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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的思念（韦伟山）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7日 15:32
在我的记忆长河里，1957年4月—1958年5月是最难忘中的一段。那时，9岁读初小第5学期的我居然同老师同吃一锅饭，同夹一碗菜；也因此的缘故，我比其他同学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1957年4月，与我相依为命的的祖父病逝了。因我是一位革命烈士遗孤，区政府和乡亲们帮我处理好后事完，就将我交托给本屯小学老师，按每月9元伙食费与他们开饭，并要他们好好照顾我。
隘圩小学是解放后才设立的，只有两间教室，一、二年级共用一个，三、四年级共用一个，每个年级占两纵排。当老师给一年级讲课时，二年级的同学就做作业；当老师给四年级讲课时，三年级的同学就做作业。只有在上音乐课或讲故事时，两个年级才合二为一。全校有70多名学生，但却只有两位男老师。黄大才老师30多岁，本地人，是从部队转业回乡的；另一位王天仁老师是外地人，刚师范毕业不几年。他们俩真是多才多艺，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及讲故事等课，样样都拿手；他们两人合作非常愉快，总是有说有笑。平时，他们对我就很关心，打这以后 ，就更加无微不至了。
当时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每天只有午、晚两餐。因老师少，没有专人做饭，都是放学后老师自己动手弄的。他们下厨时，就让我去看书做作业，若是我遇上难题，他们中的一位就干脆停住手中的活，给我细细辅导。由于有老师给我开“小灶”，我的语文和算术很快就从年级的第5名升到了头一名。有时他们也叫我帮一点忙，如生火、烧开水等，但劈柴挑水之类的重活决不让我干。他们还种有一块菜地，使得我们的饭桌上十分丰富多彩，别看当时每天只是3角钱的伙食费，但几乎餐餐都少不了有一点浑。就餐时，他们都争着给我夹肉，劝我要多吃一些，说是在长身体，同学们对我羡慕极了。我每一餐都觉得香甜可口，至今想来还是有滋有味，难以记忘怀。
他们两位老师经常督促我做好个人清洁卫生，还帮我剪头和洗衣服。那时的农村，人们很少刷牙，小孩更是不用说了。刚跟老师开饭不几天，他们就给我买来了牙刷牙膏，并作示范，要求我早晚各刷一次。有时我忘了，他们就要我补刷，然后才一起进餐。从那以后，我早晚刷牙的制度就一直坚持着，使得牙齿在同龄中算得是佼佼者，这是得益于黄、王两位老师呵！
有时我很陶气，下午放学后不打招呼就随同学们上山采野果，或到小河沟去抓鱼，往往天快黑了才回来。每碰到此类事，多是老师等到我回来后才进桌，就是先吃了也给我留下好饭菜。但都再一次叮咛，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凡去哪里都要告诉他们一声。对于我采回来的“战利品”，两位老师也高兴地吃，见他们吃得有津有味的样子，我心里舒坦极了。
星期六下午，学校一般都没有上课。有时两位老师都要到区里中心小学去集中，走前他们会给我留下足够的米、菜，并挑满水缸；有几次还带我一起走，就像是他们的小孩一样。若是遇上没有集中的星期天，黄老师离家仅20多里就回去了；王老师则高兴地带我去河边钓鱼，那有趣的情景就别提了。放假了，两位老师就各自回自己的家，我就得自己在家做饭。孤独一人，清汤寡水，觉得假期很长，真难受极了。每当此期，我都盼望快些开学，黄、王两位老师快些回校。无论他们去哪里回来，都忘不了给我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还有一件事，每每思起仍是令我热泪盈怀，感慨不已。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寒风剌骨，冷雨如针。我突然全身烧热，脑胀痛得很利害，想必是重感冒了。我的宗族亲友就只懂得请道公来驱鬼，其它办法一点也没有。两位老师非常着急，王老师二话不说就连夜赶往30里远的区里找区领导，并在天亮前带回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而黄老师则一直守候在我的床前，用毛巾浸冷水置于我的额头上散热，并力劝我的亲友退走道公。经医生检查，打针吃药后，我当天下午就有所好转，次日终于能上课了。第三天，两位老师还特地炖了一只母鸡给我补营养，使我很快就活蹦乱跳起来。当时，多亏黄、王两位老师有慈母般的情怀呵！
可惜的是，那一段美好的时光只有一年的时间。是到1958年的5月吧？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原因，生产队办起了食堂，说是吃饭不要钱。于是，我也不明不白地被转到了生产队食堂来打饭。说实话，当时我是舍不得与两位老师分锅的，伤心得都哭了。但无济于事，老师他们也是无奈的呵！记得当时，两位老师还给我送了一套衣服，说是用伙食费剩下来的钱买的，虽然我将信将疑，可还是高兴地穿上了。
1959年秋，我到公社所在地读了高小；次年二月，我父亲生前的战友赵秉清将我接到东兰县跟他读书。尔后，我念完了中学又到东北大学深造；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中，累创佳绩，被晋升为一名高级工程师，而且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星移斗转，大江东流，不觉40多个春秋逝去。黄大才老师已经作古了，而王天仁老师也不知在何处。值“教师节”20周年来临之际，作为他们两位的特别学生，我惟有默默于心里祈祷：愿黄大才老师在天之灵得到安息，愿王天仁老师晚年幸福、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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