藏羚羊等的射杀。1992年我去哈尔滨动物园拍东北虎片子时听说东北虎学名叫西伯利亚虎。文革时，内地来的知青在北大荒烧荒吓跑了仅存的东北虎，这些虎逃之夭夭躲到俄罗斯境内， 逃过一场人间政治浩劫。人离不开绿色环境，动物自然更离不开绿色。一个不懂得尊重和保护绿色的民族一定不会善待人类的朋友-动物。不懂得尊重自然的人相互之间也一定缺乏尊重。烧荒毁了林子也烧死了许多热血青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也被付之一炬。穷山恶水里开山造田造就了无数个大寨，没有丰衣足食却严重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很多中国山区无灾不成年便是报应。除四害追杀麻雀，稻田里害虫肆虐，农民颗粒无收。幸亏东北虎不懂得反修防修的人间闹剧，更不会为人类的民族自尊而殉节，方得逃之夭夭。但是根植土壤的绿色逃不掉离不开土地的人类，喜欢虎皮虎骨的中国人没办法儿只能自己跟自己叫劲，骨肉相残。自然规律就是这样无情，但很公正。
可喜的是，国内今天已有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粱从戒教授发起的我国第一家保护环境和自然的NGO"自然之友"组织，致力于生态及濒危动物的保护事业。古老的中国在发生变化。这当然是后话了.
且回到我刚刚踏上的这片绿土。West Ealing这片不起眼的绿地边上竟有一片扎眼的"沙漠"。教育处招待所里当然了无绿意，这里发生的一件小事让人一叶而知秋。大家在这里，在英国的第一顿午饭很不开心。原因是招待所里的中方管理人员态度粗暴。这无疑是兜头一瓢凉水。原来以为使馆人员是祖国亲人，可以他乡遇故。一件换饭票的小事险些令学生与一位伙食管理人员大打出手。对方显然极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更不喜欢我们这些人。他的眼里充满了怨毒，言语刻薄。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攻击起知识分子。其实他自己也架了一副眼睛，但不知是平镜还是近视镜。后来回想起此事，我认为此公的非常行为大概出自两种可能：一是待遇不平衡，二是受过伤害。东北猎户常告戒人们要躲开受过枪伤的黑瞎子即黑熊。这种野兽会疯狂地报复人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位先生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此公是否受到过伤害无法考证。但我外交人员的待遇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云泥之别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争事实。据外交部内部讲，中国住外使领馆内大多人际关系复杂紧张。根本原因是薪金微薄，外事纪律严明，夫妻子女不能正常团圆，个别意志薄弱者渐渐猥琐变态；而女性心理承受力差，略受刺激便会跳脚，河东狮吼。男性受到政治，心理和生理（一些人妻子不在身边）压力后，便会借工作之便泻私愤，转嫁压力。在这片沙漠里，我自然渴望窗外的绿色。
走到窗外容易，走出自己难。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在我懂得绿色之前，我的心底已积淀太多的红与黑两种国色。达官显贵的朱门，红衣红鞋红头盖的新娘，大红灯笼红双喜，驱邪庆喜的红鞭炮，英雄佩带的大红花，《红岩》，《红色娘子军》，《血色黄昏》以及鲜艳的五星红旗。红色成了吉祥，末世与革命的符号，成了民族自尊上的一层粉底，以至于只了解唐人街和反感共产意识形态的西方人指称中国为赤色中国。在中国，黑色则与红色一样古老。只不过，旧时中国人为避忌讳称黑为玄，皂，青，黛或墨色。而墨又分五彩，这在传统水墨画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自古处世就讲究黑道白道，似乎从没有灰道。世态炎凉又成就了厚黑学。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部史书力透纸背，挥墨评说历史。然而，墨分五色却终究还只是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只成一家之言，无非秦时明月汉时关。朴实厚道的老百姓于是穿红挂红披红结红大好河山一片红将自己红得麻木。虽前有陈胜吴广，后有闯王进京，欲重写红色吉祥的历史，战旗越染越红，回报的却是越来越黄的土地。然后祈雨，因为没了绿色，没了生命。寄语苍天，祈望彼岸，永远忽略自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英国的第一个早晨我曾尝试着走出自我。我记得那天格外空灵静穆。是一个礼拜天。阳光明媚。似乎窗外只有天上的兰色和地上的绿色。上午八点多种我信步走出"沙漠"。附近一家教堂的钟声将我吸引过去。做礼拜的人大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牧师站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像下领诵圣经，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教堂，总觉得这讲经布道的形式与国内香雾缭绕的庙堂里老和尚念经敲木鱼，善男信女磕头作揖相比显得更宁静更肃穆，教堂里显得更加干净。不过红尘之中寻求清修，超脱凡世的喧嚣乃人类共性。这一点上东西方并无二致。精神上都追求圣洁。其实对我这名无神论者而言，在步入天国之前，最好先解决脚下的事情。说来也简单，让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生命的绿色，多一些有我的爱的意境。那比什么都圣洁。但是，让野味儿馆的厨师放下屠刀，让偷猎者铸剑为犁，单靠绿色说服未免天真。该让法律说话时绝对没商量。
写于1999年深秋,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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