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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冯艾：年度志愿者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26日 09:58
 (视频）
CCTV.com消息（面对面）：
[人物介绍]：
冯艾 26岁 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2000年8月大学毕业后，主动到宁夏西吉县支教一年
2003年9月至今，作为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到云南宁蒗县执教
2003年年底，荣获年度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章
2004年2月，荣获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
她是一位在读研究生
却在四年内两次到西部贫困山区执教
从繁华来到荒凉，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从校园走向社会，她要为孩子们送去快乐和希望
《面对面》走近冯艾，听她讲述一个志愿者的西部经历
2004年4月，由团中央主办的“2003年中国青年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揭晓，九个奖项各有得主。
四年内两次赴西部执教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冯艾获得了年度志愿者的称号。
记者：你觉得是明星吗？
冯艾：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明星，但是我现在比如说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那么大家觉得我可能像明星，也有记者这样觉得，像在追明星一样的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给我一些便利，能够让我有这样的条件去说，去讲我们西部的故事，讲我们志愿者，讲西部的老百姓，能够让大家通过我了解西部，多么缺乏老师，多么需要别人的帮助。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记者：但是从另外一个感觉来说，冯艾离志愿者这种生活和形象越来越远了，离明星越来越近了。
冯艾：志愿者有方方面面，比如我到当地教书，我是一个志愿者，那现在我可以通过我的行动通过我的号召，让给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为我们志愿者摇旗呐喊，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这也是一项志愿工作。
记者：志愿者有一万名，但是领奖的就你一个。
冯艾：所以我才忐忑不安，因为我和其他志愿者比起来，我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包括我现在生活工作的地方，战河乡中学，跟很多志愿者比起来，那个地方条件是好的，很多志愿者比我更不容易，他们很小就到了云南，有的志愿者还不到21岁，就去当地服务。
记者：那怎么讲，这个奖颁错了。
冯艾：我觉得这个奖不是给我自己的，给这个群体的，我可能比别人特殊的一点的是，有两次的经历，可能这样的人不多，有些人去过一次以后，我不去第二次，因为确实是也挺苦的，而且家里头也不舍得，我去了两次这点比较特殊。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有意的一个安排，就是要树冯艾这个典型。
冯艾：那首先要冯艾报名，如果冯艾不报名，他们想竖也没法树。但是关键还有一点，你要自己做得好，如果他想做，想树立这个典型，可你自己不去努力地去做，也不行，关键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在做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冯艾第一次志愿到西部服务是在2000年8月，当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已经获得了免试直接攻读研究生的资格，而她却选择了保留学籍一年，参加了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以缓解西部贫困地区教师不足的现状。
记者：你第一次报名的时候，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冯艾：很简单，就是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因为希望工程那张照片，那个大眼睛，我相信一提，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大眼睛，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直都是留着的，当时很早《中国青年报》上，就已经登载过这个招募志愿者到各地区，给他们教书，我就很想去，这从小一个心愿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记者：教书。
冯艾：就是，就是实际上应该说是，能够帮助一些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很感谢我小学的一个卫生室的大夫。可能现在看，她也可以算是一个志愿者，她带我进了中国红十字会，我是中国红十字会员，小学一年级开始，所以红十字会16字宗旨，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我一直至今都没有忘记，而这个大夫，她每年献血好几次，一直到她年龄超过献血要求，她才不献血，然后在我小学二年级，她就带我去参观献血中心，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有一篇作文里，我就讲了一句话，血是宝贵的，但奉献更宝贵。
记者：我听说当时第一次招募志愿者的时候，复旦你的同学，和你一起，报名的非常踊跃。
冯艾：很多。
记者：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
冯艾：其实不一定是，不理解也有，就觉得你，就包括很多社会上的人都不理解，因为你们名牌大学毕业，一个月出去工作以后，可以拿几千块钱的薪水，你们干吗自己要去吃这个苦，没必要觉得，他们会跟我们拿这个上山下山的知青对比，说那个时候是强制性的，你必须去，你们现在干吗去了，会这么说。
记者：现在又有另外一种说法，用另外一种方式，考研加分。
冯艾：确实是，考研加分这种有，但是要想一想，这些志愿者，他们花了一年，或者两年的工夫，到当地吃很多的苦，对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这些考验是一关又一关的，他们能吃得起这个苦，我觉得他们如果把两年的时候，用了准备考研的那几门课。那都是绰绰有余的。
记者：如果说，没有这些政策的话，报名的还会那么踊跃吗？
冯艾：还会有很多，很多志愿者都在说，我希望学校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去西部一年，我不要直升研究生，我也不要任何加分，我也不需要学校帮我解决这种，比如说找工作，档案可以打回原籍，甚至我不要那三百块钱，就让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记者：但是有了这样的条件，在我们看来，作为志愿者他就没那么纯粹。
冯艾：我觉得这是要看理解，因为志愿者，起码你要解决大家的基本的生活，那么我们像，比如说300块钱，这样的，生活费，是解决他的生活问题。
冯艾要去的西吉县位于宁夏南部山区，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当地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没有走出过大山，有的甚至没有去过县城。
记者：你在西吉的第一个晚上是怎么过的。
冯艾：第一个晚上，到了当地以后，校长先请我们吃饭，吃面，因为也没有别的吃的。然后当校长跟我讲，你明天要上高三的语文，和高二英语的时候，我几乎没睡着，没有课本，没有教案，什么都没有，我每天该怎么上课呀。
记者：一点后悔都没有。
冯艾：没有，那会儿很兴奋，觉得我终于来了。
记者：但是你们也是毫无准备的，当第一次面对学生的时候，你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我不是老师，我没有教过学生。
冯艾：对，我们会忐忑不安的，所以我们志愿者往往第一节课下来以后，比如说你前面或有准备，你准备觉得自己够四十五钟的，但是结果发现二十分钟以后，你就没的讲了，但是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然后我又是北京人，我会给学生讲什么，讲我的学校，讲北京，讲上海，学生们都非常非常想了解，当学生们不知道百叶窗是什么样，你可以给他讲，我会给学生讲，冯老师坐火车来的。学生们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过。你可以给他画出来，画站台，画火车。然后给他们讲现在上海和北京的事情。
记者：这些并不是课堂上，或者教材上的内容。
冯艾：但当地的学生他们除了课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需要了解外面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孩子都走出大山，但至少可以给他打开一扇窗，让他看看，那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讲，让他们了解，让他们知道，尤其我们教的是高中的学生，让他们知道大学生活什么样子，让他们很向往大学，他们就有动力。就可以努力去学习，告诉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考上大学。
记者：你怎么知道自己讲的，会不会对他们有用，担不担心误人子弟。
冯艾：看学生的表情，看学生的反应，学生都瞪大了眼睛，刚开始学生是这样坐，但后来学生是这样坐，再后来学生都把手放在桌上，这样去听，他们很想听，当下课了，学生们讲的是，老师你再讲会儿吧。因为学生想了解这些。
冯艾看到所支教的学校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后，就通过写信，打电话，发简报的方式向母校，向社会各界求助。在冯艾等支教队员们的多方争取下，一批批援助的教学物资运到学校，有效改善了学校的教学条件。
虽然学校的硬件条件改善了，但冯艾又面临另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由于经济不发达，收入过低以及一些传统思想的束缚，很多家长不愿送孩子上学，很多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的困境，看到这些，冯艾决定到自己的学生家去做家访，了解当地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记者：以前去过农村吗？
冯艾：去过。
记者：那这一次作为志愿者来说，跟小时候，跟小时候以前去的农村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冯艾：以前是旁观者，现在你是亲历者，你现在跟他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你觉得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记者：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你就是去一年而已。
冯艾：可是在这一年里，我们生活很简单。我们跟学生住在一起，跟他们吃在一起，就是说你会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当地没有任何娱乐设施的，外面连电都没有，你的生活空间很小，就是学校。然后你还有能干的事情，去家访，到周末我会去学生的家。我教过的所有的孩子家，我都去过，无论有多远，所以你跟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在一起的，刚去的时候，尤其慢慢到冬天，闻到学生身上有一股味道，我觉得很奇怪，什么味道，不知道，但是等我家访了，我们睡在他们土炕上，第二天，我的身上就跟他们同样的味道，我就理解他们了。我会帮着学生家去收洋芋，种洋芋，去干活，然后学生他们就有任何事情，学生都愿意跟我讲。
记者：为什么要把家访看得那么重要？
冯艾：因为乡上的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乡上还有水泥路，看到的还不是很穷，但当地到底什么样子，不知道，应该到农村去看一看，像我们那儿要赶集，在西吉的时候，从阴历的时候二五八，每到赶集的日子，学生就像屁股地下就像有钉子一样坐不住了，我问他们身上，你们有钱吗，没钱。集市上是什么，卖葱，卖蒜，然后假冒伪劣很多产品，一瓶飘柔洗发水两块钱，那你们去看什么，我觉得什么都不值得看，可学生像过年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了解他们。那我就一定要真正去看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要家访。
记者：家访应该是老师工作职责中间的一个内容。
冯艾：但是在农村，家访很难，因为都很远，要走很多的山路。
记者：当地的老师做吗？
冯艾：当地的老师也会做，但是我们也要理解他们，他们也有家，我们当地老师也平时都住校，像在宁夏，一个星期他们也只能回家一次，凡是我去家访，除了他们家在乡上以外，我都要住在学生家，因为去那儿再回来，你至少要住一个晚上时间才够。
记者：那你到底看到什么？
冯艾：看到很多东西，真的是，真正认识农村，认识贫困地方的农村什么样子，是通过家访。我去家访的时候，我穿了一双我在县城买的皮棉鞋，当时已经下雪了，虽然才十月，当地已经下雪了，我穿了一双皮棉鞋。走在山上，我穿的很多，我仍然觉得脚冻，可孩子们穿的是单衣单裤，鞋就是自己做的一双布鞋。当我脱鞋上炕的时候，家长指着我这双皮棉鞋说，娃，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就能像冯老师一样穿上皮鞋。当时听了这句话，心里真的特别难受，一双皮棉鞋对一个城里孩子来说，39块钱的皮棉鞋，算得了什么，可它就是山里人一辈子心愿，所以就是这一双鞋告诉我，当地有多穷。而他们又多么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者：那这样的现实，你们能改变什么呢。你们能带去什么？
冯艾：我们不仅带去知识，我们还带去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学生没的穿就给学校一个电话，我们同学捐了很多衣服，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甚至是新的，一卡车。后来通过我们的联系，我们的王民中学，还安了宽带网成了全国第一所无线宽带上网的中学，我们学生现在不会再有人再问我们，因特网是用来打鱼的还是捉鸟的，大家都知道，学生也不会说，翻过那座山就到北京了，他知道北京很远，但是他也知道今后，他以后一定要到北京看一看。
记者：这种变化是你们带来的吗？
冯艾：不能肯定说完全由我们带来，但是我们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了当地的改变，就比如说，我们去那儿还有观念上的变化，我们到那儿以后，我去宁夏的时候，我梳着很短的头发，我们志愿者都梳着短头发，因为那十年大旱，缺水，所以我们梳短发，但是当地的女孩子都是梳着大长头发，都留着大辫子，开始女孩子都很羡慕我们的短发，就去家访的时候，也一个小姑娘偷偷地跟我说，冯老师你能跟我妈妈说一说，让她也同意我把头发剪了，后来我跟她妈妈讲，当时家里没说什么，也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当天晚上这个小姑娘特别高兴地跑到我的宿舍跟我说，我妈同意了，但是她要你来剪，后来这个小姑娘的头发就是由我给她剪的，这就是变化。
记者：带去了一个观念，但是你们总归是要走的。
冯艾：可是我们是接力计划，我去的时候，复旦是第二批，现在马上第六批就要出发了，就是不断有志愿者过去。
一年的支教生活结束了，冯艾所在的这一批支教队员要回到复旦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冯艾已经和当地的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冯艾：当我离开宁夏的时候，会有人赶几十里的山路，就为了给我送一份枕套，他说，这是山里女儿出嫁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你就是我们大山的女儿。我的学生给我绣了很多很多的鞋垫，现在还有学生给我寄鞋垫，他跟我说，以前的鞋垫已经用过了，用完了，我说我哪儿舍得用，他说你用吧。
记者：你真用吗？
冯艾：我舍不得用。
记者：你是舍不得，还是，现在城里人谁用鞋垫？
冯艾：舍不得，学生一针一线绣出来的，绣得都很漂亮的，那都是，你会想到的，他觉得是，他知道冯老师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我知道，那些学生们也是饱含着感情给绣的鞋垫。
记者：你是不是把这个看做一种回报？
冯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回报。
记者：这种回报，对你重要还是不重要？
冯艾：这种回报对我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地的老百姓和学生，他们给予我的更多，真的是这样，我在宁夏的时候，我去那边一年，等我回来以后，我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接到我母亲的一个电话，当时我在复旦已经在念研究生了，她说家里收到一个包袱，一个纸箱破纸箱，外面都浸着油，从西吉寄来的，我当时很紧张，我不敢想。
记者：为什么不敢想？
冯艾：我怕是一些东西，我能够想象到的。因为它浸着油。
记者：你会想象是什么东西呢。
冯艾：学生给我寄来的吃的，我就怕这一点。
记者：你怎么会觉得是学生寄来的吃的。
冯艾：西吉寄来的，浸着油的破纸箱，这么简单。
记者：为什么怕呢？
冯艾：邮费很贵，当时我就让我母亲把这个箱子打开，果然，很简单，就是油香和馓子，这就是当地回民开斋节的时候，一定要吃的。这个箱子的邮费，我真的是很心疼，因为当地太穷了，老百姓一年下来，一两百块钱的收入。然后学生在讲的是，开斋节到了。我知道冯老师一定想吃这些吃的，她说了，只要家里能够有条件寄，我每年都会让冯老师吃上这些东西。所以想到这一些我就愿意再一次去西部。我的学生她会给我写信说，她在的宿舍床头摆了两张照片，一个是我的，一张是她母亲的，每天晚上她都会看看这些照片，她觉得看到这些照片跟我说几句话，就会给我无穷的勇气和动力，我觉得我们付出的，真的其实是很少，但是我们得到这一些回报真的是无限的。
记者：那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会不会对你们自己也产生影响，改变你原来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冯艾：对我们肯定是一辈子的财富，对我改变的很多，就比如说我看到城里的高楼大厦，我看到那儿农民工，我现在不会歧视他们了，我看到高楼大厦，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儿农民工，我会想到他们就是我的学生父母，有的甚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甘愿做城市的边缘人物，忍受别人的歧视和白眼，他们为的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来念书，所以你怎么能够去歧视他们，所以我们想到的更多就是帮忙他们。所以当我们的志愿者在讲还没有去支教的人，讲我们能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讲的是，去民工小学，去教书。去帮助那些孩子，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一年，就让我懂得了，去理解别人，去关心别人。
记者：那么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又那么重要，会有人留下来吗。
冯艾：有，会有，真的有，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留下。但是我们有志愿者留下的，就像北京，北大的一个学生叫莫峰，他当时报了两年。但他已经决定留在当地了。我们当中，有不少志愿者都签约在当地。我真的很敬佩这些留下来的志愿者。
记者：但你说不。
冯艾：对。我觉得，我的优势就在于，我知道上海的发展，北京的发展，我知道现在最新的科技发展，就是说我知道最新的东西。我们的有一个字叫“新”，当时如果我在当地呆的时间长了，我就会被同化了。当地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慢的，我们也很少接触外面的事物的，所以你会慢慢的，你就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慢慢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当地，可能我的意义就慢慢地就不那么大了。
记者：但是你可能在说不的时候，你就在否定留在当地的志愿者他们的行为。
冯艾：不一样，大家有各自的，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支教，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留下。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去西吉了，我去那儿教完书一年回来，充电，在上海学习，学习完了我愿意再去，这个时候我又有最新的观念带过去，最新的知识带过去，另外一个，我们凡是在当地生活过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西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能记得多久？
冯艾：永远都会记。
冯艾从宁夏回到上海后，继续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学业，同时，她一直期待着有服务西部的机会，2003年6月，当她得知团中央、教育部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赴西部基层服务的消息后，冯艾决定报名参加，准备再一次到西部服务一年，而此时冯艾刚刚回到上海两年。
记者：你报名的时候，老师的反应是什么？
冯艾：老师很吃惊，你怎么还要去，老师也在觉得，说我这个人好像有点浪漫，但是浪漫的人，往往会去那么苦的地方，是一种吃苦的浪漫，我们家里人，比如说我第一次去西吉的时候，我母亲说你去吧，那饿不死。
记者：她说这话什么意思？
冯艾：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是鼓励我们，去吃吃苦，受受锻炼，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比较顺利成长起来的，父母也是做记者的，所以他觉得应该了解中国社会，觉得大学生目前我们缺的就是这一课，去实践。等我第二次选择的时候，我母亲说的是，我尊敬你的选择，就没第一次说的那么轻松了。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冯艾：因为毕竟去那一年是要吃苦的，我在宁夏的时候，我瘦了十斤，人也晒的特别黑，这个家里头，刚开始说让你去的时候，都是鼓励你，等女儿真的去，他们就心疼了，所以他只是想到这一点，担心我的身体。
由于西部计划主要是面向应届大学毕业生，冯艾作为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并不属于招募的范围，但是在冯艾的再三努力下，她的申请最终得到批准。
记者：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你那么重要？
冯艾：就是因为我想去做这件事，因为还是想到了，我有第一年的经历，我知道西部有多缺乏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多缺老师，而那边的孩子，多么希望能够念书，所以我们到了那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而我那些当初教过的学生，现在好多都上大学了，我的学生当中至少有八个考上了大学。
记者：你不去他们也可能上大学。
冯艾：以前从来没有，我们学校那么多，我们学校最多一个学校考出去一个，像我在宁夏以后，我们那个班级，我们那个学校，它的入学率从未有过的高，辍学率从未有过的低，以前初一，高三，都只有一个班级学生，三十几个人，但是因为知道有志愿者来，一下子初一有一百多个学生，高一变成六十多孩子念书，而学生很少有辍学的了，我们去家访去劝学，所以我们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那我就愿意再一次去做。
记者：那你刚才谈的更多的是可能是一种愿望，一种责任，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还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冯艾：我希望它变成一件时髦的事情，一件时尚的事情，大家都希望来做，因为我觉得，现代社会，我们跟以前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以前，也会塑造些典型，那么那都是一个人，他讲的都是一个人，慢慢的大家都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离我越来越遥远，我很崇拜他，我很敬仰他，但是我不能像他那样，我做不到。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讲的，我们志愿者是一个群体，你能够看到，很多人，跟你一样的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也可以做。所以他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我们都可以去做，能够让更多人加入进来。
记者：但是你第一次可能是冲动，第二次人家可能会认为，冯艾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
冯艾：那无所谓，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只要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可以了，我不用去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无论他说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这件事情，很多人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也不正常。总应该有褒有贬，这才正常，有贬反而能够让你去清醒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也挺好。
2003年9月初，冯艾来到云南宁蒗县战河乡中学，担任初中语文、历史教师，并且担任副校长。
战河乡中学位于海拔三千米的高原，没有图书室，学生除了教材连本字典都没有，更不用谈课外书了。
针对这种情况，冯艾根据学生的特点，努力营造一种活泼愉快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说、多练。
记者：学生怎么看你？
冯艾：学生很羡慕我，然后学生很崇拜我们，这是学生自己说的，学生都很希望我们能给他们上课，就像我刚到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彝族的，彝族的孩子，你如果把一个学生叫出来跟你说话，他可能一句话都不敢说，但是很多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我只要走过那件教室，那间教室没有老师在，学生一定会鼓掌，然后叫冯老师你进来给我们上课吧。而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任何一间教室，因为刚开始，我还上全校的音乐课，每一间教室，我都进过，我走进任何一间教室。学生都给我鼓掌，都特别的高兴。
记者：跟他们沟通有困难吗？
冯艾：有的时候像挤牙膏，因为当地的学生都是彝族，他们日常都说彝语，或者说宁蒗话，跟学生沟通有困难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唱歌啊，因为你想象不到，在那么简陋的地震棚里，在那么破旧的教室里，学生会给你用很嘹亮的歌声，很嘹亮的声音唱，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同一首歌，每一次我听学生唱这些歌，我都是强忍着不让自己流泪，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些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做这些。然后所以学生他慢慢就会了解你了。
2004年3月，根据上级的安排，冯艾从战河乡中学调到宁蒗县教育局工作，这意味着冯艾不再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而转向更多的行政工作。
记者：对你个人来说，去教育局，会不会是你的另外一个起点。比如说从政。
冯艾：没有想过那么多，我在教育局的时间有限，像现在已经四月份了，到七月结束了，我现在想的就是，我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尽量多的为他们做点什么。
记者：你自己都是一个学生，你自己也需要家庭的帮助，可能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冯艾：但当时跟他们比，你就知道，你自己拥有的太多了。真的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你不会想到自己，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了，你知道起码我吃的饱，穿的暖，我能用到很多东西都是学生想都不敢想的，我去之前，我的一个擦脸油，就是他们的一个学费，一学期的学费，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很奢侈，回到城市以后，你看到那个菜价，你说天啊，你会把它折算成孩子们的生活费，有的时候我们都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是李嘉诚，不是洛克菲勒。要是有钱我们全捐了，这是志愿者亲口说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钱能够花得有意义。
记者：扎根西部会不会是一个圆满的解决。或者给社会一个很美丽的童话。
冯艾：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可能有这样的人这么想，但是我觉得，不用关注我个体，在这个群众当中，有人留下，有人走，可以的，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只要我讲我今后无论做任何一样工作，我都会心系西部那天土地，那片人民，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记者：如果你那样的话，那不是榜样吗，号召力不是更大吗？
冯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里，我可以到，包括现在我也经常到大学里面去给学生讲，做报告，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去西部，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觉得号召，号召的话，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并不需要所有人都留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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