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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画事：女儿眼中的傅抱石
央视国际 2004年05月08日 10:20
王岩 姜薇 王会
女儿傅益瑶眼中的傅抱石
在中国美术馆欣赏了气势恢宏，每一幅都有数米之高而画工又十分细腻独特的水墨画之后，记者却无法把这些已被日本寺院收藏的巨作与眼前这位身材瘦小的女画家傅益瑶联系在一起。作为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傅抱石的女儿，在父亲生前她却从未动过画笔，而日后几十年离开父亲的艰难岁月中，傅益瑶不仅开始了水墨画的创作，还以自己独特的画风成为当今艺坛的著名画家，这本身就成为一个传奇。
记者面前的傅益瑶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势。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她却亲切地拉着记者的手有说有笑，在回宾馆的路上，还带你躲避着下班的车流。她十分认真地倾听并回答每一个问题，真诚地望着你的眼睛，目光之清纯使人忘记了她今年已经年过五十。说到有趣之处，她会手舞足蹈地放声大笑，但每每提到自己的父亲，画家的目光和声音就变得柔和起来———有关父亲的记忆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忘，相反，每每提笔作画，傅益瑶说自己却常常能感受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能与父亲在画中相遇。
爸爸有句名言：我们家是建设性的吵架
爸爸骨子里是一个很严正的人，对孩子更是如此，是“严父”的模范。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有个好品性。爸爸总是说：一个人的品性是可以“打”出来的，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因此，爸爸的规矩很多，在我看来总是“小题大做”，比如从来不许孩子们在饭桌上乱讲话，谁犯了规，爸爸就毫不留情地用筷子敲他的头。
虽然在家里大家都很懂规矩,可是家里并不是死气沉沉的，总是闹哄哄的，充满一种中国式的浓郁的火热的家庭气氛，而家中最大的“火球”就是爸爸，当爸爸在家时，总是听到父亲的笑声和谈话声，每当父亲因为出差不在家时家里就会很安静，让人觉得很不对头。当爸爸回来时，孩子们就会像小猫小狗一样在门口叫喊着迎接他。
爸爸有句名言：我们家是建设性的吵架。爸爸和妈妈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像吵架一样。家里常会出现这种场景：父亲在楼上端着茶，母亲在楼下端着茶，两个人就一个问题“来回”探讨，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哲学和小说，无所不“吵”。父亲住楼上，他时不时地下来添茶水，往往上上下下跑上七八趟，一次谈话才告一段落。
爸爸总是告诉我：我不要你做什么大科学家、物理学家和艺术家，只希望你能做个好的文化人。有知识就行了，可是女儿家的我不管这些，特别爱漂亮，总是喜欢一切时髦的东西，想当电影明星，于是自己就跑到曹雨林老先生那里要学习表演；觉得英语先进了，就一样闹着上英语系去学习外语。可是固执的父亲却逼我上中文系，父亲说：“无论你将来做什么，都要先把中文的底子打好，中文包罗万象：天文、地理、哲学，这都是做好一切学问的基础。”于是，他把我送到当时全国中文师资最好的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
当我收到南京师范学院的通知书时，在地上足足滚了十几分钟，发泄对父亲安排的愤怒。当时，我觉得我所憧憬的多姿多彩的一生全都毁了，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真的感激爸爸的固执，他让我有了一个中文的扎实功底。曾经爸爸交给我一本《古文观止》，每一篇都细心地打上记号，五角星代表要倒背如流的名篇，圈是要精读的，三角是略读的，叉是千万不能看的。爸爸从不让我学什么“卡片学问”，他说记在卡片上不是真学问，一定要把文章都打在肚子里。学问要成为自己的，能拿能用。有一次，为了让我记住《滕王阁序》，爸爸亲自当起了演员，一会儿是14岁的王勃；一会儿是狡猾的都督；一会儿又是趋炎附势的众才子，从王勃进店开始栩栩如生地演了一遍，最后演旁观的酒店老板时，爸爸突然站起来，拍案叫绝，手里的烟灰散了一桌。
我的人生铺垫都是父亲在的时候铺垫的，不仅仅是做人，作画也是一样
我的人生铺垫都是父亲在的时候铺垫的，不仅仅是做人，作画也是一样。虽然父亲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当画家。在当时我的小脑袋看来，画画真的太土也太苦了。我最喜欢的是演戏和电影，特别想做电影明星。可当我以后成了画家，画起了水墨画，我就越来越感谢父亲给我的创作打了一个牢靠的底子。
父亲有句名言：品性是可以打出来的，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因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没有勉强我学过什么技艺或者要求我将来成为什么人物。他只是慈祥热情地把我接纳到他的生活里，让我在认识他的同时，也熟悉了他的人文思想和艺术气质。我家客厅里有张小沙发凳，一直放在父亲的大沙发旁边，就是在这张小凳子上使我津津有味地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我家从来就有一种清谈之风，有客人时，总会谈到深夜，谈的不外乎文、艺、史、哲等，就是没有客人，父亲也会对我们谈起各种有趣的事。他的记忆力很好，历史典故都能倒背如流。我记得最好的散文诗词，很多都是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口传身教给我的。当时我并不理解，可是后来每当我提笔作画，父亲的教训总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跳出来，给我打开困境。对我来说，真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站在父亲的画桌旁盯着他作画，父亲从来不让别人看他画画，总是借口支开人，用几分钟挥毫泼墨，把画一气呵成。可是对我一点也不介意，还特别教我怎么看画。父亲说看画最重要，一定要看进去，每一幅画都有诉说力，要听作者说话，要看到大处的气韵和小处的细妙。别人总是说我真幸运，得到了父亲的真传。
父亲去世不少年后我才拿起的画笔，画画是我和父亲灵魂交流的一个渠道。
小时候，因为自从懂事起，听见的、看见的都是画，真想逃出去。如果不是父亲的过世和“文化大革命”，我恐怕这一生都会沉浸在戏剧和电影里。
父亲是1965年因脑溢血发作突然走的。他走的时候，我还在学校，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本以为周末回家仍旧会见到父亲在画室里，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可是听到的却是他去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当时我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天塌下来了一样。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在家里我总是清晰地听到从画室里传来的有哮喘病的父亲沉重的呼吸声。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走，还在我身边。
当时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开始经历我人生最艰难困苦的洗练。从下乡到大苏北，从大苏北又到原野上，丧父的痛和对未来的渺茫，我悲哀地都无法控制自己，我特别想父亲，想和他说话，想听他说话。
深夜里，在乡村小屋孤独的油灯下，我拿出偷偷带在身旁的画作的印刷品，呆呆地面对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父亲那睿智儒雅的笑容总会从画里浮现出来。也许是乡间辽阔的天地，活泼的自然给了我从来没有的知识和狂热，使我对父亲的画越来越理解了，也就想学它了。我在土砖铺的床上，默默地在毛边纸上临摹起父亲的画来，这是我最感到幸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开始画画的，是画画使我敢于面对人生。
我在乡村中学教了几年书，然后到博物馆去学习书画鉴定，再到国画院从事专业绘画，之后再到日本。父亲的学友，著名的日本画画家盐出英雄先生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老师，然后我又到著名的平山郁夫先生的研究室，研究敦煌艺术。我越学日本画，心里却越喜欢中国画，做水墨画家的信念也越强烈了。
我临摹父亲的作品，总能得到长辈的夸奖，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越学父亲反而离父亲越远
也许是我太熟悉父亲的用笔了，所以我临摹父亲的作品，总能得到长辈的夸奖，我自己也很满足，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越学父亲反而离父亲越远，越画越觉得空虚，越觉得胆怯。父亲总是说，当你效仿他人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是起点很高，其实是站在悬空的涯边上，随时都会摔得粉身碎骨。特别是到了日本后，那千奇百怪，琳琅满目的艺术现象，给我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经过好几年的痛苦挣扎，我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教训下，那就是“富胸中之丘壑，娴古人之技法”。在纯净了自己的思想后，我就专心地开始追寻自己的题材和笔法。水墨画的本源是书画一体，只有线的生命，都会赋予画面强烈的魅力。我在一段时间里，彻底地放弃了对父亲的摹仿，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中锋用笔和屋漏痕的笔法，开发自己的路子。高兴的是，我在走自己路子的时候，反而更能融入父亲的特色，我似乎和父亲有了新的对话，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
画画让多动的我有了耐性，其实我靠的不是意志，而是靠的父亲教我的“自强不息”
近十年来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创作分野，这就是我早就提过的障壁画，民间祭和诗意。画水墨画和打太极拳一样，把持自己身体姿势是极其重要的。保持脊骨的挺直是中锋用笔的前提。所以不论是站，还是坐，都要先控制好自己的姿势。
为了画大画，我还练出了席地而坐的功夫。我是一个意志力很差的人，从小就没有耐性，父母为我连五分钟都坐不住而头痛极了，可现在我往往连画十几个小时，现在我的家人都奇怪我的变化。我想：这是画在管教我。我靠的不是意志，我靠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一句珍贵的座右铭“自强不息”。是这句话在不断地给我新的热情，让我在做完每一个新的题目时都回到原点，重新找回自己。
我在日本还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题材，那就是日本的民间祭。民间祭是日本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我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日本真是一个民间祭国，一年四季，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民间祭。他们每年以同样的形式在同样的时间里举行盛大的活动。使我惊叹的是，那数百，上千年的历史，竟活生生地存在在这些活动里面，参加的人们既认真执著，又充满孩子气，既像严肃的仪式，又像是大人的游戏。在这时我所见到的日本人简直大有别于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所见到的日本人了，显得单纯，可爱，热情，绝没有平素的拘谨和面子意识。我起初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有意思的动人的场面，内容这么千差万别又蓄含如此丰富的神秘的民间祭，却太缺少描绘它们的绘画了。后来我看的多了，也就明白了，这确实是很难描述的景。它们不是表演，没有舞台，无数的人参加，却又不是抽象的群众，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有性格，有行动的个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变化。如果不是用水墨画的章法，是很难把民间祭的过程和大自然同时融到一个画面里去。同样，如果不是用水墨画有生命的线条，是很难抓住每一个人物的，于是我决心开拓这个新领域。开始时真是困难极了。既没有前例可循，又没有能讨教的导师，从起念到落笔，我整整迷茫了半年。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窍门，那就是抛掉所有的固有观念，也抛掉想画它的个人欲望，像个孩子一样投身到民间祭中去，用不着整个身心的体会和感受去和它相处，不去追逐它，而是让它来到自己的心中。这种取材方式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当我穿上和式衣裙跑到人群中去跳、去叫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血液像是流到了一个大的循环系统里面，周围的一切都和我有了密切的关系。其后我闭上眼睛，听着那些笛音鼓声，画面自然就涌现出来。构图往往就是这样的。构图有了，下面就是落笔了。为了保持新鲜感，我往往在草图上只确定一下位置，所有具体的人和物，我都是即兴而画的。
我记得我去看姬路市的《滩喧哗祭》时，那些抬着轿子拼出一条命地打斗的几乎赤条条的汉子们太吸引我了。我越挤越接近，差点挤到轿子底下，如果不是三个警察冲过来拉住我，那一定会被踏到脚底下。大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祭每年都有死伤者出现的，可是我却没有一点死里逃生的余悸，反而越来越兴奋，和那些汉子一样。到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捕捉那些表情就毫不困难了。这就是我画民间祭的基本画法。
作为水墨画家，我最喜欢创作的是诗意画。优秀的中国诗词有一种伟大的美质，那就是永远不失去理想、信念和情操，而只有这样崇高的生命和自然融为一体时才会出现意境无穷的诗作，而如何表现这意境才是判断水墨画家本领的准则。父亲教我念诗时，总是说一定要念到有味道才行，这“味道”二字便是我的创作诗意的出发点。每当我品到一首诗的味道时，诗人似乎就会和我站在同一个环境里，欣赏着同一种风景，发出同样的感叹，我隐约地觉得我和诗人重叠起来。
比如画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幅画时，艰难跋涉的归人眼前还看不到家门，却已听见狗叫，这一瞬间，夜半的飘雪像人心一样更紧了。这张画里用笔最少，而画意最多，也最难画透的就是夜雪了。琢磨夜雪的过程，也就是自己和诗人重叠的过程。“重叠”既是我创造诗意的手段，也是我获取灵感的窗户。
父亲给了我太多东西了，让我这一辈子都能去不停地享用它，咀嚼它。20多年了，不管是在父亲身边，还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再到1979年到日本读父亲年轻时读过的学校，还是像现在回南京老家，到世界各地开画展，我总是看到父亲的画，总能感觉到父亲一直和我同在。
转引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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