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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先生传略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26日 16:21
潘天寿先生，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早年署阿寿，懒道人，心阿兰若住持等别号；晚年常署颐者、雷婆头峰寿者。1897年3月14日(旧历丁酉二月十二日)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北乡冠庄村。父名秉璋，县学生员，能书，为人忠直仁厚。母周氏，聪敏贤达。先生为长子，七岁时，母病故。潘家起初薄有祖产，因家境不顾，渐趋因顿。先生自童年起，就帮助家中砍柴、放牛、车水、耘田。冠庄西山的雷婆头峰，就是他和小伙伴们常去樵牧的地方。先生晚年，自号雷婆头峰寿者，即以寄托对家乡纯朴生活的深切怀念。
先生自幼温厚笃实，勤奋好学。七岁进私塾，文章日课之外，欢喜写字，从写描红格开始，每天中午写一张，从不间断，又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插图，连乡里祠庙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花鸟，也都一一心记而加以摹仿。虽塾师以为学生画画有碍文章课事而加禁止，但是先生对此仍是不肯废弃，而且兴趣日益增进。
十四岁，先生进入宁海县城的国民小学读书。当时城中纸铺，已有石印字帖出售，黑底白字，他十分喜欢。特地选购了《瘗鹤铭》和《玄秘塔》，朝夕临事，爱不释手。不久，又凑钱购得《芥子园画传》一套，更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芥子园画传》在少年潘天寿的眼前展示了一个新天地，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画的范围广阔，分科复杂，技法繁多，亦使他解悟到诗文、书法、金石以及画史、画理都和绘画有密切关系。在文化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本《芥子园画传》成了先生学画唯一的启蒙教师，并进一步激发了他对绘画的热爱。从此，他下定了一个决心：要一辈子研究中国画！他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凭着充沛的精力，任情涂抹，独自摸索。
先生十九岁，高小毕业。他父亲迫于生计，要他回家种田。因先生求学心切，意志坚决，父亲才同意他报考官费的浙江第一师范。是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一师，迈出了生活道路上关键性的一步。在一师，他接触到了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民主主义教育家经亨颐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叔同等人，对于他们的品德和才学，先生极为钦佩。尤其是他们寄希望于教育救国的满腔热情，蔑视世俗虚荣的正直人格，对青年潘天寿人生观的形成与确立，有深刻的影响。他目睹才气横溢的李叔同避世出家，又眼看深孚众望的经亨颐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而被免职，更由于“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进一步坚定了他献身于民族艺术和教育事业的爱国心。他觉得自己“无干事之才，只有画画尚能胜任”，因而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他整个一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动力。
经亨颐精于书法、篆刻，对传统绘画亦深有研究，李叔同长于西画、音乐，对诗文，书法、金石均有很高的造诣。先生常有请益，深受教诲，诗、书、画、印，得以并进。又能常在城中裱画店看到不少古今名家作品，对于欣赏能力和技法的提高，补益颇多。先生凭借这些条件，加倍奋发，利用课余假日，废寝忘食，刻苦学习，孜孜不倦。在一师五年，使先生对于书画的笔墨、神情、气韵、品格诸项，都有了相当的体会和理解，为以后的艺术道路和艺术观的发展打下了纯正、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无力继续求学深造，只得回宁海小学教书谋生。后又转孝丰教书一年。但先生对于绘画，仍无一日辍笔。这期间，他作画不受缰勒，常绘制巨幅作品，表现出特有的粗豪、奔放、雄阔的气魄。除了一般传统题材之外，他特别喜画山岩松柏，及牛、马、虎、鹰等强劲有力的动物，他在选材上的独特爱好已十分明显，别具个性的审美情趣亦逐渐形成。
1923年，先生二十七岁，由师友介绍，来到了江南文化中心地上海，任教于民国女子工校。上海人才荟萃，画家辈出，研究学术的条件之便利，正是先生所渴望的。他一面授课，一面悉心钻研，广收博采，画艺迅速精进。不久，即被聘为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讲授中国画及绘画史课程，在教学之余编写出版了《中国绘画史》一书．并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专，任艺术教育系主任，自此以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专心于学术与艺术教育，从未离开过教育岗位，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桃李遍及全国。1928年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创办(后名杭州艺专，又称国立艺专)，先生即转杭州任中国画主任教授，并定居于杭州。
早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开始高涨，文艺界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画坛之中，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中西结合，也有的主张站在民族传统的基点上革新中国画，各自寻求前进的道路。先生则持后一种观点，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齐白石等人。先生在上海以及到杭州艺专以后的一段时间，对中国绘画史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他不存门户之见，取精用宏，尤其究心于青藤、八大、石涛、石豀诸家笔墨，更深受吴昌硕的影响。先生初至上海时，吴昌硕已八十高龄，吴派画风笼罩着上海画坛。然吴昌硕对青年潘天寿的天才气质十分器重，曾特地送他一副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随后，又做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相赠，对他勉励和爱护备至，其时，先生与吴昌硕时有过从，谈诗论画，得益良多。在画风上也受到吴的很大影响，深得吴昌硕的气势神韵。先生由衷敬佩吴昌硕的人品画艺，直至晚年，仍时时流露出深切的怀念之情。然而，先生深知艺术贵在独创，觉得局限于前人格法不足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他在不多几年之间，努力地深入于吴派画风之中，而又果断地跳出于吴派画风之外，走上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先生早年的这个转折，体现了他对于继承与创新问题的独立见解。
在杭州艺专的十年，是先生一生中最为平静的时期，他的艺术才能日益被画坛所推重。1929年，先生曾赴日本考察美术教育。1930年以后，他在担任杭州艺专中国画主任教授的同时，还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的中国画课程，每周往返于沪杭之间，辛勤从事艺术教育，又与吴茀之，张振铎等人组织了“白社”国画研究会，互相研讨，切磋学问，并在宁、沪、苏、杭等地举办画展．他又继续精研绘画史论，改写了二十九岁时所编的《中国绘画史》，重新出版。他深研绘事，究习书法，赋诗刻印，注重多方面的修养，艺术风格日趋成熟。那时，先生生活虽则平静，而内心实颇孤寂。社会腐败，污浊满目，他不甘流俗，沽身自好，在艺术中寻求寄托，故其作品，总沁透着一股清高冷逸之气。
芦沟桥事变以后，先生随杭州艺专经诸暨、鹰潭西迁，辗转于浙、赣、湘、黔、川、滇
诸省，在颠沛流离之中，坚持艺术教育。曾任国立艺专、东南联大、暨南大学、英士大学等校教授。抗战后期，百事艰难，国立艺专人事涣散，在多方迫促之下，先生接任国立艺专校长三年。抗战胜利后，先生自感十分疲乏，坚请辞职，专心于学术，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
先生五十三岁，以期待的心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认真学习新的文艺方针，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他几次去雁荡、黄山，直接从大自然中汲取艺术创造的素材，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反映了豪迈壮阔的时代精神。先生的艺术成就，日益被党和人民所重视，他被推选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浙江分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这六七年时间，是先生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他除教学工作和一些社会活动以外，天天作画。他越采越多地创作巨幅作品，艺术风格更加强烈鲜明。他始终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渴望新的艰苦探索和创造，他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进入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为重要的新阶段。
先生的艺术，深入继承了我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历代文人画大家的精华，功力沉厚，同时，他又具有独特强烈的艺术个性，不拘陈法，脱尽窠臼，创造出沉雄奇崛，苍古高华的自家面目。先生的作品，充分发挥了中国画表现方法以线为主的特点，造型概括，风骨遒劲。他的用笔，果断而静炼，强悍而有控制，如垩壁漏痕，拗铁折钗，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他善用浓墨、泼墨，间用焦墨，苍茫厚重，枯湿浓淡均见笔力。设色古艳，清超绝俗，不以自然色相为囿。他深入研究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规律，尚气势，重整体，追求不平凡的艺术表现。他作画极有魄力，而章法结构又极为坚劲严谨，沉静周密，惨淡经营，直如老将用兵，寓赡远瞩，出奇制胜。能在险绝之中又见平稳，造成巨大的力量感和特有的结构美。
在作毛笔画的同时，先生还常作指墨画，其特有的沉郁古拙之意，诚非毛笔画所能替代。指墨技法创成于清代高其佩，而在先生的作品中达到了更为完美的境地。他的不少代表作，都是指墨画成的。
先生的书法功力很深，得力于卜文、猎碣、二爨及钟太博、颜鲁公、黄石斋、倪鸿宝诸家，真草隶篆，无施不可，豪迈朴茂，独树一帜。自刻印章，亦刚劲苍古，与画格完全一致。诗则从二李入手，转力韩杜，亦受吴昌硕影响，诗格棱峭横肆，颇多古拗老辣之味。先生的画作，熔诗、书、画、印于一炉，凝铸着他多方面的学识修养和创造才能。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朴厚正直，谦虚和蔼，淡泊寡欲。他衣食简朴，不嗜烟酒，生活极有规律。书画吟著之外，独喜登山远游。古稀之年，仍是体态匀称，筋骨劲健，寓浩然之气于清静安详之中，毫无龙钟之态。
1966年春，先生七十诞辰，自作句云：“笔砚永朝朝，流离真岁岁。七十年来何所得，古稀年始颂升平。”先生对祖国的未来，民族艺术的未来，和自己艺术道路的未来，充满了深沉的希望和信心。然而，正当先生以巨大的潜力，努力向更高的艺术峰巅攀登之际，他的艺术生命被野蛮地中止了。他面对林彪、“四人帮”的造遇诬陷、残酷迫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刚直不阿。他淡泊的一生，正直的人格，和对于民族艺术事业的无限忠诚，师生亲友有目共睹，感人至深。先生惨遭数年磨折之后，终于l971年9月5日在冷寂中含冤去世。
七年以后，“潘天寿先生追悼会”在杭州隆重举行，为先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杭州、北京等地隆重举办“潘天寿书画展”。先生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了我国的民族美术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他的名字将永远记载于中国美术史册。
潘公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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