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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崧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19日 16:43
清人张之屏说；作字如论史，必须有才、学、识，并认为尤须有“不震于大名，不囿于风尚”的高眼光，故“三者之中，识为尤要”(《书法真拴.谈屑》)。百年书坛，风气更迭，名家擅场，王霸杂出，一时难与评说。而“不震于大名，不囿于风尚”，卓荦独立，以自成一家气格者，亦代有其人。当代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蒋维崧教授便是其一。
蒋维崧，字峻斋，一九一五年生于江苏常孙。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大学助教、广西大学讲师、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曾兼任中国训话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现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如果把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历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前期成果应以篆刻和行书为主。后期则以金文书法为主。
先生系统进行艺术研究，应从在中央大学学习期间选修乔大壮先生书法、篆刻课程开始，时在一九三六年。因为先生有早年书法、篆刻的基础，所以，一经乔先生指点，技艺就突飞猛进，不久便成了乔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先生的篆刻成绩引起全校师生的注目，当时任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先生也赞赏不已，并请先生刻印。一九三九年，潘伯鹰先生介绍为章士钊先生刻印，章曾以“作者篆刻擅巴蜀”的诗句给予赞扬。后来印艺益进，文化名流求治印者不期而至，声名由此远播。
先生治印，历来求精、求雅、求巧，而不求多。即追求格调的高雅，构思的巧妙，刀法、线条和整个印面的精致，而且一以贯之数十年。
先生治印明显接受了乔大壮先生的艺术主张，但在保持乔派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探索。比如爱取大篆古籀入印，是乔先生篆刻的一大特色，但由于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越来越丰富，加上蒋先生长期从事文字学研究，又特别喜欢和擅长金文书法，所以他在引金文入印方面做得更加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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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陈出新，我们最好能结合他的艺术见解来略加说明。先生曾经对笔者说过：“艺术的出新，并不是要把一切旧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要我们根据现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为突破口进行探索，以此推动艺术的进步。许多人把创作的调子唱得太高，以为一定要搞出个面目全非来才是新，结果只好从丑、怪里找出路，走上了邪路。”又说：“中国诗文里有用典故的习惯。用典故可以使人产生许多历史的联想。我们刻印也要在旧面目上增加一些新东西，让人对古代艺术形式产生联想，从而赋予旧有艺术新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这一点也可以用先生的行书来说明。先生写行书，最重“行”的节奏和韵律，所以他的运笔，行止合度，不激不厉，不飘不滞，一任天机流衍，丝毫没有故作夸饰的地方。作品喜欢字字独立，不枝不蔓，却又笔笔呼应，顾盼有情，形断意连，略无挂碍。用墨喜和润，用笔取含蓄，故其书清婉多姿，温润可人，其文人书卷气息溢于字里行间，谦谦君子风度跃然楮墨之上。我读先生的行书，有时觉得并不是欣赏一幅艺术品，而是接受一种道德洗礼，油然而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联想和慨叹，从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先生的行书成就当然与他的学习历程密切有关。先生早年写楷书，由褚遂良、虞世南入手，多参行意。由此入行，不仅基础扎实，而且过渡十分自然。由此远寻二王法，近师沈尹老，终成一家面目。赵宦光说：“入门正，骨始生； 师友直，学始立。”(《寒山帚谈·学力》)先生早窥名家门户，复受名师规箴，则骨生学立，似乎必有大成矣。可赵宦光接着还有一句话，说：“若但委之血肉之骨，乃是古障；任己孤陋寡闻，乃是死魔。”说得真是精彩极了。东坡论作字之法，以为“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正是此理。先生学书的时代，碑风已是强弯之末，冷静的书家早已觉察到一味尊碑所带来的弊端。先生就曾经对笔者说过：“北碑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对你也许无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它使用的工具和材料都是柔性的，书法就要适应和发扬这种柔性性能；作为一种书体，行书又最讲究流利。所以，融北碑人行书是难以和谐的。这就象诗歌讲究情调、意境一样，你用北碑风格去写王维的诗就很别扭。”他又说：“写行书讲究抑扬顿挫。怎么讲究呢?打个比方说：一个人朗诵诗，听他朗诵的语气和节奏，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首诗理解不理解了。这就是说，写行书不仅要有适合写行书的文辞，还要有适合写行书的运笔方式和节奏，而且，这种节奏还要与书写的具体内容相一致。”
听了这两段话再来看先生的行书作品，探讨先生的艺术追求，就能别有会心了。所以我说，入门正，师友直，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艺术乃是自我人格和审美情趣的载体。食桑而吐者丝，采花而酿者蜜。 师古之得法，博采之用心，贵在知善恶，辨雅俗，有自我。否则，生吞活剥。不知去取，败笔效颦，求古戾古，何足道哉。张之屏说过：“我辈幸生于古人后，得古人为锤炉，借古人以攻错，苟有美质，加以洗炼，以垂嘉誉，以壮国光，岂非快事哉!”(《书法真拴·绪言》)我觉得先生正是这段话的躬行者。
蒋先生在篆刻和行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应该大书一笔的还要数他的金文书法艺术。纵观“金文时代”以后的金文书法史，我们可以看到，金文书法风格主要有三种明显的分野：一类是追求工稳的，大致以线条平匀、结体工整为基本特征，这一类作品为最多；另外两种，一类是追求“金石气”的，多以枯笔、颤笔、方折顿挫等笔法表现；一类是追求“行草意”的，如写行草，随体洁拙。这二类作品各有特色，其中有些甚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整个社会从事金文书法艺术实践的时间不长，同隶、楷、行、草等书体相比，其总体水平就显得相对落后了。如第一类，作者在书写时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篆笔法，线条平均，结体和章法都过分整饬，很难用笔墨表现书家个性。后两类显然是受邓石如以来碑风的启发和影响，硬是用毛笔、水墨、宣纸等柔性材料去表现刻铸工艺中的“金石气”——甚至还要加上“泐损气”，如果表现手法不当，难免弄巧成拙。用“行草意”写金文，自无不可，但如过于粗率，则与金文庄严、静穆和雍容华贵就显得很不和谐。窃以为金文书法的推陈出新虽有多途，但主要着眼点不应放在外部形式上，特别是不应简单地在线条和笔墨上做作，在结体上动手术。而是要在“内修”上下功夫，即追求线条质量、笔墨质量、结体上的精构和巧妙变化，在笔墨情趣、神采韵味、在这些方面，清代至近现代书家也多有建树，代有其人，而蒋先生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见到的“金文”是书写后经过刻模、浇铸等复杂工艺过程和长期风化、锈蚀、泐损后显现在青铜器上的作品，临摹和创作金文作品，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简单地“恢复”和“再现”刻铸品上的金文，而是要求书写者站在今天的学术高度和艺术高度去认识、解读那些刻铸品，然后再用自己的综合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去“重塑”和“创作”。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书写者的上述综合素质。把蒋先生的金文临摹品和用金文书体创作的书法作品同原金文拓印品作比较，同“金文时代”以后的历代金文书法作品做比较，深感其中的一些差别实不可以道里计。
首先，先生的作品丰富了线条变化和笔墨情趣，表现了书卷气。书法是笔墨线条的艺术。书法的神韵、情感、趣味、层次感、立体感、律动感、生命力、书卷气、明暗动静变化等等艺术因素，主要靠线条和墨韵来体现。如果说线条是书法艺术的生命的话，那么，水墨则是书法艺术生命体的血肉。先生写金文，一改金文拓印品和前人作品中一些过于纤弱、臃肿或板滞的线条，代之以强健、隽季和灵动；对于过于严整等宽的线条，则增加了粗细变化；弱化肥笔，缩小了肥瘦悬殊；弱化方折，增加了圆转变化。这也是改“刻铸”和“笔墨”之后的必然趋势。用墨方面，先生讲究和润。一般人用他调制的墨来写字，也许难得理想的效果；而先生则靠超凡的控墨能力，运笔果断爽利，擒纵有致，加上轻重、徐疾、提按的变化。写出的线条沉着痛快，流走自如、多彩多姿，把阴柔和阳刚、筋骨和血肉、形质和性情、飞白和墨晕、笔的弹力和墨的张力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充满金石气息的刻铸品、拓印品写成了洋溢书卷气息的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从而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次，先生的作品调整了字的结体和章法。先生的临摹功夫罕有其匹，下笔如有神，形态毕肖，但如果遇到原拓本中字的线条或部件有明显夺衍、变形、借位等情况，先生都要参考不同器铭中相同的字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历史和艺术的真实，更臻完美。而用金文组词成句的作品，先生则注意根据总体的需要，在结体上增加一些参差错落、俯仰欹侧等细微变化，以奇正变化之势丰富字形，增加动感。在大章法上，则改变以前限于一器之内的有限天地进行布自的方法，而是适应宣纸书写和室内悬挂等需要，灵活安排章法。
研究蒋先生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笔者深深感到自己私心推崇和追求的“以人格、学问滋养艺品》的治艺准则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天衣无缝地体现。面对先生的艺术作品，我们每个人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艺术思想，从而也了解他艺术追求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惊人的和谐。那就是他那严谨、静穆的金文，心气和平的行书，庄峻有法的小篆，淳朴古淡的隶书，神清骨秀的篆刻，同他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人格精神，高古超迈的胸襟情怀，博闻卓见的学养学识，科学、缜密的治学态度，甚至同他温雅、谦和的步履神态和骏骨逸情等，都达到了高度地和谐统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蒋维崧先生及其书法篆刻艺术。
徐超（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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