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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7期（总第62期）
央视国际 2003年07月24日 16:40
目 录
●金话筒奖
第六届金话筒奖复评会议日程排定…………………………… （1）
●信息之页
央视出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特殊津贴管理办法》……… （2）
水均益当选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2）
●闲聊主持人
为“特殊津贴”叫好（白谦诚）……………………………… （3）
●独家专稿
话筒外的交流(倪萍) ………………………………………… （4）
●金话筒奖●
第六届金话筒奖复评会议日程排定
第六届金话筒奖4个复评会议的日程已排定，以时间为序安排如下：
城市电视台复评会议，7月15至18日在吉林市召开，吉林市电视台协办；
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复评会议，7月24至27日在武汉市召开，湖北电视台协办；
城市广播电台复评会议，8月8至11日在合肥召开，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协办；
中央和省级广播电台复评会议，8月18至21日在上海召开，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协办。
●信息之页●
央视出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特殊津贴管理办法》
据悉，中央电视台近日颁布了《中央电视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特殊津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被评选为优秀播音员、主持人者，甲级（5人以内）每人每月特殊津贴为15000元，乙级（5人以内）每人每月特殊津贴为10000元。此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办法”指出，播音员、主持人在代表中央电视台形象和电视宣传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精神：事业单位要“逐步形成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为激励优秀播音员、主持人脱颖而出，决定设立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特殊津贴。
“办法”规定，参加特殊津贴评选者需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我台播音主持岗位持证上岗资格；
2.在我台从事播音主持工作2年以上，现仍在播音、主持岗位工作；
3.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4.无违反台规台纪行为；
5.所在栏目上年综合收视率排名列于我台1套前10名和其他频道前5名的。
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评选程序如下：
1.由总编室提供上年度1套首播栏目综合收视率排名前10名和其他频道前5
名的栏目情况及其播音员、主持人名单；
2.由人事办公室根据参评条件及总编室提供的情况推荐候选人；
3.由台编委会根据候选人情况进行集体讨论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人选，
个人得票数须超过总票数三分之二方可通过；
4.台编委会将评选结果报台分党组批准。
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特殊津贴每年评选1次。评选结果公布后12个月内有效。
享受特殊津贴人员不再享受相应的职务津贴。
水均益当选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据《人民日报》2003年6月20日报道，近日，由共青团中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的2002年度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揭晓，10位青年获此殊荣。其中，本会理事、第二届和第五届金话筒奖得主、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水均益榜上有名。
●闲聊主持人●
为“特殊津贴”叫好（作者：白谦诚）
中央电视台日前颁布了《中央电视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特殊津贴管理办法》。为优秀播音员、主持人颁发“特殊津贴”，央视在全国可能不是第一家，但央视举措力度之大，必将在全国广电系统引发连锁反应。
“特殊津贴”这个名称起得好。大家都承认，播音员、主持人是广电系统的“特殊工种”。“特殊工种”拿“特殊津贴”，名正言顺。
播音员、主持人“特殊”在什么地方？其一，播音员、主持人是广播电视台的“门面”，是广播电视栏目的“代表”或“符号”，是广播电视联系受众的“桥梁”和“纽带”。他们的地位和功能是任何其他工种所无法取代的。其二，播音员、主持人所从事的是一种个性化的劳动，他们的魅力、水准、风格直接关系到栏目的兴衰和收视率、收听率的高低。其三，播音员、主持人需要具备若干天赋条件，不是谁都干得了的，也不是只要努力就能干得好的。其四，播音员、主持人是个淘汰率高、流动性大的工种。其五，播音员、主持人是公众人物，特别是电视播音员、主持人需要美容、化妆，需要较多的服装和服饰，开支大。我想，播音员、主持人与其他工种相比，至少有以上5点“特殊”之处。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制度。那时还没有主持人，只有播音员。播音员的工资也跟其他工种一样，按学历和资历评定级别。播音员因为学历普遍较低，所以他们的工资一般都低于编辑、记者。但即使在那个时代，党和政府仍然给播音员一些特殊待遇。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经周恩来总理特批，播音员每人每月发一斤鸡蛋，还有6元钱津贴。当时的6元钱津贴，相当于长了一级工资，是件不得了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工资制度也改革了，但播音员、主持人的工资制度始终没有什么特殊政策。近几年，有些省、市局（台）作过一些探索，例如，有的实行“首席主持人”制度,有的高薪招聘主持人。据说，有的省级电视台高薪招聘的主持人，年薪已达40－50万元。当然，拿这样高薪的主持人尚属凤毛麟角，有关电视台也是偶尔为之，没有形成制度。去年我去浙江沿海某县级市考察，该市广电局的局长希望我给他推荐得过金话筒奖的主持人，他出的年薪为20－30万元。一个县级台可出如此高价，令我惊讶。各地对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需求，由此可见一斑。令人特别高兴的是，央视这次出台的政策，已经形成制度，相信它会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
世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项好的政策出台，也会有利有弊。“特殊津贴”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也有两点担心：一是播音员、主持人之间的心理不平衡。同样具备了拿“特殊津贴”的条件，但因名额所限，有人拿到了，有人拿不到。得失之间，相差十几万，不是个小数目。弄不好，会影响情绪，甚至影响团结；二是其他工种的同志心理不平衡。节目做得好，收视率高，是栏目组各工种通力配合的结果，但好处只给了播音员和主持人，其他工种的同志（甚至包括制片人）心理可能不平衡。解决这两个可能出现的甚至必然出现的“心理不平衡”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我党的传家宝：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难做。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表露出来，需要你察颜观色，于细微处发现思想苗头。我想，伴随着“特殊津贴”的出台，央视各级党组织到了更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时候了。
一项好的政策出台，也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央视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之后，我相信还会迈出第二步、第三步……。随着政策的完善和改革的配套，两个“心理不平衡”也许会自然化解。
前面说过，央视的这一举措，必将在全国广电系统内引起连锁反应。笔者希望各地广电局（台）学习央视的改革精神和勇气，给播音员、主持人一些特殊政策，但在具体做法上不一定攀比，应从本局（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各地的播音员、主持人更不必与央视攀比，央视毕竟是央视。最后，笔者期盼着从全国各地不断传来关于播音员、主持人特殊政策的好消息！（7月2日）
●独家专稿●
话筒外的交流（倪萍）
编者说明：这是一篇未曾发表过的旧稿。1997年12月，第三届“金话筒”颁奖晚会在上海举行。倪萍同志在参加晚会的录制工作后，应《文汇报》邀请，出席读者见面会并发表演讲。辽宁电台“金话筒”奖得主李珂受本会白谦诚理事长之托，录下了整场的演讲并整理出一份文字稿。此稿一直压在白谦诚同志处，没找到机会发表。最近恰遇非典特殊时期，有了闲暇时间，白谦诚同志翻出此稿一读，感到它虽然是6年前的旧稿，但其中有些业务观点仍具现实意义；对于研究倪萍这一个案，更是一篇难得的资料。为保持原汁原味，本刊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了处理。现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时间：1997年12月28日上午
地点：上海云峰剧场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今天冒雨来参加这个会，我们非常感动。下面在座的是我们《文汇报》热情的读者，更是倪萍的热心观众，也是《日子》一书的热情读者。倪萍同志不用介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她前几天来参加金话筒奖活动，我们借这个机会，邀请她到这里来和读者见面。下面就请倪萍同志和大家讲讲。
倪萍：我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可我今天依然非常紧张。这个紧张里有两种心情：一种真是很不安。这不安就是说我这么一个30几岁的普通女人，就算是个节目主持人，也不过是职业不同而已，这么大清早，是大家休息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今天下雨又堵车，还在这么冷的一个礼堂，都那么早地坐在那儿等你，你说什么？还有一点不安，就是我这份工作和我的人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两点不安加在一块，昨晚我3点多还没睡,就是睡不着。它不像你明天要现场直播。它不像这个，不知道明天要说些什么。说不出这种心情。所以今天早上就来得特别早，我就在我们住的宾馆楼下等着。他们8点半来接我，我说怎么才到？快！快！到了这儿以后呢，我说咱们快开始吧。人家说还不到点，我说人家都在等着呢。一直等到现在，我在后面急得……刚刚一位老同志一直在跟我说话，我基本上没听清他说什么。怎么办？快点！快点！（掌声）这也表达了我是这么一个人，就像好多朋友说的，说你真够累的。所以我在这儿郑重地说一声：对今天所有到场的每一个朋友，包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一声“感谢”！（掌声）
我从来没有面前放一张桌子，坐在这儿好像做报告一样，门口挂着牌子，说“演讲”。上海《文汇报》社能够为我这样一个初次开始写作的人举办一个笔会，对我来说很沉重。我觉得这种扶持的力量对我来说是很深远的。我真是觉得一方面内心很有压力，另一方面觉得又验证了我从前已被无数次验证过的一条真理，就是在我人生道路上能有那么多的好心人来帮我。所以渐渐地就有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就是觉得你应该努力地去回报社会，回报每一个人。刚才我跟小肖商量，我说这样的距离好像我看不到大家，大家也看不见我，交流不上。开会说同志们三中全会以后咱们的形势不错，今年还有500吨的任务要完成。它不是讲这个。我觉得要跟大家交流，但不知道这个话筒能不能拿，现场的朋友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我提议今天所谓的笔会也好，演讲也好，就把它改成一个对话。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可以随便问。（掌声）
对我来说，没有不能问的问题。说倪萍你不是最怕小报吗？我是，现在我是东躲西藏。关于婚姻问题呀，关于家庭问题呀，很多人问。我之所以不能回答，我一个人可以豁得上，豁上了说我就是离过婚，又结婚了。我是怕把别人搅入一个令人苦恼、哭笑不得的生活当中去，为了家人也不忍心被人炒来炒去。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离过婚，经历婚姻的坎坷、爱情的波折之后，现在又重新生活了。这样的女人在全国差不多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为什么你倪萍的事就在报纸上登来登去呢？也就是目前社会上所谓的社会知名度，于是我自己就认了。日后就不想再把别人都搅进去，因此就躲着这些报纸呀，新闻界炒啊炒的。因为我是个挺要面子的女人，在很大程度上很多苦、很多委屈都吞下去了。我说哪天再吞出癌症来，就得放弃这些。我希望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都能理解我这番诚意，尽情地问，但别尽情地写。你将来可以写，比如我们留一个通信地址，然后咱们稍微做一些交流。其实也是提高我们民族整体素质，提高生命质量。社会精神文明能做得好，也真得从有文化的人群做起，从手里拿着笔，有权力写别人的人做起，社会才能风气良好起来，互相有一份尊重。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那么坦诚地跟你说了许多心里话以后，你却不能很真诚很负责地写出来，有时起到的效果很不好。比如说前两天看了一份报纸，心里真是觉得不大好，就是一位朋友从上海传真给我，也不知道哪儿的报纸，也是一张小报吧，说我现在的先生，说王文澜眼中的倪萍。说当记者问道：你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文澜脱口而出：“她就爱读书。”这成了一个笑话啦，北京传一个笑话说，“她就爱读书”。你想一个丈夫夸妻子说她就爱读书，是一种非常蠢的一种说法。当问到：你丈夫抽烟喝酒的时候怎么说？倪萍说:“俺随你！”第一，王文澜不喝酒也不抽烟；第二，对我来说除了开玩笑，还带讽刺意义地说“俺随你”，这不是我的语言。但是有很多读者真当真。你贤慧得连你先生抽烟喝酒都说“俺随你”，那是我姥姥时代说的话。我觉得文字上也应负有社会责任，它有一种污染。它污染什么呢？大家可以信口开河随便写。读者慢慢也知道这是胡写的，但还要看，这种恶性循环影响我们下一代，影响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我要求自己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说的事情尽可能地经过脑子，尽可能地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在和大家对话之前，我简单地把我目前的状况跟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大家了解。我确实结婚了，但小报说我们还没结婚，这等于催着我们结婚了。我跟王文澜认识其实很多很多年了，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就认识他，但是没有缘分。我昨天还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人结婚以后,一听说上班,就说怎么又上班呀？一听说有节目,就说怎么又直播呀？好像觉得一下子就松下来了，好像一提工作就挺打怵的。我现在老跟周涛说,你能替我两期吗？周涛说你怎么老让我替你呀？那是心态。可能有个很短暂的过程就会过去。我跟他说，假如7年以前我就认识你，就和你结婚的话，那现在做不到今天，中途就回家生孩子，领着孩子过日子了，干不到今天。凡事都有得有失，命运之神就该这样安排。过去，苦那些年，奋战那些年，只剩下事业了。你只有那样去干，当然这可能是自我安慰了。
我对台下坐的观众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大家确实是《文汇报》忠实的读者，我也是《文汇报》的忠实读者。你们那个《文汇月刊》，我还在山东时就非常喜欢那本杂志。现在的《文汇报》也依然是我父母在青岛订的报纸，有很深的感情。今天我听说都是《文汇报》的读者，我觉得大家就有更近的一层关系了。
谈谈我目前的状况。我在事业上处于看起来比较彷徨的时期。为什么说“看起来”呢？多少人都在问我，说《文化视点》演砸了，回到《综艺大观》了，你下面准备干什么？我所说的表面迷茫，实际呢,我内心知道想要干什么了，但对外又不能说，要经过批准。比如现在你对媒体说了，跟记者说了，一写出来，我们电视台的领导又来找我，说谁告诉你的？你想不主持就不主持了？所以看起来是很迷茫。我也担心今天真有媒体记者再写出去带来麻烦，那就说一个大概吧。《综艺大观》,我一直觉得前两年就应该撤了，做得时间太久了，主要是没有突破。我自己和栏目都没有突破，再做下去就是重复我自己。昨天我们还在开研讨会，综艺节目主持人现在大家都比较困惑。我说，稳住神，不用困惑，现在这种状况反而是正常的。为什么说是正常的呢？10年以前,当我们的电视刚刚起步的时候，大多数还在延续中华民族最传统的东西－－看大戏,看了10年的大戏。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社会安定团结，我们综艺节目起了不小的作用。人们到了晚上总要有娱乐，那时候卡拉OK没有那么发达，人们的娱乐活动没有那么多，我们的娱乐节目使千家万户的人晚上都守着电视机。任何一个国家在电视刚起步的时候，娱乐节目总占先，慢慢地，新闻走在前面，娱乐退居二线，成为一个辅助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呀！比如说，咱们现在讲淮海路发生了爆炸案。这一台电视机，说为什么爆炸？炸伤谁了？另一面有个电视机，咱们现在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是谁?比如说是刘欢,刘欢在那儿唱歌。我相信所有人都要看淮海路爆炸案，因为这跟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系，它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个歌，我有时间就欣赏，有雅兴就欣赏。要说不看今天晚上的饭就吃不了，或者明天我就不知该怎样生活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娱乐节目就应该退居到二线，这也标志我们国家的电视事业走上正常的轨道，真正意义上和社会接轨。然而，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在骂综艺节目呢？为什么都觉得没有意思呢？小品、相声演员关在屋子里恨不得都能哭。陈佩斯就说，苦思冥想地要想让观众乐，想包袱，好不容易熬了几宿一上台，观众说有什么乐的？乐什么？真臭！这陈佩斯怎么一年不如一年？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特别是电视，已经违背了艺术规律。我经常举例子说，地里的庄稼应该经谷雨，经过夏天的阳光、秋天的霜打，然后才开始收获。我们现在电视台做节目，基本都是今天撒苗子，天不亮就起来问：长出点小芽子没有？说刚刚露点头。浇点水，快！快！快！上午刚露点头，就把它拔了炒着吃，中午饭马上就要做了，人都等着呢！没有囤的粮食。那当然是恶性循环，逐渐逐渐地每一天都这样炒。到年底说给大家来盘大菜吧，春节晚会依然都是这些早晨起来拔的苗子，虽然很丰富，但它确实没有根基，它没有经霜打以后那五谷真正意义上的香味。我觉得这不是演员的悲哀，也不是主持人的悲哀。那你说是社会的悲哀？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是社会在走向全面改革开放，向世界靠拢的过程当中，必然要有这样一个摇摇晃晃的过程，就如同一个孩子从开始学步到他能走了，必须有一个过程。你看很多国家，我们去美国和一些发达的西欧国家，他们的电视已找不到纯娱乐性的节目，没有一个电视台肯花钱请你录一个综艺节目给大家看，免费看，没有。你想听帕瓦罗蒂的歌，去剧院吧，对不起，300美元一张票。有钱去听，没钱买盘带子听听吧。咱们现在不管多大的演员或明星，拎到电视台就免费演出。泛滥成灾的各种文艺晚会，我看是做到一定的极限了。这种极限走到一个制高点以后，会成为一个新的突破。新的突破就是大家都意识到综艺节目不能再这么做了。
关于综艺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我算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我做了将近8年的综艺节目，而且一直在收视率比较高的《综艺大观》节目里做。8年中，我是从中央电视台乃至整个国家电视文艺走向比较好的开端的时候跟着它走向辉煌，走到今天的。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我这个人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说天上掉一个大馅饼砸到倪萍嘴上了，这家伙真走运。其实我自己认为，当然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假如说没有中央电视台我可能就在山东。作为人来说，要说我是比较有思想的人，很难说。但让我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也是我的悲哀。我连睡觉恨不能都睁着眼睛。许多事情看过之后，就不停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在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在思索，从我上去那天起，从所谓的辉煌开始吧，我就意识到我以后怎么办？后来选择了《文化视点》，真是不好当众说，这个不是我的选择。总而言之，这种做法等于在我事业很顺利的路上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假如没有这样的打击，我可能飘得忘乎所以。毛泽东一直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人贵有自知之明。做起来其实非常难。我当主持人时已经28岁了，应该说我已经成熟了。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一个特殊岗位的一份工作。虽然每一天都这样跟自己说，但你也抵不过每天都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写信，说倪萍我们喜欢你，你主持得真好；说有人要见你，要请你签字，请你给他们讲一讲。在潜意识当中啊，你会滋长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就像孩子一样，你对他的娇惯，根本就是下意识的，然而你对你自身的教育，顶不过社会对你的冲击。因此慢慢地你会成为一种──我在书里都写到了──就是北京话叫“找不着北”。我算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了，每一天我都跟自己说你真的不行，我一方面有这痛苦的压力，另一方面，一出门，没有人不愿意看笑脸，没有人不愿意听赞扬话。我觉得在我整个生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就是这种膨胀跟着社会的膨胀一起膨胀。然后有了《文化视点》的这种打击，那时骂我的报纸也特别多。在这个时期，我觉得表现得比较好，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承受能力非常强。我觉得我将来可以做《夕阳红》节目，很多老年朋友对我非常好，简直就跟他的孩子一样。他们说，你看张三骂你了，真不对。我跟你说，你别听啊，孩子。就等于挨了别人打，回家父母抚摩你两下。很多这样的老人我都回信了。其实我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其实我挺坚强的。对于有些骂呢，我觉得他骂得过分了，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不知不为怪也。比如，有人说倪萍这个人就好煽情，一上台就表演起来。其实，他不了解我这个人。我书上写了，假如我不做主持人，我也是个爱哭爱笑的人，一点儿事我就特别感动，在我眼里没有特麻木的时刻。昨天晚上我们在广电大厦录节目，导演安排我们坐在观众席里，在第14排，让我们从观众中走向舞台。开演之前我先坐下去，刚好旁边一个小女孩，大概也就四五岁吧，非常热情的一个小孩，就不断地扯着我的手啊，不断地跟我说话。后面一个小女孩，大概也就比她大一点，非常嫉妒，然后翻出一块糖说，倪萍阿姨，我送你一块糖。哎呀，我说谢谢谢谢。我说倪萍阿姨这时接到一块糖多高兴啊，好，我马上吃。我旁边这个小孩就急了，从身上翻啊、找啊，要找出一块糖来送我。后来她妈从旁边一个人那儿借了一块口香糖，这个小孩高兴地说，这个口香糖比刚才那个糖好，倪萍阿姨你吃了，不要吞下去。你吃吧！我说，真是，我现在正需要一块口香糖，快给我吧！后面的小孩没有办法了，就开始过来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脖子。这个小孩一看她扯着我的手，就扑到我身上。记者都拍了照片。有人说，倪萍阿姨还要上台，演出服全让你俩弄脏了。两手一边被这个孩子扯着，一边被那个孩子扯着。这一时刻，我心里就一阵一阵往上涌，不叫泪水，我说不上那叫什么，叫热浪也好。她们很小，不懂事，我相信没有人指使她们那样做。她们很单纯的，就觉得电视上那个阿姨我很喜欢。这样的事情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个事儿，对我来说就不平静半天。我以前身体特别好，现在竟然会得心脏病。我就不能想像从山东来时，别人叫我“红二团”,脸红得像农村天热刚下完地的感觉。我家人没有心脏病史,我会得心脏病,就是我做这个职业后加重了我这心理的撞击。我现在要求自己说，感动的事情你别感动。本性确实太难改了。平常要是导演跟我说，倪萍，这个小孩特可怜，在节目中你要把她作一个动情点来抓。我说你别找我，我上台控制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孩子对我说：“倪萍阿姨，我才16岁，我得了不治之症，能不能救我？”我很平静地说，阿姨一定替你想办法。我看不得她那样。她那双眼睛我看不了。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我在台上会非常平静地伸出援助的手帮助他，人们都会献出爱心。我受不了这样的话，说着说着我的嗓子全都哽咽了，这是我的本性。也许父母生了你，情感神经就那么敏感。
《文化视点》的冲击，包括“没有文化”的帽子压着我。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文化，不扣我帽子时，我真觉得我没有文化。主持人这个工作才怪呢，非常怪。你要培养主持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你还不懂事的时候开始。等你大了以后什么都来不及了。每一天你要对着话筒，对上亿人说话，你有多少本事？你经常就是张开嘴说不出话来，而且你发现，你说的话都是重复的，都那么没有意思、没有特点的。你要听听美国总统的那些演讲，尤其是美国那些很杰出的总裁的演讲,你会觉得他从哪想来的那些与众不同的话？可是我说的谁都会说，都是司空见惯的话。我每天都说，我能不能说点新话？我能不能不重复自己的话？然而不能，就因为你肚子里的东西太少了，你拥有的知识、文化太可怜了。当别人说你没有文化的时候，当然这也是社会不好的潮流，拿一顶没有文化的帽子扣别人，自视自己有文化，这也不好。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挺重要的提醒，一种警示。确实，在我们这个岗位上，你真没有文化就坐不住。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我出书之后反响就更大了。写了这本《日子》之后,好家伙，我觉得是在赵忠祥老师出书好评如潮的时候，应该说他跟杨澜算第一拨了，我算第二拨，铺天盖地的报纸对名人出书就猛烈地抨击，然后就说什么人都写书。对我来说，听到这样的议论，内心深处有一种伤害。这种伤害倒过来了，社会变得不够公平。我反对仰视名人，很多人认为名人真了不起，其实她一点都不了不起，她除了职业跟我们不一样之外，剩下的全都跟我们一样。她有许多毛病、问题，甚至丑陋，她都有，人生的许多优点她也有。同时，我又反对蔑视名人。因为你有名，所以事事处处都打你、骂你。这也成了鲁迅先生30年代谈到的那些，这也是社会不够健康的方面。每个人都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张三李四，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两回事儿。当我出了书后的第一个问题，这确实是我没想到的，我也确实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在问，当然“所有的人”指有能力问的人，拿笔杆儿的，他们觉得作家文人还没出这样的书，你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出书了。因此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这是她写的吗？开始大家还比较有面子，没有直接问到我头上，慢慢地时间长了，周围的亲人朋友啊，有次我表妹回来特特生气说：姐，是不是你写的？在家看着是你写的嘛！我说：你这样说人家更笑话，什么在家你看着我写的，对这样的事我一律不回答了，因为你非得每一天冲着每个人说这确实是我写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对不起自己。但是今天面对这么多读者，我可以说，我认为找别人代写，或者请别人帮你出主意，都是允许的。但是每个人做人都有自己的原则。这些年写我的报纸多了去了，写什么的都有。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把我画得过于漂亮了，或把我画得过于丑了。我想过，对那些最普通、最善良、想跟我沟通的人，到底有一种什么形式与他们沟通呢？我不能每到一个城市，说咱们开始沟通啦，想知道我的朋友们咱们坐下来，我跟你们说啊。我感到写书是最好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凡是认字的孩子，曾经写过作文的，都有这样的理想、梦想，长大了当作家，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主持人像我这样，即使再没有文化，也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熏过来的。这样的梦我也做过许多次。因此，这二者加起来使我产生了写书的愿望。当然前者更重。我的做人原则就是，当我不要求读者看一个倪萍是文学家的时候，我就相当放松了。我就是个真实的倪萍。我觉得我能够做到坦诚。这样，读者就能理解我的文化不足。因此我无需请人代笔，我更不需要有人给我策划，说你该怎么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因此，当我写的时候，这之中有反复。一开始写的时候是2月28号，马上就过“三·八”妇女节了，我本来想“三·八”那天动笔。我说那就先练笔，先写着试试。真的开始写就收不住了，我发现有话要说。我一边写，周围的人一边赞扬。所谓“周围的人”就是姥姥这样最普通、最没有文化的人，包括我表妹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所谓的“赞扬”，就是姐姐写的这些东西好听、爱看，她觉得不费劲儿。我认定了这批读者，就这样写下去。差不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对出版社说算了吧，我不写了吧。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越写越不自信，因为我写的都是些我姥姥、我爹、我妈，全是我们家的事，还有我小时候那些伙伴呀，谁家没有啊？谁愿意听你那些唠唠叨叨的、家长里短的话？而且一点文学味儿都没有，这叫书吗？这不是跟人聊大天吗？我说这样出去就得挨骂吧？我还是收回来。但是我的编辑说，真的你不相信，我拿它给我们副总编看，50多岁的老太太，她看了一生的稿子。我先给她看了姥姥、水晨哥，还有小时候连初恋也不是的“鼓风机”,结果她哭了。晚上她看了三篇，她说我一边看一边流泪。责编说，倪萍你要相信我，我也无需对你说假话，你一定要写下去。我们文学创作当中就缺少这种能够这么真实地面对人生，这么真实地面对自己，而且毫不隐讳自己的情感。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我真的就是相信了她，我又继续写下去。书稿完成之后，我周围的读者、身边的同事，包括一些好朋友，我认为很有水平的，我找了一些，像《人民日报》的社长范敬宜，特别是找了《文汇报》的周大姐周玉明。我今天为什么能到《文汇报》社来？因为还欠着一份情。去年的冬天，也是这个季节，我到上海领第二届“金话筒”奖的时候,当时我神情很灰暗。那时候，周玉明在北京就打听我，她通过《工人日报》的胡健想方设法地找到我。那时找我的记者确实挺多的，不是让我谈谈《文化视点》失败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就是问你下一步怎么打算。惟有这样一个十分热情的周大姐，她说我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希望你能够好起来，别被目前的舆论所压倒。这样，我给你写篇文章吧，我给你转转运。那天晚上，周大姐也看到，我真是一阵阵热泪往上涌。她知道我目前需要鼓励，需要相信自己。我们做了一晚上对话，也没有想到日后会发表，只是女人与女人之间谈心。我情感上很乱，她说你应该好起来。后来这篇文章周大姐发了以后被很多报转载了。因而我对她有了非常良好的印象。我写书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再找我说能不能出一本书，当时我一口拒绝。我说我不会写书，我没有“岁月”。赵老师有“岁月”，我没有。除了发大水，我去过哪？我见过谁？我说见过江泽民，人说你拉着领导为自己披金挂银。我见过一个小盲童，谁看呢？当时思想是那样的灰暗。那时候，周大姐鼓励我出书。她说，倪萍你要是没有时间，咱俩对话，你写你的部分，我写我的部分。我说这是个好主意。当时出版社社长陈宪法找到我，我说等今后我要出书就一定找你们。回头这出版社真是非常好，从上海回来，他们就不断往北京寄书，《巴金文选》、《冰心文选》，都给我寄，他们是在培养一个作者。他们也觉得让倪萍写书大概很难为她，让她读点书。我也真是对不起他们，回头当我和作家出版社出的时候，我内心觉得欠上海。我首先跟他们道歉了。当初也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承诺，没有说死。作家出版社这个女孩很厉害，当时她找我时我也没想出书。我形容她像泼进我们家的一盆水。你泼到谁家试试，谁能把水收起来？谁能把水扫出去？迅速就化在你家了，干了，找不着了，但这盆水确实在你家里。我们这编辑就有这么大本事，整天去。你说什么时候有空，我找你不谈书，咱俩交流。也是一大堆书拿来，咱俩聊天。她非常坦诚，把她个人的事儿全跟我说了，曾经有什么男朋友，曾经怎么样，我这人也经不住。我说我也是这么回事，她说这就很好呀，应该把这些写出来。慢慢我真的被她打动了，而且她是最专注的听者。你跟她说往事的时候，她非常专注地听你讲，她说你就把这个原封不动地写出来，要不然我替你记下来，你就这么发表。我说这叫书？她的精神打动了我，再加上北京离得确实近些，我一想上海也太远了。赵老师写书的时候，编辑陈军住在电视台附近一个特破的招待所里，赵老师录完节目就钻到小房子里。我说你上哪儿去呀？他说我的编辑住在这里头。赵老师写一篇，那编辑给他看一篇。所以有的报上说赵老师的书是对着录音机讲的，然后赵老师找人再抄下来。这对赵老师太不了解了。赵老师本来的文化水平比他写的这部书要高出好多好多倍。我说你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有的篇章像工作总结。赵老师的文化真是，他说话我张不开嘴。他说陆游的时候出口成章。他可以跟范曾、范敬宜对诗，对古诗。我听着像外星人，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他，说赵忠祥应有点自知之明，该拿着话筒就拿着话筒，别非要拿枝笔，这是我们作家的事儿，我们就是一杯清茶一枝笔。可我们就想喝白开水拿枝笔学着写，你也总该欢迎吧？这社会应该提倡。这样说行吗？（掌声）
这真叫开了戒了，在外人那儿我真不该这么说。记者采访问名人出书你怎么看？我说不管名人还是什么人，只要出书都应该欢迎。但对名人来说比较严峻的就是写的是否好？现在老百姓没那么傻，仅仅因为你是名人我就花20元钱买你一本书。杂志遍地都是，人干嘛非得看你的？这书出版之后，我觉得我跟读者最有缘。我有时开玩笑说，再闹自然灾害，我要饭的话，先从山东走起。我这辈子到死都有地方吃饭，走到哪一家，说我现在没饭吃了，人都会说挤挤，来，炕上坐一坐，我们有吃的就有你一碗汤。我相信这个，所以内心一直激励着自己，你要做一个好人。书出版了，我再一次验证了一个真理：人性的许多东西是共同的。虽然你写了你爹、你妈、你姥姥，这些天下最普通的人，也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家长里短，但是我觉得它跟每一个人都能产生共鸣，因为谁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只是人家没有写，你写了。比如说李肇星大使，山东人，他看了我的书，早上7点钟就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么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你的书，我一夜没睡，我哭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爹妈，我没尽孝心，现在他俩都过世了。我能挣钱的时候，我在国外一天60块美金的时候，我想捎点钱回来。他们死时，一摞摞的钱放在小匣子里头没花。这就是爹妈，这就是父母。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在读者中引起共鸣，觉得对社会还是有意义的。
发行量大，确实不是我的错误。说你挣钱了，我说写书确实没想着要挣钱，对我来说，要真是把心思用在挣钱上，我就不用这么辛苦地去挣钱。因为特殊的职业，我要想挣钱的话非常容易。不让你走穴，你就没有别的办法？香港、台湾、国内的好朋友，有钱的人，包括国内的大款，真愿意帮助我。但是我还是山东家乡的孩子，孔庙出生的孩子，没有办法，要一份脸面。92年去香港，一个特有钱的老板就带我们这几个演员，他喜欢的几个演员，还有几个特漂亮的模特，到一家珠宝店里去买首饰。他说我送你们，你们挑。我也去了。去了就说明我也想要，否则你可以说不去呀，人也没绑你去。记得那天我穿了件丝绸衬衣，我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吧，转来转去，最后一脖子汗，衣服都塌透了，出来了。为什么会出那么多汗呢？就是内心激烈的斗争。确实没有女人不爱首饰的。年轻的小女孩没有负担，都说我喜欢这个，老板我能买吗？可以，都记帐。我就在里面转，如果有摄像机拍下来，那窘困的样儿有多尴尬，头都抬不起来，但眼睛确实一直在看着。最后出来我没买，我也没要，但是身上汗流得衬衣都透了。我的本性并不是不爱钱，但是得看以什么方式了。很多天回来，看到这些小女孩戴上都特漂亮，我也很羡慕，但我有安慰自己的方式。过了很多天之后非常舒服，我觉得就算拿回了一个一万块钱的戒指，戴在手上，也不舒服。你跟人家不熟，也不认识。他不是你哥哥，也不是你丈夫，你也不能给人家回报什么。当时我还真想呢，送你首饰，说小姐下午请你喝杯咖啡吧，你说你去还是不去？喝完咖啡，人说上我们那儿坐会儿吧！这样的问题全都想到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按说都可以写进《日子》当中，这《日子》也有很多后续的话。
我的许多同学、老师为书中没有写到他们感到很遗憾，甚至表情上态度上也比较冷淡。我一再解释这确实不是一本自传体的书，不是说从出生起连我那接生的医生都得写上。这样已是20万字了。另外，我现在太年轻，到我70岁的时候，可能我会写《唉，我这一辈子》，把每个该写的人都写上。我们济南的同志说：济南，你一个字儿没提呀，还说我不爱这个城市。现在我都不敢回济南，说你为什么不爱这个城市？你看我在那儿建立的家庭，在那儿打碎了。我说这个不爱是我内心说不清的话题，而且不是每一个人我都能写到的。我生命过程当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确实都写不上。在前面序里我也写了，如果把所有人都写上，那，这本书什么也不用写了，光写人名了。确实，我这人运气就是这么好，一生当中都有人帮我。每当困难的时候，挺不住了，觉得明天过不去了，一定会有人帮你，所以我老有欠债感。有一篇叫《债务》，我没收录到书里，留下来了，很沉重。人最麻烦的就是欠债，你能给人做什么？很多观众给你写信，包括今天来听你说废话的这些观众，你说你能给他们提工资，还是能给他们提级？什么都不能。那又为什么？这是你神圣的职业所带来的。这个我心里很清楚。今天我面对这么多人，我说我做人有我的原则，就是说别人可以请别人写，但是我不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公众形象，你都不能面对观众坦诚地说我就是这点水平，我还要请人代写，我觉得我不用。你回去后仔细看就知道是我写的了，全是大白话。这也是我一贯追求的风格。有很多评论者说，倪萍在台上主持就没文化，全说些大白话。我说，其实这是我精心追求的。我会不会说：天高气朗，秋高气爽，又一个金色的秋天向我们走来，火红的太阳让我们感到明媚的阳光。会不会这样说？也会，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这样说。我力求直说：秋天，一睁开眼睛，太阳晃得你就想闭上，然后太阳晒得你浑身特别舒服，你就怕冬天快点来。我觉得能表达我刚才这意思。可这样，被一些人说没有文化。但我在节目中，经常把有文化的词打碎了，经常有编导说：电视本身就是通俗文化、大众文化、通俗媒体，你甭在上面咬文嚼字，跟它的属性相违背。这也是《文化视点》失败的原因。中国人最烦开会了，我们却开个栏目坐那儿开会；中国人最烦说理论问题，我们却在那儿说小品追溯到哪一年开始，现在为什么走下坡路？这当然没有人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犯这样的错误，就该着让我犯这样一个错误，让我摔个大跟头，狠狠地教训我。因为我在节目中一贯追求的，而我们过去节目当中就不准出现。比如这次我们全国主持人全要上岗考试，全都要讲普通话，特别规范。结果发现许多人都不规范，我是最不规范的，因为在台上我经常说一些落实到文字写不下去的话。比如说现场突然有个老大爷摔倒了，哎呀，我说老大爷你没摔着吧？老大爷说没事没事。我说每一个人面对摄像机都有点紧张，你先坐下歇会儿，喘喘气，待会儿我再问您。后来写到什么叫喘喘气，人家在喘着气儿，但是确实表达了我非常由衷的对爹妈的一种感情，就怕刚才一紧张，这么多人，心脏容易激动，要松弛一下。换个文一些的说法：大爷您没有摔着吧？您平静一下。究竟是这样有文化，还是我这个“喘喘气”没文化？我现在不知道。我认定了,我去广播学院讲课也这样。我们不是广播学院毕业的,因此称作“野路子”，但是广播学院又聘我为兼职教授。广播学院经常征求我的意见，有些讲课，拿来一些理论，我说对不起，老师，我要去讲，完全跟你们唱反调。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研究的这些，我到实践中用不上,因为我是做现场直播的。应该说我是咱们国家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连续做直播的主持人，每次节目都是直播。现在我们台节目大部分还是录播。直播，你说错了就永远错了，你不可能说：“对不起导演，我再重来一次”。所以使得你必须真的要准备好再上来。昨天袁鸣问我说：倪萍你带没带袜子？上场前我忘带袜子了。我说我是个战士，上场前要带上所有的子弹。你要什么样儿的吧？拉开包给她一双袜子。对我来说，上场之前没有找不到的东西，但在生活中我确实乱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我很敬业，因为你不敬业上场就露丑。你说我想潇洒地玩一玩，今天到什么剧场我不用想，他姓什么我也不用想，现场我就现蒙，说同志你姓什么？你就容易出错。每一点你都得准备充分，就像考试一样。有的主持人说，倪老师，我怎么上台就紧张呢？消除紧张的办法是什么？我说没有办法，就是用功。你对你爸爸妈妈紧不紧张？当问到你爸妈叫什么的时候，没有一个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你太熟悉他了。可当你要问昨天到你们单位的经理叫什么？你会说，哎哟…，因为你不熟悉他。人就是这样的。我跟杨澜算台里最好的，最用功的就是我们俩。你什么时候看到面对墙在那儿站着的，就是我们俩，一定是我们俩。不像现在直播大家还打打闹闹，以为上去我就可以。偶尔一次可以，可总有露大怯的时候。我直播这些年吧，基本没有露大怯的时候。有人说倪萍有关系，在中央台根子特硬，要不老占着这个位置？我不是，真不是靠关系。因为每个做领导的都愿意把工作交给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人，特别是直播，不敢开玩笑。说今天是个重要的直播，还是倪萍上吧，她不容易说错。我们的节目经常在直播前10分钟说：张××不来了，改成李××，别忘了。可你5天里脑中全是张××，你上台也容易说成张××。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十五大时，中央领导都坐在台下，你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时候你不能说错一个字，而且你断一个字下面就接不上去，就会成为你故意的，你什么意思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不能二二乎乎地在做节目，你必须全力以赴的。那天我跟我先生说，我就该得心脏病。真的，我应该得。每天我的心脏快速地收缩，快速地放歇，人说你对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充满着热爱和感情。有人说，她是演员，她会演戏。好，就算我是演员，你也该佩服我的敬业精神。已经8年了，一直这样演下去。我没有一次节目在台上说因为我今天身体有病，情绪不好而怠慢了观众，没有一次这样。当然也有人反对，说把你的感情收一收，人家真不愿意看你老在台上激动。昨天我很庆幸在金话筒的颁奖晚会上有两个动情点没让我说。一个让辽宁台的主持人李珂说了，另外一个是敬一丹说。就她在介绍那个小孩时，我在台下做观众，我化着妆，待会儿我要上台演节目，我还上了睫毛膏，结果哭出两行黑泪。我没法控制自己，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生命和情感都倾注在节目当中的这么一个人。我不会长久做主持人。有记者问我，你将来怎么打算？你没有危机感吗？我心想，我早就不想做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只有这一项我能做好，只要勤奋，做另外一项工作我觉得也能做好，而且真的不一定要出名。咱们坐在台上台下是互相羡慕，我羡慕你们拥有自己的天地，我现在基本上是半透明体的人，你想改变这种命运已经不可能了。
有记者说，你对自己的书畅销怎么看？那意思是，也没见她写那么好，发行量那么大？我说，公平点，我的书发行量大，你没见我的绯闻、小道消息传得也广吗？多少报纸登我今天离婚明天结婚的？今天和张三好，明天和李四好了？它这个传播得也特别大，这就是你职业的特点。我真的知道我这本书要排名次的话，肯定是后几位的。但为什么发行量那么大？是因为得益于我的职业。人们看我更多的是想了解电视上的那个倪萍生活中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中国又出了个好作家，是要看看文学作品。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同时我也明白，我还得继续努力，因为你已经被推到了一个人们所期待的位置上。另外，许多人在关照着你，好像你已经拥有了这种可以为社会做一份事情的能力了。比如说，有人说我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确实没有机会和条件。在全国青联会上，我说我愿意为青年朋友做点事儿，我具有这种能力。可能大人不会听，孩子们会听。倪萍阿姨跟青少年和孩子们说，回家一定得帮父母干点活，不然大了后悔。他们会相信倪萍阿姨说的话。如果突然站出个女同志说你们回家帮父母干活，孩子会说这人有什么毛病，谁听她的？而倪萍阿姨说有时会信。这是我职业的特点。你有这份能力为什么不为社会做一份贡献呢？这个社会是属于大家的，因此我不会从此就回家，每天抱着孩子吃三顿饭，吃得特饱特胖再开始等死。我本性不是这样的人，努力地总想做一点事情。但真不是想做出名的事儿，出名我是出怕了。我过去说话是腾一下就脸红的人，现在脸皮真的变得很厚，慢慢心变硬了，脸变厚了，这怎么得了？我过去有点事脸就红了，他们说你要看什么事，就看倪萍的脸就行了。现在当着这么多人说话也没觉得脸红。就是说已经习惯了。我选历史系，我觉得我是有思考的人，每天都在想，现在社会能跟历史对照起来，在媒体上工作不能误人子弟。将来不一定当主持人，当编导啊，我觉得都该是个很出色的人。我逐渐把一些综艺节目推掉了。综艺节目还是需要年轻化，年龄很重要，虽然不是说俊男靓女，21、22岁小女孩没什么好看的。我对周涛说，你快点接我，我做不了。现在王刚调离中央电视台了，周涛一个人，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么多直播。我现在还帮她做一点，日后大概很快会做得少一点，看看台里的需要。需要第一，个人选择第二。不像地方台，地方台不给房子，不办户口。我们那儿又给房子又办户口，你就得好好在这儿干。现在都是招聘，我属于原来主持人队伍中待遇最高的那部分。我现在是正教授级。现在没有人，程前也走了，女主持人现在就是周涛、雪纯。看起来多，真正用起来不够。说重要场合还要你出来，你硬不出来？我现在真不需要再出镜了，再出我觉得难受。电视台对我真是有恩。我对王刚、程前聊起来，我说你们走吧，我是电视台培养起来的。电视台这么多年所有的最重要的晚会，最信任地把话筒交给了我，我想我应该报答电视台。
现在生活的状况，小报不也登了吗？后来我们也结婚了，也确实挺好的。王文澜在《中国日报》当记者，本来是个十分安静的人，现在让我搅和的，好多人往日报写信。我说，他也没多好，一般，我们就是合适。人生挺难合适的。我说感谢上帝，感谢大家，怎么犯了这么多错误的人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挺感谢的。（掌声）
我的状况就这样，那么多的朋友都坐在这儿。大家想听什么？刚才我仔细一看，还有非常大的老同志，真是对不住大家。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就说，今天就像在自家一样，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在家发不发火？我都可以回答，也不枉大家老远来一趟。咱们记者写的时候手下留情，好不好？
观众：倪萍，我怎么觉得你瘦了呢？我是在上海读书的，我今天很高兴能与你做直接的交流。我生日在青岛过的，过了20岁的生日。我觉得今年生日最让我难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母送我一本你写的《日子》。我父母在上面题词，希望我过好自己的日子。原来没出来读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父母恩。在上海读了一年书后，本来就很想家，今年看了你《日子》上写的，特别是“姥姥”那一章，我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我们住得蛮近，我在莱芜一路。
倪萍：我以前上小学每天都路过莱芜一路。
观众：今天我想把机会让给更多观众，不想占很多的时间。我想以一个家乡人的口吻跟你这样说：就是不管你有多难，你是我们的骄傲。我一直很理解很理解你。我希望你能够站直喽，别趴下。
倪萍：倒不会趴下了，老驼着背。
观众：在你主持风格上，很多评论说你一直给大家很热情洋溢的感觉。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变一下你这种主持风格？
倪萍：她问到一个专业的问题。现在很多广播学院的老师和专家就评论说，主持风格，你是不是应该改一下，别那么热情？我说主持风格要是能改的话，我们的广播学院就会按风格分16个班：第一班是幽默型的，第二班是纯朴型的，三班是智慧型的，四班是博学型的，分16种。我们说这个节目需要幽默型的，从一班挑出6个来。如果能改变的话，广播学院也不发怵了，一年几十个学生，几年才出一个呢。因为主持人更多的是人，风格更多的是人格，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跟广播学院的老师说了，我说风格是什么？其实是人。当你面对镜头的时候，你很难掩饰自己的缺点、优点，非常难。你是非常热情的人，你非常难理智地说，今天大家都来了，我看见大家了，很谢谢。各位有什么问题问吧。我要像这样地装一上午就把我累死了。我特别由衷地说，我的风格恐怕是很难改变的，只能是少露面。
观众：我称您为倪老师，因为我是个中学语文老师，您是教授。我有个另外方面的问题，您刚才谈到文化。我看总标题，倪萍的倪，它是单仁加上简化的“儿”字,文汇报的“汇”字,它写的是繁体的汇字,“报”字也是繁体的，“笔会”也是繁体的。按说这是不规范的。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倪萍：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组织这个大标题的同志非常了解我，也非常了解《文汇报》。《文汇报》是个有文化的报纸，所以用繁体字；倪萍没有文化，随便写。
观众：倪萍老师，您是电影演员，还演过电视剧，现在有没有这方面打算？如果电视台有这方面规定，如果要演出，碰到这种矛盾，怎么处理？
倪萍：这种矛盾我已经碰到了。有许多人来找我，特别是最近。王刚和程前他们都在演，也想让我演，也觉得我的主持人做得差不多了。但是我刚才在台上不是说了吗？我内心觉得对电视台有种回报，人不能说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还要丢弃一方，不能完全都能得到。如果有一天电视台说不需要你了，你下岗。我说看看哪个电视剧合适去演演。现在电视台还需要你，我就说行，我先干着。
观众：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我妈妈的性格和你一样的，也时常激动，也很爱笑。我祝您新年快乐，祝您永远很开心。
观众：我们刚才听了你的演讲。以前的演讲总装腔作势的，但你今天讲的特别好，你写的书我们也特别喜欢。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讲的特别实在，我们大家也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今天各方面的人士都有，我想了解在你的辉煌中，在人生过程中，特别难忘的，给我们讲一讲。
倪萍：要说一次最难忘的恐怕涵盖不了我的人生。我做了一份很特殊的工作，它还不像你在工厂里做一个纺织女工，工作本身提供了你一份平静的生活，顶多你和车间主任打了一仗。对我来说，每一天你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比如刚才这个老同志已经72岁了，他今天早晨5点钟就来了。他是从很远的郊区来的，就是来给我送一封信，告诉我说你回去再看。我尊重他的意见，回去再看。他信皮上说不是为了交流，是老年人对青年人的鼓励、慰问。这个老同志写的浦东新区五廉路，我回去一定给这个老同志写信。我是一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所有的事情大量地往脑子里记，贮存。这不是故意的，你挡都挡不住。像这样的老同志，你到底能给他解决什么困难？5点钟上这儿来，他一定不是坐的士车来的，坐公共汽车，大早的5点，天还没有亮，还下着雨，到底干嘛？你能干吗？比如有些人说我有困难，孩子病了，你能替我找找医生，对你有所求。大部分人对你是无所求的，所以这些都非常……
观众：倪老师，有人说你搞《文化视点》是失败了，说你没文化。我觉得文化这个词儿不应该用学术文化来探讨，因为你搞的那个节目不适合你情感型、魅力型主持，你没有必要改变你自己，就是你将来成为有学术学位的人，我觉得你还是保持这种面貌，魅力型的主持人。如果你把自己变成白岩松，我就不想看。我就看白岩松思考型主持人，所以风格就是人。我认可敬一丹朴素的风格也挺适合。老人给你来信，就是你有家长里短风格，质朴本色，这种风格不矫饰。宁可保持质朴风格为好，并不是说没有文化。“文化”这个词儿本身就有多种的解释。比如说你的人情就是一种文化。对“文化”这个词不要像搞学术研讨会。像这样的场合，文化的内涵是有多层次的。因此，文化定义你不要去管，要学会放松。我希望你日常生活中要学会休息，不要太累；太累,我们就要少看你很多的节目。你要学会宁可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也要学会放松，学会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
倪萍：这像我兄弟说的。我们家人都说你整天这么累，真受不了，赶紧休息。有人跟我母亲说：你女儿真了不起。我妈都不愿意听，扭头就走。我妈说在她眼里，女儿其实是不幸的。这么大了，也没孩子也没家，光出名干嘛？你最后跟谁过？所以你就能懂这种内心的苦。
观众：首先能够很荣幸跟你站在一起，我是一位业余小主持人。平时我们在主持学习当中碰到很多困难，当然你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遇到什么困难，你是怎么样去克服的？
倪萍：你给我举个例子，你遇到过什么困难？
观众：在主持的时候，有时因为毕竟自己是个学生，在某些事情方面看得也不是很多，会有不正确的判断时，好像感觉人家不会很喜欢你。
倪萍：这个不要紧。比如说碰到你不懂的事儿，就不要装懂，然后就说我就是不懂。这个字念什么，我确实不认识，你能告诉我吗？人家告诉你了，你也就知道了。大家更觉得诚实。
观众：作为主持人，你认为应该具备哪些风格和素质？最起码具备哪些？
倪萍：等我给你写信吧，你留个地址，阿姨告诉你怎么当主持人。反正我现在不提倡孩子们说要做主持人，当演员，弹钢琴。做什么人先把知识学好，你将来不管干什么。现在很多孩子都说，包括上了广播学院的说，倪萍，告诉我们怎么迅速地进入工作状态？我说你不用，都不用。你先努力读书，千万别学怎么主持。你拼命读各种各样书籍，到最后你马上要毕业了，你来找我一个月，我告诉你一个秘方。主持技巧占1％，99％是你做人，做文化，读书，学别人的优点。然后剩下什么是技巧，我觉得主持人没技巧。他们说，不对不对，不可能。主持人真的是没有技巧，因为观众非常宽容了，没有人因为主持人长什么样、普通话标不标准而厌弃他，而靠思想和智慧。因此说，我的话非常标准，有什么用？谁听啊？有的家长就说，我的孩子想当主持人，你看怎么办？我说，先好好学习，没有任何办法。今年广播学院招收的学生只要60名，考生8000，托我关系就20个，都是很久以前的朋友，说咱们过去是同事，你无论如何这个忙都要帮。我说，这个忙无论如何帮不上。为什么呢？严格到什么程度，你比吧，8000个取60，因此别寄希望说我通过关系一夜就成名了。现在确实主持人的位置很显赫，很多人都想做这个，其实不见得。现在为什么像袁鸣、曹可凡这样的大学毕业不是学主持人的依然那么受欢迎？就是告诉孩子要好好读书，你读好了书，你卖纸卖得都比别人多，肯定是这样。我说得读书，并不是死啃书本。
观众：今天面对这么多朋友，我们的倪大姐，因为俺也是山东人，我原先在好八连当过兵，现在到地方上工作。今天倪大姐这么朴实，这么远程来这里演讲，我非常荣幸。我想请教倪大姐，在名人背后，一定经历了很多艰辛。我想请你给我指点一下，遇到困难和艰辛，你是怎么克服的？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电影演员郑少秋还能红10年，我想我们的倪大姐不会红10年吗？
倪萍：第一，我也不想红10年，一天都不用红了。第二，困难和挫折，我觉得就应该有。人要是没有困难和挫折，这一生也没有意思。有困难不算什么，过去就过去，过不去也死不了。我觉得没什么，都特别正常。要说秘方也没有，你不克服也得咬着牙克服，你怎么办？你遇到了。比如你今天腿摔坏了，你说你怎么着？你忍着，今天你活该倒霉了，明天再摔不着就行了，这不要紧的。
观众：我代表众多的观众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第一代主持人赵老师在“岁月”里有一句话，他对自己工作、学习、生活有个总结，总结了“有子便是福，无官一身轻”。你对自己工作、生活的座右铭是什么？
倪萍：我的座右铭没有说张口就能来，一直觉得有朋友是财富。我其实很看重朋友。这种朋友就是给过我很多帮助，我也能给予他们点什么。对于人生来说，人生一切事情都该发生，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所以我一直按着这个去走，我都觉得应该的。不管我是倒霉了，还是好了，我觉得该着这样，你就不抱怨了。你觉得不该，就老有痛苦。我没有赵老师这么大的文化，所以我也说不出来。
观众：我代表众多朋友说一句：谁人背后不被说？谁人人前不说人？我愿你按照自己的方向走下去。
观众：人怕出名猪怕壮。因为没有出名的人拼命想出名，出了名的人又害怕出名，就好像钱钟书所说的围城吗。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个观点，我说倪萍处在这样的位置，受到很多争议，是个好现象，证明她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有分量。如果大家不去争议你呢，那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倪萍：87年吧，谢晋导演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对美国的记者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记者很快就打断他了，请问谢先生，我们不懂，猪不是越肥越好吗？为什么中国怕猪肥了？谢晋想了想，无法回答，说这是中国的特色吧！
观众：倪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孩子妈妈，你想啥时候要孩子？
倪萍：书最后一章我写了要做母亲嘛，现在有一批读者给我写信，以为我生不了孩子，有给我寄秘方的，有的告诉我什么月份怀好，有的告诉我这当中吃什么好，有的说……我倒无从下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说虎年千万别生，有的说虎年好啊，有的说你跟什么属相合适。我现在成了一种压力了，我要是不生，有人说这家伙有病。我现在想赶紧生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打算尽快，年龄大了，38岁，再不生够呛了。有朋友说，你要生不了，就把孩子给你。
观众：我们是从浦东来的，那里还有我们很多同学。说素质教育，我们下学还有那么多功课压着，我们很压抑。现在家长向分数看齐，只要考得好，就是好学生，其他什么都不管。弹琴、手风琴，什么都是一窝风地往前赶。我们觉得中学生太累了，书包装太多的参考书，脑子装得太多。你有什么看法？
倪萍：先说你们这种行为就特让我吃惊。我小时绝不敢当众谈这样的问题。老师逼着学习，我们压力太大。你们真是了不起，你们的问题属于应由国家教委解决的问题和中央电视台协助解决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带给《实话实说》的崔永元叔叔，争取让他开设这样一个论题，让他办一期这样的节目，让家长都听听孩子们背着这么沉重的书包到底怎么办？听听同学们的心声，听听家长的心声，听听老师的心声，也许会找到一种办法，好吗？
观众：我明天就要在国旗下讲话，我的题目是《请相信你能成功》。我面对的是我的同龄人，许许多多的同龄人。我想他们也和我一样被沉重的压力压着，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差生，一直在家长老师压力下觉得很痛苦。我想通过我的文章告诉他们，你们也能成功。请倪老师给我辅导一下可以吗？
倪萍：大家都等着呢，你放在最后，等会好吗？
观众：请你签个名，我是个业余节目主持人，今天非常激动。我心砰砰跳，非常佩服你，诚恳地希望你走出《文化视点》的阴影。我觉得那不是失败，那是承担，是一种勇气，各有各的特点。我希望周涛不要学您，你的风格我们非常欢迎，所以不能改变。我希望您再出书，出一本主持方面的书。我从宝山过来，6点出来，7点多到这儿。希望你永远保持这种风格。
观众：过去你很喜欢穿红衣服，现在喜欢穿黑衣服，什么原因？
倪萍：过去都在电视上穿红衣服，生活中没穿过一件红衣服。个子高，皮肤又黑，显得特别傻。电视上民俗要喜庆，那生活中穿黑衣服衬着脸还好一点，人总该有点自知之明。
观众：你是我最崇拜、羡慕的女主持人。请问你在第一次婚姻、第二次婚姻之间有10年。如果没有第一次婚姻失败，你可能还在山东。但是第一次失败后你到了中央电视台。你认为自己是得多失多？
倪萍：人生不好这么说，说因为你有了第一次婚姻失败才有了去中央电视台的辉煌，千万不敢这么说。这完全是两回事。这真是两回事，相互没有联系。
观众：现在老百姓对演员的高收入很有看法，收入太高了，跟普通老百姓相差很大的距离，而且很多演员交税的情况又不太好。又高收入又不交税，与普通百姓距离大，下岗又这么多，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倪萍：我在文艺圈里对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有些媒体宣传报道上出入很大，大部分演员在交税上、收入问题上做得还是比较得体的。当然您说的是极个别的在媒体上曝光的，那些出入也非常大，这里有很复杂的原因。要相信一点，那些演员没有那么傻去做事的。凡事都先想到自己，说奋斗了那么多年，你不给我多少钱，我就不来，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有一次就有那样的事情，有个企业家打赌，说我就能把谁找来唱，那人说你肯定不能。一定能。于是就托人找他。演员说我没有时间，去不了。你要多少钱？多少钱我也去不了。不可能，我说一个数，你来不来？他一听，说了天方夜谭的数，就去了。后来那演员真去了，对方就打输了。这个演员是牺牲品，总而言之不被尊重。在这当中许许多多是商业演出，商业演出进入市场了，没有一张票是主办单位拿着枪逼着你必须看，所以你掏50元钱来看这场演出，一定是你愿意买或朋友愿意送。歌手觉得承办人通过我赚了那么多钱，狠狠要你。承办人觉得我要不赚你的钱我就亏了。所以利益抬起价钱，使得这市场混乱。文化部现在已经着手解决了。
观众：我一直比较喜欢你的主持风格，我觉得倪萍就是倪萍，世界上只有一个倪萍。你该保持你的风格。你有没有今后打算主持一个女人专题节目？
倪萍：我现在急于要办的事儿很多。刚才一个同志不是说了，我都30多了，马上要孩子，生了孩子再说。也许会抱着孩子主持一个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节目。
观众：你算是成功女士。女人在事业上要成功，应该注意些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倪萍：那就多了。要顾及家庭，不顾及家庭最后自己倒霉。（李珂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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