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苍茫，有许多记忆会在历史的风尘中逐渐淹没，但也有些时刻虽然短暂，却令人铭记在心、永世难忘。

    那是1965年6月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后，乘中国民航专机返回北京，我们采访记者也随机回国。经过几天的辛劳，我们顺利完成了拍摄总理出访的新闻纪录片任务，感到心情格外轻松愉快，坐在舒适的机舱里，不知不觉打起盹来。朦胧中，觉得有一双手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两下，睁眼一看，是一位女服务员站在我和王瑜本同志座位旁，对我们说：“总理请您们两位到他的座舱去。”

    我们随女服务员走进后舱，看到总理安详地坐在机舱窗旁的软椅上，见我们进来，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坐下，对我们说：“你们这次工作很辛苦嘛！”我们连忙回答：“不辛苦。”总理说：“在达累斯萨达姆和桑给巴尔我看到你们抱着电影摄影机跟着敞篷汽车跑前跑后的拍镜头够辛苦的。”听了总理的话，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心头。

    那是总理到达坦桑尼亚首都和桑给巴尔首府两个城市访问，从机场到国宾馆路上，成千上万的坦桑尼亚人民聚集在路旁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为了真实地、多角度地把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热情的欢迎场面记录下来，我和王瑜本同志几次从记者乘坐的敞篷汽车上跳下来，抢拍群众热烈情绪的特写镜头，再追赶上行进的汽车。真没想到总理会把我们的行为举止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接着，总理指着机舱窗外的云海说：“外面的白云多么漂亮，怎么不拍几个镜头！”

    我们立即跑回前舱拿来摄影机和照相机。总理座席旁的窗子是个比较好的角度，我站在总理身后，依托着座位靠背拍摄窗外的云海。总理却站起来，把他的座位让给我，叫我坐下来好好拍。

    拍完镜头，总理让我们坐在桌旁，和我们聊起家常，问我们两人的工作情况，又问起新影厂的近况。

    总理非常关心新闻纪录电影摄影机轻便化的问题。他说：“你们的摄影机笨重，35mm摄影机改换成16mm摄影机一事怎么还没解决？”我们赶紧报告总理，新影厂正在办理购置16mm摄影机的手续，其它录音、洗印、剪接等设备也在逐步落实。总理听后点头表示满意。

    总理对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并不断地教育、指导我们的工作。他在国内外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经常抽时间审看我们拍摄的影片，亲自为我们修改影片的解说词，甚至连一个标点的错误都为我们纠正。

    记得1973年春，我们摄制完成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的纪录片，其内容突出反映了中国乒乓球队在美国访问时，所到之处受到美国人民的热情接待和官方破格的礼遇，以及在比赛场上两国运动员友好交流的情景。在这部影片中不仅出现了中美人民友好的标语牌，还把交叉着的两国国旗编入影片。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政治氛围中，这部纪录片虽经外交部的领导同志审查后再三肯定，可是我们的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

    不久，带病坚持工作的总理却挤出时间审看《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纪录片，并肯定这部影片拍得很好，但30分钟太短，要加长到40分钟。还具体指示加长尼克松、基辛格会见代表团的镜头，增加尼克松女儿到体育馆看两国乒乓球运动员比赛的镜头。并指示尽快译制成英语版，准备做礼品送给尼克松总统。

    总理的指示驱散了我们心中的乌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全国影院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人民了解美国人民、了解美国情况起到了一定作用。

    后来，美国政府向我国提出，希望能获得《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纪录片。为此外交部要求我厂将这部影片印制6套英语版拷贝，将其中3套拷贝交我国驻美联络处主任，以便他赴任时送给美方。

    令人不安的是，这部影片也给总理增添了麻烦。当“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阶段，“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代理人，在一次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纪录片是美化美国社会现状，是在替美国做宣传。”会后，他们又做了批判这部影片的“指示”。新影厂广大职工看透了他们批判这部影片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他们的矛头是朝着总理来的，因而同志们坚决抵制了他们发动的这次批判。为了搪塞当时“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那几个代理人的压力，同志们把另外一部尚未制作完成的影片拿出来开了一次“批判会”而草草了事。

    总理关心新闻电影事业的发展，关心我们这支队伍的成长，我们也由衷地尊敬、爱戴人民的好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当我们从最初震惊、悲痛的漩涡中挣扎出来，立即提起摄影机冲向街头、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拍摄人民沉痛哀悼总理的镜头。

    在那江河挥泪，举国哀伤的日子里，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用手中的摄影机把那万民同悲，感人肺腑的场面记录下来，载入史册，留给后人。

    1月11日，北京的天空笼罩着灰暗，沉重的云层，呼啸的寒风吹不干人们脸上的泪水。这一天，我们敬爱的总理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火化。

    早晨8点多钟，我们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待拍摄灵车通过的镜头。中午，广场开始戒严并驱赶人们离开广场。

    我们几个摄影师除了手中的摄影机和臂上的黑纱外，没有官方发放的任何证件。但是执行戒严任务的军警却友好地让我们留下来，并叮嘱我们回到面包车上去等候，免得给他们带来麻烦。显然，他们是不得不执行“上级命令”，但又想支持我们完成拍电影的任务。

    近黄昏，当护送总理遗体的灵车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我们立即冲向前去，按动摄影机的开关。我们追随着灵车跑前，跑后，拍摄着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泪洒十里长街为总理灵车送行的感人情景。

    总理的灵车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和伫立在寒风中的群众一起，任悲痛的泪水流下面颊，打湿了我们手中的摄影机。

    那许许多多的往事仿佛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193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总理亲自筹建了第一支人民的新闻电影队伍，并鼓励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到延安去，到前线去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把人民的电影送到人民群众中去。新中国建立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总理更加关心我们的工作，给我们教诲，给我们鼓励。看到我们扛着笨重的摄影机拍片比较辛苦，一再指示我们要搞轻便化，甚至在出国访问的途中还挂记着我们改换轻便摄影机的情况……

                                                      （本文写于1998年 作者为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