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拍《周恩来外交风云》
 199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总理为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世界和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全国人民乃至世界许多人都非常爱戴这位已故去20多年的前中国总理。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心理习惯，每逢佳节倍思亲，人们一定会在1998年3月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倾泻对周恩来总理的思念之情。而且这种感情的表达已经超越了所有个人的行为，它会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带有全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集结性行为。人们会在这个日子相约亲友、同事们一道，或去看图片展览，或去参观周恩来纪念馆，或是举行诗歌朗诵会，或去看一场关于周恩来总理的电影。这就为我们制作一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的影片提供了很好的市场前景。
周恩来总理的故事在他1976年去世以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广为传颂。讲述周恩来生平事迹，他的传奇故事的影视片也曾经出过不少，有的片子还引起过全国轰动，万人空巷、争先恐后地去电影院观看电影。
周恩来总理留下的精神遗产，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部分。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优秀部分，可以说周恩来代表了中国人，在世界面前他代表了中国。许多外国人士认为1949年以后，世界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的。可以说周恩来是一座宝库，是说不尽的。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们都想回眸在本世纪中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出现了哪些重大的历史人物和他们在历史事件中所起到的真实的作用，人们想了解真实的历史。
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要讲全周恩来的生平几乎是不可行的，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角度。
周恩来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所展示的才华，一方面能充分表现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还能表现新中国外交所走过的辉煌历程。如果这二者结合起来搞一部片子，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感，让年轻一代观众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史。
另外，新影厂已经在中国影坛沉寂了许多年。厂领导在全国电影长沙会议之后，回来重点动员要抓影视节目的精品，全厂上下受到鼓舞。作为一个在新影工作了十几年的纪录片编导，有责任为广阔的中国电影市场送上一部有可看性的纪录片，有责任重振老一辈纪录电影工作者用青春和生命创下的辉煌。
1998年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建厂45周年，它的前身延安电影团诞生60周年。厂领导由此确定该片为1997年厂重点影片，作为长沙会议落实精品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
为什么要取名为《周恩来外交风云》
外交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而变幻。周恩来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政治、外交、军事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个片名要有很强的所指性，让观众一看片名就应该知道影片的大致内容，但这个内容又必须经过观看以后才能了解。它既要有政治性，又要有市场性，观众一看片名就要有想看这部电影的欲望。
如何进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对于周恩来除了知道他是中国总理以外，别的一无所知。到了1988年，当我已经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编导时，我开始收集研究毛泽东的生平资料，在学习了解这些资料中，周恩来是一个出现率比较高的名字。这次既然确定拍周恩来，便收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有关周恩来和有关中国外交的书籍，计百多本。以每本20万字计算大约在3000万字。
关于电影资料
198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新影，当时新影每年的产量是350本—400本，这样的生产规模一直维持到1993年与中央电视台合并。刚进厂时看了不少新影的历史名片，对许多电影资料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这次又集中看了二个多月以周恩来为主的资料，收获很大。看资料的过程也是接近周恩来、了解周恩来的过程。做纪录片对编导有一个学者化的要求，即编导要对影片的题材，表现的内容有一个深入学习了解甚至研究的经历，而且必须有所得。电影是一个深入浅出的结果，没有入也就没有出。比如要研究周恩来为什么会说“外交无小事”；研究周恩来为何跟外国人打交道会用这种方式；为什么周恩来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灵活多变的适应性；周恩来小时候的生活经历、他的留学生涯对以后的外交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些小事情之间，中间虽然相隔几十年，但有没有联系等等。越是深入研究，对周恩来的理解就越准确，对整个片子的把握就更有信心，就能从全局来控制。
关于“访谈”及采访对象的确定
访谈是目前电视节目用得最频繁的一种拍摄手段，它能达到最为直接的目的，绕了半天不如当事人开口说话来得直截了当。如果是一部长一点的电视纪录片，可以说离开“访谈”的拍摄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周恩来外交风云》是为银幕而作的，如果访谈多了会影响市场，观众是花钱买票进电影院的，那他就一定要看与平时在家里看电视节目不太一样的东西。因为访谈多了会放慢影片的节奏，但如果没有访谈，即没有当事人的同期声讲话，很多问题的解答又会十分困难。最后的决定就是少用访谈。但用多少，作为一部电影影片还有一个总体风格的问题。比如，关于中美关系，若有人物采访，那么中苏、中日、中英关系呢？要不要用？它们之间如何平衡？不能开头用访谈，中间和结尾不用，或一两个人物出现说几句话，形不成气候，影片的风格就不统一了。还有一个问题，采访谁？影片中出场的人物大都是国家元首、政府总理或外交部长，如果采访的对象从身份、地位、形象、气质、谈话的分量包括说话的语气方式都压不住影片资料中出现的诸多人物，或不谐调怎么办？这也直接影响影片的总体风格。另外，电影胶片的成本要大大高于电视用的磁带。粗算一下，采访一个八九十岁高龄的当事人，用两台电影摄影机各拍摄120分钟的素材，需经费约七八万人民币，最终也许我只用其中最精彩的1分钟；如果采访30位人物，则会花费二百多万。如果限定被采访对象的说话长度，则不会有精彩的内容出现，采访会很死板。总之是件很麻烦的事，会吃力不讨好。于是最终决定放弃大量采访的做法，那是电视的强项，作为综合艺术，既然是为银幕拍的纪录片，就要多用电影自身的手段。跟厂领导商量后，我们决定所采访的外国人必须是世界级的政治家，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总理级别以上的，二是必须与周恩来打过很深交道的人。于是便产生了采访以下几位的名单：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斯里兰卡前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英国前首相希思，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虽然只有五个人，然而却代表了亚、非、欧美，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妇  女，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从外交角度讲必须几方面都合适。
从国内来讲，第三代领导人评介第一代领导，身份和地位，说话的分量都非常合适。1997年10月，我们在美国购买影片资料的时候，尼克松图书馆的馆长在得知我们做这个片子时就问，你们会采访江泽民主席吗？我回答会的。于是就有了影片开头江主席的那段很有分量的讲话：“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曾制定并创造性地贯彻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经历的外交风云，表现的外交风格，积累的外交工作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了解、总结和学习。这对我们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努力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风格样式
形式和内容是永远不可分的，多少中外文艺实践理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难做的。对纪录片来讲，真实是第一位的。“除真实性之外，还有真理和诚实”，这是许多中外纪录片工作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是“简单地如实纪录，而是同时也要考虑其它各种与之有关的因素；怎样才能接近真实，怎样才能真正进入被我们称之为真实的那一事实”。
“这样一种对各种因素的考虑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只不过他的叙述方式是电影画画—— 一种综合性的符号语言。所以，其纪录的质量首先取决于美学的质量。”
风格和样式的产生应该紧紧围绕影片主题内容，它应是影片内容美的体现，并要达到使内容升华。我们把影片总体风格确定为以文献性的电影资料为主，加入现实的访谈，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适量加入意境的提升。写实的画面，节奏要快，信息量要大，以平实客观的叙述，以讲故事贯穿全片。
关于写实
以事实为依据，以真实为准绳，所叙述的事件、场面，所引用的讲话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必须经得住史学的推敲，而不可道听途说，不可主观臆断行事。小细节与大事件一样都得真实。比如不能为了提高周恩来的形象而硬说他为了工作每天只睡一小时的觉，决不能哗众取宠。这里还有一个现象的真实和内在的真实的关系。我尽量避开哲学范畴，不至于使问题复杂化，做片子时一再告诫自己永远保持一种客观的叙述。
关于写意
应该说在一部写实的影片中，或在一部文献性、纪实性很强的影片中注入写意的东西，是比较冒险的。它极有可能产生不谐调，会显得很怪，很多余。但也不是说在写实中绝对不能用写意，关键看用什么，如何用，用在何处了。比如讲到震惊世界的由周恩来总理创造的“乒乓外交”，若用写实的手法，一是难以表达外交在这里已经成为艺术了，外交可以用小小乒乓球来表达，而小小乒乓球又可以用来推动“大地球”，真是妙不可言。二是如果用一些诸如人物采访、实物或照片，那就太实、太平淡了，它的效果只是把事情说清楚，而不能使这件事从画面上，从视听效果上给人产生意境的升华，让观众在观赏中更接近一个事物的本质。因此我们使用了高速拍摄乒乓球拍击球和球桌两头对击的特写，不用解说，只有旋律优美、意境深远的音乐。电影的妙处就在对某些事物的阐述可以不用像文字那样讲述半天，它有时只需一个镜头，只需几秒钟就能把某物从现象到本质表达清楚，让观众一目了然。而且我们用的写意手法是从现实来的，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写意，应该说它很浅显并不深奥。再以后讲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几年，西哈努克再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他所敬爱的伟大朋友周恩来已经不在了，迎接他的只有满院盛开的海棠花。在这里一组连叠的西花厅和海棠花的空镜，既表达了西哈努克对周恩来的情感和思念，也给观众一个回味。周恩来的外交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他从“情”字下功夫，他会让一个与他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对他产生这样深深的思念和敬仰。由此可以看到，在周恩来手里，外交工作不是冷冰冰的讨价还价的谈判，外交工作还充满了丰实的人情味。周恩来不仅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柬埔寨，帮助西哈努克，还照料西哈努克的几个儿子在北京的学习生活。他又克服各种困难，把病危中的西哈努克的母亲从金边接到北京治病等等。从这样一组写意的镜头中留给观众一个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让周恩来的伟大胸怀和人格魅力在观众心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并留下深深的印记。电影的视觉和听觉会对观众产生很大的心理引导作用。我在全国不少影院中观察到许多观众在看到这个段落时都掉泪了，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震撼。因此写意镜头如果运用得当，它不仅不会起破坏作用，反而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关于剪辑
我只想谈最初的一些设想，谈对影片剪辑上的总体要求。a.首先最主要的是深化主题，表达思想内涵，同时要把故事讲清楚。b.在突出人物、塑造人物的前提下整部片子应该统一风格，应有一气呵成的大效果。c.少用技巧，用最质朴的手段。d.要有强烈的现代感。e.既要顺又要有大的跳跃感。f.大胆运用欧美电影最新的剪辑手法。g.注意镜头外部节奏和内部节奏之间的关系。h.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常规并创造性想一些“法宝”。i.“毛边”剪法和“细腻”剪法。j.充分考虑剪辑点与解说，与音乐、音效的关系。k.充分调动剪辑师的履历上曾剪过数百部纪录片、故事片、电视剧、音乐电视作品的经历。
关于音乐
音乐同样要起到深化主题，表达思想内涵，表达作曲家情感，表现人物情感的作用，既要气势恢宏又要细致入微。好的音乐会使影片如虎添冀，好的音乐还要让人一听忘不了。
 我们原来设想用瓦格纳的歌剧作为开头和结尾，因为基辛格曾经说过一句话，跟周恩来打交道就如同欣赏瓦格纳的歌剧序曲，需要经过发展，才能理解它的全部含义。这样用瓦格纳的音乐就有道理，而且瓦格纳反封建的思想内涵也够格。尽管如此，但还是有点牵强，还不是特别贴切。这个难题最终由我们的作曲家刘为光解决了，他写的《周恩来外交风云》交响组曲，可以说是我听到的最好的纪录片音乐。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周恩来的外交为主题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里面有“外交情怀”、“外交激情”、“外交风云”等标题，作曲家经过冥思苦想，在不受影片的制约下创作而成，结果与影片一配，非常地合适。
影片中涉及到几十个国家，这就给选曲提供了极大的空间。选的音乐必须准确表达画面内容的精神实质、地域色彩及影片在不同段落时的情绪、节奏。“外交无小事”，关于外交的影片所选的乐曲也非小事，决不能出错。这就要求音乐编辑除了熟悉业务外，还必须有政治和外交头脑。一般电影观众可能不会在意这些，只要听着好听就行了，但遇到特殊观众，影片中哪怕只有细小的错误，都会被辨认出来，因此马虎不得。
关于音响、动效总体的声音设计
尽量寻找当年历史影片资料的同期声，使整部影片充满历史真实感，资料片也要营造时代氛围，声音要有变化，有层次。如战争场面，枪炮、炸弹、飞机、坦克、冲锋、呐喊等效果声都必须有变化。和平时期的歌舞声，日常生活环境声等亦是如此。
在影片中穿插周恩来本人讲话的同期声，这是观众特别想听到的，因为我自己在寻找资料时，只要一听到周恩来总理本人讲话的声音就会高度兴奋起来，因为太难得听到了，闻其声尤如见其人。
外国元首访谈的同期声加翻译声。五个人物讲话，音质各个不相同，原想全部采用同期声，但考虑到全国观众看外国片的普遍心理，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有配音的好。考虑到外国政要们的讲话内容精彩，如果打字幕的话会让观众更加目不暇接。最后，决定同期声垫底，外加配音。
关于撰稿（即解说词的写作）
解说词受到画面内容和长度的限制很大，不能像写散文和回忆文章那样自由发挥。每分钟按正常速度念稿子，字数在180个字，如果快一点可到200多字。
写解说词的时候，每写一句必须心中有画面，必须知道此时这句词对于这个特定的画面能起到什么作用。仅是图解，还是介绍，还是能提供画面以外的信息还是能够对画面做进一步的开掘，能揭示出别人想象不到的内容来。
因为这个片子的时间跨度、地理跨度，人物和场景、事件和事件间的关系转换太快，解说词也必须能起到一个承上启下、前后连接的作用。既要听起来顺耳又不能老一套；既要将故事、人物、说理讲清楚，又要赋予一定的哲理；语言要符合特定的人物和情景又必须有个性。
关于解说员的选择
这必须是个成熟的男性声音，既不能太老太沧桑，又不能过于年轻和青春；不能拿腔拿调，但必须富有激情；语速要快，吐字要清晰；既要有驾驭全局的本领和统领一切、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感觉，又要平实亲切，不夸张，不居高临下。这个声音必须是代表国家的，是字正腔圆的国家级的解说员。他是掌握政策的，有权威感，他在演讲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他必须是亲切的有人情味的而非冷冰冰的念公告；这个声音必须淳厚，洋气，有现代感；他的解说必须是一气呵成的。
关于宣传发行
这是一项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工作。宣传上以稳妥为准，而不可与娱乐性影片一般大肆炒作；宣传上注重政策性，注重领袖人物的严肃性，同时考虑针对市场的可操作性，找出影片中的“重点”，有的宣发人士称为“卖点”。
影片刚开始制作便进入宣传期。先给市场下点毛毛雨，提前有个心理准备，知道有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在制作中，引起部分对此有兴趣的观众的期待。待影片大量投入市场之时，宣传攻势大规模地铺开，当然这里也有一个节奏和分寸的把握。
对于影片的发行前景，市场要有科学性的预测，从时机的把握，题材、内容样式的把握，从而选择一个可行的操作方式。
提前做好发行的各项准备，进入要早，让各地预留出放映档期。确定战略重点段，定下发行放映的“领头羊”地区或称重点地区。比如我们把重点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因为他们曾成功地推出过纪录片《较量》，而且他们的成功操作对全国市场会形成带动作用。影片的主创、策划人员提前深入到重点发行地区和重点影院，作宣传动员和策划操作指导。影片一经审查通过，及时召开各发行商的看片会并提前请好新闻媒介的各路记者，组织好较为全面的有一定质量的文章供各媒体选用。在全国形成联动互动网络。比如将上海的发行放映情况及时传给北京，上海的好成绩会对北京起促进作用；将老少边区的情况传给上海，对上海也会起推波助澜作用。在发行中注重政治影响。因为有些偏远省份的票房不如上海、北京，但他们在1998年3月5日的时候也得纪念周恩来，在此不能只算经济帐，更应该注重社会效益。我们还是向新疆、青海等省、自治区提供了拷贝。
对于海外的发行，在注重扩大影响和宣传的同时，争取更多的票房和经济回收。海外发行分块分片，不同地区有不同方案，划得越细，回收可能会越好。
《周恩来外交风云》前后共经历18个月（从策划、制作到发行放映），可总结的东西非常多，好好总结将有益于自己业务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外交风云》所取得的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全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本文写于1998年 作者为《周恩来外交风云》编导 现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