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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9日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02日 13:56
今天真实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我居然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曲登。
曲登是理塘县的一个自然乡，在海拔五千米以上，有三百年的历史。这里的人们以放牧为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六十年代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公社干部随着牧民到处奔波。牧民走到哪公社就安到哪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
人们把曲登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游牧部落。
曲登乡位于县城的西北部，乡驻地为那甲顶。有登记人口2733人其中汉族只有一人，其余均为藏族。
这里的牧民原住青海的巴颜格拉山的中心地带后因战乱，迁至此地。兴建了纳甲寺和佛塔。乡以佛塔定名，藏语中曲登意为佛塔。清雍正七年(1729)置曲登长官司，属理塘县扶司辖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土归属理化厅，民国后，土司制度依然保留，1958年实行民主改革土司制度被彻底废除。1959年成立乡人民政府，1973年才改为人民公社。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感谢曲登乡的乡长泽仁扎西他听说我们要到曲登，便要主动送我，他说曲登人很少见到外地人，更别说是画家了。
他有一台破212吉普车(他内弟的)，我就随他乘坐着这台破车向曲登出发。扎西乡长怕路上遇到难走的路段，从县城叫了—个帮手，带上了修路的工具。车从理塘出发，沿川藏公路向西一直平稳地飞驰，大约四十分钟后，开始离开川藏公路，向北部山区驶去。当车开到盘山公路的一个转弯处，发现前方的路面上出现了区一片冰壶，长度足有一百多米，把路面完全封死。这时，早有准备的扎西乡长毫不犹豫的把车停在路旁，便和他带来的帮手拿着工具下车产土铺路，我也下车协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闯过了这一难关。接下来的路虽说没有了冰壶，可路况却极差，甚至可以说这很难被称之为路，几乎就是在冰冻的沼泽上颠簸而过。
路上虽然行进的不够顺利，可我却一直兴奋不已，一路上我有一种脱离了地球的感觉，就仿佛行使在外太空的某一个星球上：这里的天，纯净如水，蓝得让人陶醉：这里的山型希奇古怪，默默地耸立在天际边；这里的草原更是奇特，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象毛茸茸的绿色地毯，而是象人头大小的草墩按照序列在空旷的原野上排列着，茫茫无际地伸向远方。车在行驶着，而行驶了几个小时也没能见到我们同类，却见到成群的野生藏草羊在闲情漫步。这里没有人类的打扰，它们就象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跑累了，该歇歇了。我们下车各自方便后。扎西乡长告诉我：这里盛产冬虫夏草。他见我惊奇的样子，便拿起了铁锨走到了路边的一处草地上，弯腰巡视了一下，向下挖去。我赶紧跟在了他的身后。他在挖出的泥土中寻找着，只见扒拉了一会在土中拿起了一个正在蠕动的虫子送到我面前，并告诉我这就是冬虫夏草在冬季的样子，等到夏季便从它的头部长出一根呈棒状的褐色或黑褐色的独苗来，所以人们才把它称做冬虫夏草，它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草药，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原上才能生长。我接过来仔细地看了一会，正在为他那特有的生命形式而惊叹不已的时候，扎西乡长又从我的手中把那只仍在蠕动的虫子重新放回到土中，并把草皮又小心翼翼地盖在了上面。我对他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对环境的保护是藏民族与生俱来的，这是我多次到藏区的深刻体会。
—般而言，藏民不滥杀动物，不破坏森林，不污染河流根深蒂固，既使偶尔犯之，心理也有负罪感，心灵不得安宁的根源来自；—是藏民族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世代相承，最终成为一种传统思想。二是深受藏传佛教不杀生”的戒律影响。三是惧怕各种神灵的报复。藏区土生土长的本教认为树有树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一旦“太岁头上动土”就会惹脑神灵，受到惩罚。
在我们国家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这种意识更显得弥足珍贵。
车仍在颠簸，向着我心目中的圣地。这时，有一种过度兴奋后
的疲劳向我袭来，我正想打个盹，扎西乡长况：“转过山就快到了”我的血液中就像注射进了兴奋剂一样，疲劳瞬间全无。
车就要拐过山梁，我的眼睛紧盯着前方，不敢眨一下，车刚刚与山梁并齐还不等拐过，眼前的景致已足以让我目瞪口呆。
顺着怪异的草地向前望去，环型山环抱中的草原上呐呷寺上金顶在幽深古拙的旷野中泛着刺目的光芒，就好象是天上的琼楼玉宇飘落人间。
这座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庙宇，使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人们有了心灵地依托，它给了人们在本不该有人生存的恶劣环境中繁衍卜去的勇气和智慧。
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我们在纳呷寺的“召唤下”，眨眼的功夫便到达了乡政府。
在远处只能看到神圣的庙宇，不见其他建筑，可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纳呷寺耸立在一个高坡上，在它的脚下，曲登乡的民居都簇拥在他的周围。这使纳呷寺更显得至高无上，它让人们的心灵有了归属：使人们的灵魂有了保护和慰藉。在藏传佛教信众的心目中，只要有了它的存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样的生活磨难承受不了呢?
精神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在乡政府喝了一杯酥油茶后，便来到了“街上”，本来就没有几户人家的曲登，路上却不见个人影，虽况了正当午时，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死一般地寂静。扎西乡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这么向前走着，说话间已来到了纳呷寺前。
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无言地挺立了三个多世纪，他象一位老人在默默地见证着曲登的变迁，同时也在观察着他的孩子成长的历程。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那么浅薄和无知，为了掩饰自己在它面前的窘态，便拿起照相机四处胡乱拍了些照。真的，我当时真的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几分钟过后我才”慢慢地恢复了常态，可依然无法去形容它的庄严与博大。在它的面前我唯一可以作到的只有虔诚地顶礼膜拜。
一刻钟后仍然没有见到有人出现，我下意识地四处张望着。扎西乡长见我有些困惑得样子，便提出我们合个影，以遣散笼罩在我们心中的狐疑。
我俩并排站着，背对着纳呷寺，这时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嗡嗡地声音。我急忙回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寺院的大门像刚刚提起的水闸，人群不断地向外涌来。没一会功夫人群就站满了整个广场，我的周围也被人群包围的水泄不通，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因为我穿的这身军装，他们从未见过。而我手中带着28——300变焦镜头的相机更令他们不解。胆大的孩子们上前抚摩着机身，有的还拿起来从镜头外面向里看，我把相机掉过来把取景框递到他的眼前，他看了一眼后，高兴地蹦来。其他的孩子不二知道这东西里有何奥妙，也都一起向我扑来。而我突然想起了我来此的使命，赶忙抓起相机，象是端着机枪一样，
对着他们不加思索和设计地向他们扫了过去。也许此时的我，真是处在了忘我的境地。我一次次地换卷，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此时的我深深的懂得，这是天赐良机。我只有尽我所能去抓住它，否则，我将会遗憾终生。好在我手中小日本儿产的这东西?还算长脸，在这关键的时候没有“卡壳”。(像机在高原严寒的气候下，让你着急上火是常有的事。)
我之所以说是天赐良机，是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很难遇到游牧民族有如此众多的人群相聚一起；更难遇到人们身着盛装相聚的场面。而这里的装束又有别于其他藏民族。这里藏民的服装原始而古朴。衣料大都是自己纺织的，而后用植物染料根据不同的用途加以印染，加工出各种不同的服装。因这里的海拔高度高，气候寒冷，所以，这里的藏袍相比之下要厚重的多。最具特色的要数成年男人头上的狐匹帽了，戴在头上显得格外的阳刚与勇猛。而狐匹帽最初的含义却不是这样：公元7世纪，戴狐皮帽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惩罚，打仗时的逃兵习才戴它。意思是象狐狸一样胆小。进入和平年代，因狐皮暖和，而且美观，人们才慢地接受了它。
上千人在广场上仍没有离去，我依然在如醉如痴地抓拍着，这时，我一转身，被眼前的一片红色惊呆了。不知是何时，纳呷寺的台阶上密麻麻地站满了从寺院里涌出的僧侣。此时，我那喜新厌旧的本性暴露无遗，立即丢弃了那批信众，一头扎向了僧侣们。又是一通扫射，为了能拍到更好的角度我仰卧起坐各种姿势往复循环。虽然嘴唇是紫的，却忘记了这是在高原。
正当我忙的不亦乐乎之时，扎西乡长过来叫我，给我介绍了一位大喇嘛，司职铁棒，他就像我们所知的企业中的保卫科长。他近两米高的个子，我站在他的面前简直就小了两号。从他那里我们才知道，今天是纳呷寺一年一度的大法会，是这里的信众最神圣的日子。因为扎西乡长不在曲登，再悦，每年大法会的日期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不知今天的大法会也不足为怪。可他依然在我面前表现的有些尴尬。而我的心里早已荡漾苍几分得意。因为这里毕竟是艺术家的处女地，而我又有如此的好运，所以有几分得意也在情理之中了。也许是鹧鸪山上的佛光给我带来了运气?无论如何，今天所发生的—切却是事实。
因海拔高度的原因，这里做饭是个问题，水温达到六七十度便开锅了，一般的食物很难煮熟。我们中午随便吃了些生牛肉和酥油茶后，便又和扎西乡长来到了曲登小学。2000年乡政府定居在曲登后，30几岁的扎西乡长便由一名教师升至曲登，做了这比芝麻还小的八品官。当他来到这里后，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一个乡级行政单位居然连个学校都没有。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便立志建一所学校，结束这里300多年没人读过书的历史。可—旦启动起这—工程后，才知道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涵义。没资金，没有材料，要在这高原上大兴土木谈何容易。经过动员，扎西带头把自家的牦牛买了，其他乡干部也纷纷解囊，最终把个“学校”建了起来后，各种困难接踵而至。
先是生源的问题。因为这里的牧民居住分散，500多户人家散居在几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以遥远的路程成了办学的第一障碍。而祖祖辈辈就不知学校为何物的牧民，怎会把自家的孩子交给你呢?扎西乡长便和其他乡干部分头到牧区家庭动员，为了能让牧民同意他们的孩子入学，不但不收学费，就连每个孩子的学习用品也是学校全包。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招来了40多个孩子。生源的问题解决了。可学校没有宿舍，学生来了住在哪?乡领导又动员力量，就把孩子们分头寄宿在附近的牧民家，住宿的问题解决后，师资的问题义浮出了水面。一是因为这里的条件太差，没人愿意来。二是来了后因很难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而纷纷离去。最终只留下了一个即不怕艰苦而又能适应高原的女教师——格桑卓玛。因为是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二百六元可她依然热爱着这一工作，因为她知道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
就这样，学校开课了，扎西即当乡长又兼校长和老师不疲地领导着他唯一的员工卓玛，把个学校办得个红红火。半年后，甘孜藏族自治区党委得知了此事，给予了全区通报表扬，并拨经费一万元。他们用这笔钱又对原有的校舍进行了扩建，使学校的条件有了进一步地改善。
这就是发生在蓝色星球上最后的游牧部落中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时，故事中的主人公，扎西乡长，不，应该叫扎西校长，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变的异常地高大起来。他就象一个民族英雄，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于水火，在不懈地战斗着。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震撼之余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经权衡之余我最终决定：从2003年起，只要我还活着，每年向曲登小学捐助一万元。这就算是为了我的心灵能有片刻宁静的一种消费吧。否则，我将不得安宁，愧疚之心将终生伴随着我。这样，或许我真的能像一个到这里采风的画家，而不是一个掠夺者，如果他们真的能这么看我，我也就满足了。
唉……今晚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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